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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辽宁地区普遍使用铁器农耕
考古工作者在采集炭化植物遗存。
竖耳陶罐
陶甑底部有蒸气孔。
陶甑
两个较完整的西汉时期铁镢。
汉朝时，辽东人住半地穴式房屋
王义沟遗址位于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北甸子村附近的一座小山岗上，分布面积约1.5万平方米，北部紧邻浑江的重要支流富尔江。这里在2018年之前曾进行过3次发掘，2019年6月起，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王义沟遗址进行了第四次考古发掘。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薛英勋说，通过4次考古发掘，发现这是一处使用时间较长的聚落址。2018年和2019年对遗址南部共发掘2000平方米，包括房址6座、灰坑6座、沟4条、墓葬1座。发现这里的房址均为半地穴式，深入地下30厘米至50厘米左右，分为长方形、圆形两种建筑形制，陶器集中出土在房子东部。为什么采用半地穴式建筑呢？薛英勋解释，这是生活在寒冷地区的先民为抵御严寒，出于保暖和建筑稳定的需要而专门设计建造的。
“遗址出土遗物数量不多，包括陶器、石器和铁器三大类。”薛英勋说。他说，出土的陶器主要为夹砂陶，又可细分为夹粗砂、夹细砂两种，泥质陶数量较少，仅零星发现了一些素面或绳纹灰陶片。陶器的颜色主要是黄褐色、红褐色、灰褐色三种，也有少量磨光黑陶；可辨的器形有壶、罐、甑（zèng)、豆、钵、杯、纺轮和网坠等。
从出土的陶器风格来看，该遗址还是以本地居民的土著文化为主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吴亚成介绍说，在出土陶器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个褐色竖耳陶罐，以及一些绳纹陶器，这些陶器上出现的绳纹，是用陶拍子拍打陶坯形成的，目的是增加陶器的强度，使其更耐用结实，也让陶器更扁更薄。吴亚成分析，融合了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元素的绳纹陶器，说明当地百姓正在逐渐吸纳中原地区先进的制陶工艺，制作出本地陶器，但相比中原地区陶器的精致，还略显粗糙厚重。这种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因素相融合的陶器，在抚顺莲花堡遗址和桓仁县抽水洞遗址中都有出土。
在一个灰坑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陶甑，底部有小孔，是用来蒸食物的用具。这件陶甑的特别之处是，在靠近底部的腹壁上，额外又增加了一周小孔，以增加透气性，此外在陶器近口部位破损处，留有两个锔孔。吴亚成解释，这是修补陶器的痕迹，说明当时陶器非常珍贵，不是很容易得到，破损地方要修补。
遗址出土的石器以磨制石器为主，少部分为打制石器，大型石器有石镐、石斧、石凿、石刀、石锤等，小型石器有石坠饰、石镞、网坠等。
根据出土文物，考古人员初步判断该遗址所处的时代为汉朝。
出土20余件铁镢印证先民农耕生活
让考古工作者兴奋的是，遗址内出土了一批铁器，它们表面锈蚀严重，多数已残缺不全，可辨器形有铁镢、铁镐、鱼钩、铁镞等。从这些生产工具的发现可以推断，王义沟遗址的先民以农耕、打猎、捕鱼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和2019年，在遗址南部一共出土了20余件铁镢，大小多为5厘米宽、8厘米长，是近年考古发现铁镢数量较多的一次，这说明当时辽宁地区使用铁镢农具进行耕作已经非常普遍。”吴亚成说，从战国中期开始，冶铁业逐渐发展起来。到了汉代，冶铁技术日趋成熟，铁镢的广泛使用就是在战国至两汉时期。
分析遗址内出土的器物，考古人员发现，宽甸满族自治县刘家堡子遗址、抚顺莲花堡遗址都出土过相似的文物。而遗址内的两座房址又与桓仁县抽水洞遗址的形制相近，器物也类同。因此参考以上3处遗址，考古人员认为王义沟遗址所处的时代应该在西汉早期至东汉初期。
查阅史料发现，铁农具按功能可分为初耕农具、播种农具、中耕农具、收获农具四种类型。其中初耕农具占最大比例，而镢属于初耕农具，是一种类似镐的刨土工具，主要运用于开荒、挖掘和整地。据专家对目前全国各地出土的西汉时期铁农具的统计，发现相比战国中晚期，西汉时期铁农具的数量明显增多，使用地域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从冶铁业发达的中原地区扩展到东南沿海和西南云贵地区，铁器的使用范围已遍布全国各地。
20世纪50年代后，在河南、山东、北京、江苏等地相继发现了许多汉代冶铁遗址，从遗址可以看出，西汉冶炼工序集中、设备齐全，而且出土铁农具的类型齐备，从开荒整地到收获加工，拥有一套完整的农具体系，极大地促进了汉代农业深耕细作技术的发展和农业效率的提高。
熊岳是西汉48个炼铁场之一
西汉时期冶铁业何以兴盛起来？据《汉书》记载，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汉文帝允许百姓自己铸钱，于是各地的冶铸业迅速发展起来。到了汉武帝时（公元前119年），“置盐铁官于产盐铁的郡县，以收盐铁之利。盐官共三十五，铁官共四十八。”汉武帝在全国出产铁矿的郡县设立了48个铁官，下面设有炼铁场，组织开采、冶炼及铸造铁器。在48个炼铁场中，辽宁占有一席之地，即辽东郡平郭县炼铁场，位于今天营口市鲅鱼圈区熊岳镇。
这48个铁官当时分布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40个郡内，区域辽阔，足见汉武帝时采矿、冶铸规模之宏大。汉武帝还起用桑弘羊等人当大司农，主管全国铁器的生产。此外，西汉还沿袭了战国时冶铁业的三级监造制度，并严格实施，这成为西汉冶铁质量提高的重要原因。
所谓三级监造，即从中央到地方的器物制造，分为监造者、主造者、造者三级。监造者是官府或上一级机构派来的监工；主造者是工师；造者是产品的直接生产者，由身份自由的“工”及刑徒和官奴组成。为“考其诚”，各级监造者、主造者与造者都必须在铸器上依次镌镂其名，以达到“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的目的，官府会对所制的产品，按质量优劣进行赏罚。这种追溯责任制度促进了冶铁质量的提高。
由于资金雄厚、人力充足、管理有序，在炼铁官营全面实施后，全国冶铁技术不断提高，冶炼规模不断扩大，直接导致了生产生活工具的重大变革，铁农具以其锋利、耐磨、有韧性和富足的产量，最终取代了木质、石质等以往各种质地的耕具。
王义沟出土的铁镢，正是金属第一次普遍应用于农耕用具的体现。专家认为，西汉时期，丰富的铁矿资源和发达的冶铁业将我国农业带入铁器化时代，中国古代社会也由此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而盐铁官营制度也自汉代一直延续到现代。
本次王义沟遗址出土的20余件铁镢，为研究汉代冶铁工业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业内人士分析：这些铁镢很有可能来自平郭县炼铁场，也有可能来自中原地区。下一步，考古人员还要对这些铁镢进行金相分析，根据金属内部微量元素含量，确认铁镢的真实身份。（本文照片来自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图文转自：《辽宁日报》电子版 原文发表于：《辽宁日报》2020年4月1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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