2015年8月~11月,为配合陕京四线输气管道工程准格尔段的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准格尔旗文物管理所联合对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脑包湾村的工程建设区域进行了勘探和发掘。脑包湾墓群地处库布其沙漠东北缘、黄河南岸,西北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脑包湾村约2公里,北距十二连城古城约1.3公里。发掘共布10×10 米探方20个,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共发掘唐代砖室墓7座,出土遗物38件(组)。
7座墓葬均为带斜坡墓道和甬道的单砖室墓,坐北朝南,方向介于185°~195°之间。规模最小的M3的墓葬水平总长5.05米,规模最大的M4 的水平长度为8.3米。所有墓葬均开口于地表下约0.4米左右,打破黄褐色沙土层及其下青黄色胶泥层。多数墓葬的墓道平面略呈梯形,南窄北宽,部分口大底小,底部呈斜坡状,长4~5米不等。甬道较为短窄,顶部券成拱形,甬道入口及甬道内皆用砖封堵。墓室形制可分两类,第一类为方形墓室,共计5座(M1、M4、M5、M6、M7);第二类为船型墓,共计2座(M2、M3)。墓室皆建在方形土圹之内,方形墓室四壁中部略向外弧凸,用单层砖以三顺一丁的方式砌筑,墓室顶部为四边券进式穹窿顶,以砖平顺错缝砌筑。船形墓的整体造型像倾覆的轮船,墓壁在两层顺砖上砌一层丁砖,丁砖之上全部用顺砖错缝砌筑,顶部砌筑成三角形。方形墓的墓室规模以M4 最大,长2.68米、宽2.92米,M6的墓室最小,长2.25米、宽1.96米。船形墓M2的墓室长2.3、宽1.2米。所有墓室顶部全部坍塌,墓壁残高0.7~1.42米不等。墓室地面铺以青砖,方形墓的墓室北部皆有高出地面的砖砌尸床。
M4、M6、M7为双人合葬,M5为三人合葬,其余为单人葬。墓葬全部遭到盗掘,墓室内人骨散乱,已无法判断具体葬式。M1墓室尸床上残存东西向放置的梯形棺木朽痕,棺头朝西。其余墓葬的墓室淤土中也发现有铁棺钉,但木棺已被盗扰者毁坏,没有发现棺木痕迹。随葬品较少,分布位置较为凌乱,部分遗物出土于墓室地面向上约0.1~0.25 米的淤土中。出土遗物主要有陶壶、陶碗、铁剪、铜带銙、铜钱、骨簪、墓志、蚌壳及漆器残片等。方形墓葬的墓室内均出土有墓志,墓志或放于墓室入口处,或置于尸床南侧,基本保持原位。
M1与M5出土墓志的志盖均为盝顶,表面磨平,施一层黑色颜料。M4和M7墓室出土墓志以两块方形砖上下扣合,M6墓室和M7墓道出土的墓志则无志盖。除了M6墓志是由右向左竖向刻写之外,其余墓志皆用墨书楷体由右向左竖向书写。
根据墓志可知,这批墓葬为唐代胜州榆林陈氏家族墓,入葬时间为唐代开元年间。时间由早至晚依次为M7陈崇顺夫人张氏开元九年(721年)、陈礼(M6)开元十二年(724年)、陈行斌(M5)开元十六年(728年)、陈君(M4,墓志遭水浸腐严重,志文大部分漫漶不清)开元廿四年(736年)、M7陈崇顺开元廿七年(739年)。M1墓志的字迹全部脱落,但从墓葬位置和形制看,也应为陈氏家族中的一员。墓志反映出位置靠南的墓葬年代早于位置靠北的墓葬,位置靠西的墓葬年代又早于位置靠东的墓葬。M7墓主为“故右金吾卫、昭武校尉、前银州龙川府别将、上柱国陈崇顺”,M5墓主为“大唐故昭武校尉、前检校定襄军果毅,颍川陈君(行斌)”。而陈行斌墓志提到嗣子为(陈)崇祚,据此可知陈崇顺可能为陈行斌的子侄辈。陈行斌墓志还提到“君讳行斌,字行斌,幽都榆林也……与故夫人河东薛氏追锵凤之庆,祔葬于州之南原,侍先茔也”,由此可知,墓群附近的十二连城古城即是唐代的胜州榆林城,而此墓是葬入“先茔”,进一步印证了该墓群即是陈氏家族的家族墓地。
陈行斌祖籍颍川,反映出这支陈姓家族的渊源关系。颍川陈氏是以汉末大名士身份起家成为当时的巨姓望族,世代传袭,名重汉晋。他的夫人“河东薛氏”也是汉唐时期的名门望族。此次发掘的陈氏家族墓地出土墓志包含了丰富的信息,为研究颍川陈氏和河东薛氏的流布,唐代胜州榆林县的历史沿革和周边区域民族构成及葬俗葬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