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编者按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甘肃陇东地区及宁夏南部地区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这里又成为连接鄂尔多斯高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业文明的过渡地带，从秦汉到唐、宋、明等时期，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部族之间的战与和，在这一带交替上演，所以沿线的城址、堡寨十分密集。而流经该地区的泾河、蒲河、茹河、马莲河所冲积出的河谷 ...

编者按

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甘肃陇东地区及宁夏南部地区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这里又成为连接鄂尔多斯高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业文明的过渡地带，从秦汉到唐、宋、明等时期，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部族之间的战与和，在这一带交替上演，所以沿线的城址、堡寨十分密集。而流经该地区的泾河、蒲河、茹河、马莲河所冲积出的河谷地带，也成为连接关内与塞外的军事、通商的要道，是丝绸之路古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地探查这一地区的山川地形、边塞城址，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组织历史学、历史地理、考古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于2019年6月19日-25日，对上述地区进行综合考察。这也是继2017年居延遗址考察、2019年内蒙古长城沿线考察后，文研院组织策划的又一次西北考察。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文研院邀访学者马孟龙全程参与此次考察，并结合考察中的发现，对环江沿岸的历史地理进行了考证。最近，这篇文章发表于《敦煌文献》2019年第5期。本公众号特此转发，以飨读者。

西汉北地郡灵州、方渠除道地望考证

——以张家山汉简《秩律》为中心

文 | 马孟龙（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内容摘要：学界普遍认为隋唐灵州建置起源为西汉北地郡灵州县。本文梳理传世文献，同时利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所见地理信息，辅以实地考察，指出汉代灵州县在今甘肃省环县曲子镇，与隋唐灵州无关。而北地郡方渠除道的方位也需要重新思考，综合各种因素，其位于今甘肃省环县驻地环城镇的可能性较大。在未来的秦汉城邑定位研究中，应该更加重视张家山汉简《秩律》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 北地郡 灵州 方渠除道

　　

灵州（今宁夏自治区灵武市、吴忠市）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特别在唐中期至宋初成为连接中原与北方草原和西域交通的枢纽，对于维系中原王朝对外文化、物质交流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学界常把经由灵州沟通北方草原和西域的交通道路称为“灵州道”。关于灵州建置起源，宋代以来各类地志往往追溯到西汉北地郡灵州县，这一说法至今日仍为学界共识。

然而仔细考辨文献，把西汉灵州县视为北朝隋唐灵州前身其实大有问题。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以下简称《秩律》）的发现，进一步表明以往对灵州建置沿革的认识存在偏差。笔者有鉴于此，重新梳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相关记载，对西汉北地郡灵州县的地理方位进行考察，并附带讨论西汉北地郡方渠除道地理方位问题，希望有助于澄清灵州建置沿革、西汉初年北地郡辖域范围等问题，如有不当之处，还望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一、“汉代灵州县”非“隋唐灵州”考辨

《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北地郡有灵州县，班固注曰：“惠帝四年置。有河奇苑、号非苑”。[1]《汉志》并未记录灵州县方位信息，魏晋北朝文献亦不见灵州县地理方位的记述。唐人颜师古注《汉志》灵州县曰“水中可居者曰州。此地在河之州，随水高下，未尝沦没，故号灵州，又曰河奇也”。颜师古注文与《括地志》所载北魏灵州得名缘由相同：“薄骨律镇城以在河渚之中，随水上下，未尝陷没，故号曰灵州”[2]此段记述后被《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地志类文献承袭。汉代灵州县与北朝隋唐灵州同名，再加上颜师古注文照录《括地志》北魏灵州相关文字，很容易让人把两者联系起来。北宋《太平御览》辑录与唐代灵州相关的各类文献，亦将颜师古注文录入，表明编纂者认为汉代灵州即唐代灵州。[3]如果说宋代对于汉唐两灵州的关系尚不明晰，那么明代两者的承继关系已被落实。《雍大记》曰“灵州千户所，《禹贡》：雍州之域。西汉属北地郡，置灵州，后汉、魏、晋因之。”[4]《明一统志》宁夏卫“古迹”亦云：“灵州城，在卫城南，本汉灵州县，后魏为灵州，隋唐置灵武郡”。[5]清代各类地志文献均称汉代灵州与北朝隋唐灵州一脉相承。受明清地志的影响，《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汉代北地郡灵州县标绘于今宁夏自治区灵武市境内。[6]此后各类地名辞典、工具书载录汉代灵州县方位，均称今宁夏自治区灵武市、吴忠市一带（以下概称“灵武说”）。

通过上述梳理，所谓汉代灵州即隋唐灵州前身的说法，晚至宋代才出现，依据是颜师古注文转录了北魏灵州得名的文字，这种承袭关系的建立显然不够坚实。颜师古注文只能表明汉唐两灵州的得名相似，并不等于两者存在承继关系。笔者之所以做此判断，是因为唐代地志对北魏灵州的建置沿革有明确交待，《元和郡县志》载录灵州沿革为：

“汉时为富平县之地。后汉安帝永初五年，西羌大扰，诏令郡人移理池阳，顺帝永建四年归旧土。其城赫连勃勃所置果园，今桃李千余株，郁然犹在。后魏太武帝平赫连昌，置薄骨律镇，后改置灵州。[7]”

这里明确提到北魏灵州在汉代为富平县地，而非灵州县地，北魏灵州的源头只能追溯至十六国赫连勃勃之果园。在这种情况下，颜师古注文不能理解为唐人把汉代灵州县视作北朝灵州的前身。后人显然没有理解颜师古注释的真实含义，仅根据地名相同，就把两者视为先后承袭关系，完全无视唐代地志文献对北魏灵州沿革的记述，是极不严谨的做法。

其实《汉志》灵州县注记“惠帝四年置”（前191），也能透露出一些地理定位的线索。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秦将蒙恬率军北击匈奴，夺取河套地区。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七年后秦帝国的崩溃，匈奴夺回河套地区。此后直到西汉建立，汉帝国的西北边疆只能维持战国末年秦昭襄王时代的格局。冒顿单于“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8]这里的“故河南塞”即战国末年的秦昭襄王长城。这一局面直到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卫青夺取“河南地”才告打破。惠帝时期，汉帝国只能控制秦昭襄王长城以内的地区。而北朝隋唐灵州远在秦昭襄王长城以外（参见图一），惠帝时期设置的灵州县显然不在这里。早在上世纪80年代，周振鹤先生便敏锐地注意到这个问题，称 :

“北地之灵州县，《中国历史地图集》不定点置于河水附近，恐证据不足。《汉志》云灵州惠帝四年置，惠帝时故塞外之河南地尽入匈奴，不可能在河水边置灵州县。[9]”

周先生的看法极具见地。把汉代灵州定位于今宁夏自治区灵武市，与惠帝时期疆域形势不符，昭示传统说法并不合理。不过《汉志》注记郡县建置沿革并非全部可信，[10]倘若灵州设置于武帝以后，自然对传统说法构不成威胁。

本世纪初，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公布，其中《秩律》详细载录了吕后元年（前187）汉廷官员的秩禄级别，[11]各县道长官也排列其中。《秩律》简463文字为：

“私官，内者，长信永巷，永巷，詹事丞，詹事将行，长秋谒者令，右廏（厩），灵州，乐府，寺车府，内官，圜阴，东园主章，上林骑，秩（简463）[12]”

该简载录六百石秩级官员，“灵州”赫然在列，表明吕后元年朝廷官员编制存在“灵州令”，验证了《汉志》灵州县“惠帝四年置”注记真实可信。更重要的是，《秩律》载录的西北边疆地名全部在秦昭襄王长城以内，这不仅验证了《匈奴列传》的记载，还进一步表明“灵州”地处秦昭襄王长城以内。因而北魏隋唐灵州绝不可能是汉代北地郡灵州所在，“灵武说”完全不能成立。我们对西汉北地郡灵州县方位的认识，还需要重作考量。

二、汉代灵州县地望考证

其实唐代文献存有汉代灵州县方位的线索。《后汉书·安帝纪》元初三年（116）五月曰：“癸酉，度辽将军邓遵率南匈奴击先零羌于灵州，破之”。李贤注：“灵州，县名，属北地郡，故城在今庆州马岭县西北”。[13]李贤称汉代灵州地处唐代庆州马岭县西北，此说在唐代并非孤证。《通典·州郡典》庆州马岭县自注“汉灵州县故城在（马）岭北。”[14]《太平寰宇记》记述庆州马岭县沿革为：

“废马岭县，在州北七十里。本汉旧县，属北地郡，后汉省马领，复为灵州县之地。后魏为朔州之地。隋大业元年分合水县于此置马岭县，复汉县之名，以山形似马岭为名。[15]”

《太平寰宇记》虽未如李贤注、《通典》明确提到汉代灵州县方位，却言及东汉时期马领县废入灵州县，可以证明汉代灵州县、马领县（唐代马岭县）地域相近。《太平寰宇记》虽然成书于北宋，但资料来源以唐代文献为主，再考虑到宋代已无马岭县，故此处对马岭县建置沿革的描述应得自唐代文献。这与前述李贤注、《通典》合并论之，显然唐代存在汉代灵州县地处庆州马岭县西北的看法，并且流传甚广。前面提到传统“灵武说”追根溯源，出自后世对颜师古注释的误解，大致形成于宋代。而“马岭说”则是唐人明确的认识，广泛记载于各类唐代文献。因此不论是史料性质，还是史料形成年代，“马岭说”都要优于“灵武说”。在以传世地志为讨论基础的前提下，应当优先采纳“马岭说”。[16]

通过检索文献，我们找到了比“灵武说”时代更早、性质更可靠的“马岭说”。但是唐代毕竟距离东汉末年灵州县废除已有近五百年之遥。再考虑到唐代文献对汉代县邑方位的记述常有错误，因而还不能根据唐代文献妄下结论，必须综合考察其他因素，对唐代“马岭说”进行检验。

《汉志》灵州县自注“惠帝四年置”，以及《秩律》载录灵州等现象表明，汉代灵州县地处秦昭襄王长城以内。今甘肃省陇东地区的秦昭襄王长城走向较为明确，大致由宁夏自治区固原市进入甘肃省环县境内，沿环县境内的城西川—环县县城（环城镇）—城东沟分布，之后进入陕西省吴起县境（参见图一）。[17]唐代环江谷地由北至南分布着方渠、马岭二县，唐代方渠县即今环县驻地环城镇，故唐代马岭县北界必在秦昭襄王长城以内。也就是说，地处唐代马岭县北的“灵州故城”在秦昭襄王长城以内，与《汉志》《秩律》记载相符。

东汉时期，灵州与东羌关系密切。汉安帝永初年间，先零羌、烧当羌起兵对抗朝廷，羌酋零昌以丁奚城为中心建立政权。《后汉书·西羌传》永初六年（112）：“任尚复坐征免。滇零死，子零昌代立，年尚幼少，同种狼莫为其计策，以杜〔季〕贡为将军，别居丁奚城。”[18]此后围绕丁奚城的争夺，朝廷与东羌发生多次激战。《后汉书·安帝纪》元初二年（115年）“（十月）乙未，右扶风仲光、安定太守杜恢、京兆虎牙都尉耿溥与先零羌战于丁奚城，光等大败，并没。”元初三年“六月，中郎将任尚遣兵击破先零羌于丁奚城。”[19]关于丁奚城的方位，李贤注引《东观汉记》曰“至北地灵州丁奚城也”。[20]可见丁奚城就在灵州县境内。

图一 宁夏自治区南部、甘肃省环江流域历代古城分布图

地图数据来源说明：本地图地形数据和县、乡镇方位得自腾讯地图（http://map.qq.com）。汉代古城方位根据《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中国文物地图集·宁夏自治区分册》标绘。

先零羌、烧当羌原本分布于陇西的河湟地区，东汉初年被朝廷迁徙至陇山以东的安定郡、北地郡安置，故称东羌。[21]那么这些内徙羌人又具体分布在北地郡、安定郡的哪一区域？综合两汉时期羌胡内迁史事，安定郡、北地郡、上郡交界地区的“青山”历来为内迁羌胡部落的主要安置区。《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二十一年（45年）“夏四月，安定属国胡叛，屯聚青山”。[22]《后汉书·冯异传》：“青山胡率万余人降（冯）异。……上郡、安定皆降，（冯）异复领安定太守事。”李贤注引《续汉书》曰：“（卢芳）安定属国人，本属国降胡也。居参䜌青山中。”[23]《后汉书·西羌传》永建五年（130）“唯烧何种三千余落据参䜌北界”，[24]此处羌人聚居之地亦当为参䜌县青山。青山，即今宁夏自治区同心县与甘肃省环县之间青龙山（参见图一）。由于内迁羌胡部落主要分布在青山周围，故管理内迁羌胡部落的安定属国都尉、上郡属国都尉均驻扎在青山附近。安定属国都尉驻三水县，为今宁夏自治区同心县下马关镇红城水古城，[25]地处青山之西。上郡属国都尉驻龟兹县，为今宁夏自治区盐池县张家场古城，[26]地处青山之北。而唐代文献记载的汉代灵州县在青山东麓，属于东汉羌人聚居区，先零羌酋滇零在灵州丁奚城称帝，抗拒朝廷皆在情理之中。因此结合东汉内迁羌人部落地域分布，以及“永初羌乱”相关史事，唐代文献对汉代灵州县方位的记述非常可信。

我们接下来进一步限定汉代灵州县的地理位置。李贤注、《通典》称汉代灵州城在唐代马岭县西北。唐代马岭县即今甘肃省庆城县马岭镇。又《汉志》《秩律》表明灵州县地处秦昭襄王长城以内。秦昭襄王长城在今环县城西川—环县县城（环城镇）—城东沟分布，故汉代灵州县应在庆城县马岭镇以北、环县环城镇以南的地域范围内。这一地域范围山谷密布，地形破碎，只有环江谷地较为宽阔，适合建置城邑。根据《文物地图集》，在环城镇、马岭镇之间的环江谷地，恰有一座汉代古城，位于环县曲子镇刘旗村北，[27]将该古城对应为汉代灵州县最为合适。

2019年6月下旬笔者参加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组织的考察活动，于6月20日对甘肃省环县境内环江沿岸历代古城遗址进行考察，着重踏查了刘旗古城。通过实地考察，该古城位于合道川、环江交汇处的崖地，利用陡峭的河岸崖面修筑城墙，这与汉代城址多选址于河谷冲积平地的特征不符，反倒与唐宋军事堡寨的选址特点吻合。刘旗古城城墙布局和城墙夯筑方法与汉代古城不同，古城内采集的陶片主要为唐宋时期，综合来看应是一座唐宋时期的军事堡寨，而非汉代城址。陪同考察的环县文管所工作人员沈浩注先生向笔者介绍，将刘旗古城定为汉代古城的依据是明清方志（相关记载见后文）。而从我们实地考察所见，明清方志的说法显然存在问题。

沈浩注先生告知环县曲子镇另有一座汉代古城，未标注于《文物地图集》。考察团在沈先生的引领下对曲子镇古城进行了考察，经随行的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对古城城墙夯筑方法和城内散落陶片的辨认，确定为汉代古城。沈先生还告知，曲子镇中学历史老师张建刚数年前曾在古城内捡到一方带有铭文的瓦当，但是不能完全辨认其中的文字。考察团一行随后在张建刚先生处见到这方瓦当，瓦当带有20字铭文（参见图二）。随行考察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先生初步释读为“永建五年，汉德泽弗□，北地县灵州，夷狄族，戎伐休”。考察结束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中心的程少轩先生根据笔者拍摄的照片，将瓦当铭文释读为“永建五年，汉德隆兴，复北地，县灵州，夷狄族，戎伐休”。永建五年为东汉顺帝年号，可知该瓦当为永建五年制作，使用于北地郡灵州县官署，这表明曲子古城就是汉代灵州县。

图二 《庆阳通史》收录的“永建五年”铭文瓦当图片[28]

《汉志》灵州县自注“有河奇苑、号非苑”，此为马苑，说明汉代灵州县有较为发达的养马业。《秩律》“灵州”没有与六百石的县邑排列在一起，而是排列在太仆属官之间。秦汉的太仆主管马政，何慕据此认为西汉初年的灵州尚未设县，而是作为马苑直属太仆。[29]这一看法可以信从。汉代在环江谷地开展养马业的历史记忆在唐代仍有存留，《通典·州郡典》庆州马岭县自注“汉旧牧地”[30]。《太平寰宇记》庆州废马岭县“有马岭坂，左右带川，相传汉之牧地也”。[31]结合唐代文献对马岭周边汉代养马业的追溯，将曲子古城定为汉代灵州县也是非常合理的。

综合以上几点，笔者认为唐代文献载录庆州马岭县北的汉代灵州故城，应该就是今甘肃省环县曲子镇汉代古城遗址。

三、方渠除道地望考证

综合分析各种因素，将汉代北地郡灵州县定位为今甘肃省环县曲子镇古城是最为合适的结论。但是得出这一结论还面临一个障碍，那就是根据传世文献记载今环县南部汉代还设置有方渠县，如刘旗古城就被当地文物部门登记为“方渠县故城”。[32]今环县南部地区在汉代不可能同时设置灵州县和方渠县，因此本文对汉代灵州县地理定位能否成立，还需要厘清汉代方渠县地理位置。

在进行相关讨论之前，需要澄清一个问题，即汉代“方渠县”的定名并不正确。《汉志》北地郡辖“昫衍、方渠、除道、五街”等县道，[33]从唐代景龙元年（707年）“取汉县为名”设置方渠县来看，[34]至迟唐代初年已经把“方渠”作为一个地名来理解。上世纪90年代西安市相家巷村出土“方渠除丞”秦封泥。周天游、刘瑞敏锐地意识到“方渠除道”是一个地名，以往对《汉志》“方渠、除道”的分断方式并不准确。[35]方渠除道亦见于张家山汉简《秩律》简459：

“辨道、武都道、予道、氐道、薄道、下辨、獂道、略阳、县〈緜〉诸、方渠除道、雕阴道、青衣道、严道、·𨞻、美阳、坏（褱）德、共、馆阴〈陶〉、隆虑（简459）”

2001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公布时，整理者因受《汉志》点断方式影响，将“方渠、除道”分断为两个地名。[36]而《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则注意到陕西省博物馆藏有“方除长印”汉代官印，指出“方除”即“方渠除”之省，同时结合周天游、刘瑞研究成果，将该地名断为“方渠除道”。[37]由此反观《汉志》北地郡辖县之“方渠除道”也不应点断，而是一个完整的道名。秦汉“道”为朝廷管理蛮夷而设置的地方行政机构，常使用蛮夷部族名称或蛮夷词汇来命名。“方渠除”当为蛮夷词汇，因三字地名在秦汉时代较为罕见，故后人误以为“方渠、除道”是两个地名。因此，唐代以来所称呼的汉代北地郡“方渠县”并不准确，故后文所称一律订正为“方渠除道”。

环县文物工作者将刘旗古城定为汉代北地郡方渠除道的依据又是什么呢？今按，明清地志对汉代方渠除道的地理位置有较为明确的记载。《明一统志》陕西省庆阳府“古迹”列有“方渠废县”，其文曰“在环县南七十里，汉县”。[38]《读史方舆纪要》载“方渠城”为“（环县）南七十里，本汉县，属北地郡，后汉废”。[39]环县南七十里，正在今曲子镇环江与合道川交汇处，[40]显然明清地志所指汉代“方渠县”就是刘旗古城。环县文物工作者即据此将刘旗古城定为汉代方渠除道。

明清地志的说法出现太晚，是否可信，还需要作进一步讨论。关于汉代方渠除道的地理方位，更早的线索可以追溯至唐代。《通典·州郡典》庆州方渠县自注“汉旧县”，[41]《太平寰宇记》庆州“废方渠县，在州北一百八十里。汉旧县，废其地入马岭县。至唐景龙元年分马岭县以置焉。”[42]上述文献表明唐代的方渠县即承继汉代的方渠除道而来。唐代方渠县即今甘肃省环县，而刘旗古城正在环县境内，想必正是基于唐代文献记载，明人才把环县境内的刘旗古城指认为汉代的方渠除道。

然而，明人并未注意到唐代方渠县与明代环县辖域范围不同。唐代环江谷地自北向南排列着方渠、马岭、安化（庆州治所，今甘肃省庆城县）三县，而明代只有环县、安化两县。也就是说，明代环县南部的刘旗古城在唐代有可能属于马岭县，而非方渠县。从道路里程来看，刘旗古城距离环县约70里，距离马岭镇约40里，唐代属于马岭县的可能性较大。又《太平寰宇记》庆州废马岭县曰“又有水出县西北，《水经注》云，与青山水合”。[43]《太平寰宇》所引《水经注》之文不见于今本。李晓杰等人指出这段文字属于《水经注》佚篇《洛水注》，其原本面貌为“（洛水）与青山水合。”洛水即《汉志》泥水，今环江。这里的“青山水”即发源于环县西部青龙山之合道川。[44]《太平寰宇记》称合道川在马岭县境内，则地处合道川、环江交汇处的刘旗古城也在唐代马岭县境内，而不在方渠县境内。显然明代士人没有注意到马岭县的置废沿革，把明代环县境内的刘旗古城视为唐代方渠县境，从而把刘旗古城错定为汉代方渠除道。

前面提到，根据实地考察刘旗古城并非汉代古城，而地处刘旗古城南十里的曲子古城是汉代灵州县，那么汉代方渠除道又在哪里呢？笔者以为唐代文献称唐代方渠县沿用“汉旧名”是我们定位汉代方渠除道的唯一线索。根据前面对唐代方渠县、马岭县分界的讨论，两县的边界大约在今环县木钵镇，而《秩律》简459载录“方渠除道”说明其位于秦昭襄王长城以内。所以汉代方渠除道应在今环县环城镇、木钵镇之间地域范围内。

今环县樊家川乡马驿沟村西南有一座“安寨古城”，被当地文物部门登记为汉代古城。[45]乾隆《环县志》曰：“安塞废县，在县东四十里。汉置县，后废为镇。”[46]笔者向沈浩注先生咨询，得知将安塞古城定为汉代古城的依据正是乾隆《环县志》，就古城选址和遗物来看，这其实是一座宋代堡寨。

前面提到，环县境内多为破碎的山间河谷，只有环江谷地较为宽阔，适合建置县邑级别的城邑。因此汉代方渠除道若地处唐代方渠县境内，那么应在今环县环城镇至木钵镇之间的环江谷地内。在这一狭小的地域范围内，最为值得注意的是今环县政府驻地环城镇，这里地势较为平坦，非常适合建置县邑，自唐代以来一直是县级城邑。而环城镇的汉代遗存较为丰富，其城子岗曾出土新莽钱范，另据沈先生介绍环城镇曾发现高等级汉代砖室墓。种种迹象表明，今环城镇在汉代应存在一处高级别聚落，很有可能就是方渠除道所在。由此看来，《通典·州郡典》《太平寰宇记》等唐代文献称唐代方渠县为“汉旧县”绝非空穴来风，可能表明唐代方渠县所在就是汉代方渠除道。

余论

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

——谭其骧《禹贡》半月刊发刊词

历史事件的发生均有特定的地域空间。要想深入了解历史原貌，地理空间的复原是讨论前提。因此对于传统的沿革地理学来说，古地名地望考证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中国历史文献保留了丰富的古代地名方位信息，是以往学界进行古地名定位的主要依据。然而受到文献资料保存现状的限制，年代越早的地名，地理定位的难度越大。具体到秦汉地名，明确载录地名方位的秦汉文献几乎没有，只能大量依赖唐宋以后的晚出文献。而受年代隔阂的局限，以及文献传抄过程中导致的文字讹误，晚出文献对秦汉城邑方位的记述存在诸多问题。再加上唐宋以后，文献流传又不断衍生新的讹误，因此造成秦汉地名定位困难重重。

二十世纪以来，大量秦汉简帛的发现给秦汉史研究带来“史料革命”。这些秦汉原始文献所蕴含的史料价值远远超出魏晋以后的晚出文献。新史料的运用，极大地推进了秦汉历史研究各个领域的发展，秦汉地名定位也不例外。出土秦汉简帛资料中，不乏蕴含城邑定位的宝贵信息。在对秦汉城邑进行地理定位时，学界广泛使用了古地图、道里簿、质日三类出土文献，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不过，面对丰富的秦汉简帛文献，学界除上述三类文献外，对其他简帛文献的利用十分有限。其实在各类秦汉出土文献中，蕴含着丰富的城邑定位信息。只不过这类信息并非明确的道路里程或方位标识，对于这类信息的使用，要结合相关史事、地理环境才能显现出独特的学术价值。以往学界并未意识到《秩律》具有城邑定位的作用。而本文通过两个实证研究，意在指出：倘若使用得当，类似《秩律》这类仅仅载录地名的出土文献，同样可以“提炼”出秦汉城邑地理定位的重要价值。

大量秦汉简帛文献的出土，为学界深化秦汉城邑定位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当大家期待新的“古地图”、“道里簿”、“质日”类文献“现身”的同时，是否意识到我们对已有出土文献的发掘仍有欠缺呢？倘若变换思路与视角，综合传世文献、地理环境，一些看似与城邑定位毫无关系的出土文献，其实可以“闪射”出独特的学术价值，这正是笔者写作此文过后，得出的一点儿启示。

附记：本文写作获益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组织的考察活动，同时环县文管所沈浩注先生提供了大量当地文物信息，另外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程少轩先生帮忙释读瓦当铭文，谨向北大文研院、沈先生、程先生表示感谢。

　　

注：

[1]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1616.

[2] 乐史. 太平寰宇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759.

[3] 李昉, 李穆等. 太平御览: 第一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800.

[4] 吴敏霞主编. 雍大记校注[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0:62.

[5] 李贤等撰. 明一统志[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0:644.

[6] 谭其骧主编. 中国历史地图集[M].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2:17-18.

[7] 李吉甫. 元和郡县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91.

[8]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2890.

[9] 周振鹤. 西汉政区地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136.

[10] 马孟龙. 西汉广汉郡置年考辨—兼谈犍为郡置年[J]. 四川文物, 2019(3).

[11] 马孟龙.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二年律令·秩律》抄写年代研究—以汉初侯国建置为中心[J]. 江汉考古, 2013(2).

[12] 彭浩, 陈伟, 工藤元男. 二年律令与奏谳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270.

[13]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225.

[14] 杜佑. 通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4520.

[15] 同[2]: 709-710.

[16] 赵以武注意到了传世文献关于灵州地望的“马岭说”，但是他认为马岭西北的灵州县是东汉永初五年为躲避羌乱而内迁的新址。（见《“北地傅氏”的郡望所在》，《社科纵横》1995年第5期；《关于汉晋之际北地郡的变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详见本文正文论述。

[17] a. 彭曦. 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M]. 兰州: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0；b. 刘萧睿, 陈探戈. 甘肃环县战国秦长城调查[G]// 梁安和, 徐卫民主编. 秦汉研究[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c. 国家文物局主编. 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省分册: 上册[M]. 北京: 测绘出版社, 2011: 224-227.

[18] 同[13]: 2888.

[19] 同[13]: 224-225.

[20] 同[13]: 224.

[21] 同[13]: 2878-2886.

[22] 同[13]: 73.

[23] 同[13]: 651.

[24] 同[13]: 2896.

[25] 张多勇. 历史时期三水县城址的变迁[J]. 西夏研究, 2015(1).

[26] 马孟龙, 昫衍. 抑或龟兹—宁夏盐池县张家场古城性质考辨.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待刊).

[27] 同[16]c上册: 227, 下册: 382.

[28] 张文先, 马啸. 庆阳通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272.

[29] 何慕.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所见吕后二年政区及相关问题[D]. 武汉: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2006: 26-27.

[30] 同[14].

[31] [2]: 710.

[32] 同[27].

[33] 同[1].

[34] 同[7]: 69.

[35] 周天游, 刘瑞. 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选释续[G]// 陕西历史博物馆主编.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 第8辑[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1.

[36] 同[12].

[37] 同[12]: 281.

[38] 同[5]: 631.

[39] 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2764.

[40] 同[6].

[41] 同[13]: 4521.

[42] 同[2]: 710.

[43] 同[2]: 710.

[44] 李晓杰主编. 水经注校笺图释·渭水流域诸篇: 上册[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272-273.

[45] 同[16]c下册:382.

[46] 高观鲤. 环县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 第15册[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8:11.

　　

责任编辑：周敏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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