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雄安新区成立以来，为国家千年大计，各行各业陆续投入新区建设之中。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雄安质量”被不断创造并成为标准。作为传承雄安历史文脉，先行于新区建设的考古工作，在国家文物局、河北省文物局的规划和指导下，雄安联合考古队三年年来开展了一系列重要工作。在考古工作中，考古队员勤恳踏实，勇于创新，体现 ...

自雄安新区成立以来，为国家千年大计，各行各业陆续投入新区建设之中。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雄安质量”被不断创造并成为标准。作为传承雄安历史文脉，先行于新区建设的考古工作，在国家文物局、河北省文物局的规划和指导下，雄安联合考古队三年年来开展了一系列重要工作。在考古工作中，考古队员勤恳踏实，勇于创新，体现出了雄安考古中的雄安质量。

作为雄安考古的一员，笔者先后与河北省文保中心高伟、崔永超，承德市文物局王彦捷、李楠、李博，及山东大学数名研究生等成员，组成了联合考古队二组，全程参加了雄安新区的调查、勘探、发掘和资料整理工作，见证了雄安考古的全过程，对工作中的雄安质量深有体会。

　　创新的考古调查与考古勘探

雄安新区考古调查中，不仅应用了目前国内较为流行，也是最为系统和精细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方法理念，而且针对新区深处冲积平原的地理特点以及服务新区建设的任务目标，在工作中创新工作路线，调整工作方法，采取了一系列不同以往的策略：对遗址周边环境的古今变迁进行初步分析，注意观察河流冲积等可能影响遗址埋藏的地貌信息，利用剖面区分遗址中的次生堆积，重点调查适宜先民定居区域；坚持聚落考古理念，尤其针对大遗址，在可能范围内将其视为大的整体观察和调查，不仅局限于核心地带（如城址的城墙内）的踏查，也注重遗址边缘区域的遗存分布情况，通过系统调查试图初步理清遗址的聚落格局及功能分区等信息；施行地面踏查、民间走访和初步勘探相结合的调查方法，注重墓葬等不易发现遗存的线索收集，通过初步勘探确定调查区的文化堆积的有无及其大体保存情况。在创新型调查方法的指导下，新区调查确定的遗址数量不仅较以往大有增加，而且对各遗址内涵的认识更加清晰和明确，为下一步的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工作提供了翔实的基础信息。

考古勘探是调查工作的深入，尤其服务于城市建设目的的勘探工作更为重要，它不仅应理清遗址文化堆积的有无和分布范围、保存情况等基本信息，更应力求区分其原生或次生属性及其分布规律等情况。联合考古队对雄安新区启动区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正是按照这种要求进行的。以安新西阳遗址的勘探为例，正式勘探之前，遗址主要在西阳村西两个相邻的大型取土坑坑壁上发现遗物，一处有较多战汉时期的砖瓦残片，另一处则发现有西周时期的陶簋等残片，在新区较为罕见；但两取土坑面积巨大，总体约3万平方米，且除两地点外，其他区域发现遗物极少，无明确的文化层发现。遗址是否为原生？是否还有残存的文化堆积？两处较多的遗物点属于冲积而来的次生堆积抑或是来自被翻动的更深文化层？这些均不清楚。而通过对西阳村民的走访得知，两个取土坑周围曾发现瓷器墓和陶器铜器墓两座，这一信息使得遗址的情况变得更为扑朔迷离。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调查和完善了勘探计划：扩大普探范围，勘探面积确定为取土坑及周边7万余平方米；对取土坑两处发现遗物地点周边、村民提供的墓葬线索位置以及普探中有其他线索的区域密探。最终的勘探结果表明：西阳村西侧有一条古河道，河道应自北侧的西里南等遗址而来，向南蜿蜒至向村南等遗址（西阳遗址所在区域遗址密集，有的遗址也发现了相同的河道迹象）；河道在西阳村西穿过两取土坑，其中发现西周陶片的地点就位于河道内淤积层中，因此推断上述陶片应为冲积而来的次生堆积；紧邻西阳村西，曾发现瓷器墓的地点确有墓葬线索，但此处目前大都被村庄占压，无法详细勘探；有陶器铜器墓地点距发现战国汉代遗物地点很近，而对这一区域勘探并未发现其他墓葬线索，因此推测此区域可能原有零星墓葬，但现已破坏殆尽。系统的勘探方法使遗址的情况变得逐渐明朗起来，辅以其他线索的分析，不仅可以获得基本的勘探信息，而且对遗址堆积的分布规律、古代环境等信息有了更多了解。

　　以最小堆积为基础单位的考古发掘

雄安考古田野工作中的雄安质量，一方面体现在考古信息系统等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应用，以及环境考古、遥感考古等学科交叉研究课题的实施，另一方面则体现在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的方法创新和工作细化。

我国“土中找土”考古发掘的田野条件和工作模式本来极具挑战性，但经过前辈学者的不断探索，新中国建立前后已经确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发掘方法，并以各种确定的遗迹为基础发掘单位。21世纪以来，随着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在新理念、新方法的指导下，《田野考古规程（2009）》明确提出了以堆积单位（最小堆积体）为发掘和记录的最小单位的工作理念，并设计了相关记录图表。然而，目前在我国大多数发掘工作中，因各种原因，遗迹单位仍然是发掘过程中辨识、清理和记录的基础单位，最小堆积单位往往仅为归属于某一遗迹单位中的清理和记录的次级单位；这种做法与我国早期的发掘方法实质并无太大不同。

雄安新区的考古发掘中，我们在南河、向村南等遗址，全面试行以最小堆积单位为清理、记录以及分析的基础单位的发掘方法，具体方法为：

对划定的最小堆积单位先给于临时号，临时号格式为“#×（数字）”，而不事先给于房址、灰坑等正式遗迹号；待遗迹整体性质明确后才最终给于正式遗迹号。

在记录过程中，文字、测绘、影像并举，特别重视照相资料；对最小堆积单位拍摄开口照、剖面照、进度照、完工照等必要照片。临时号的使用不仅可以方便记录，避免改号的麻烦；更重要的是，真正把最小单位作为清理记录的最小单位，明确其独立属性。

这一发掘方法，往往对最小堆积单位所在遗迹的性质和堆积形成过程带来全新的认识：尽管有些堆积单位可以归属于同一遗迹单位，但其性质和时代可能大有不同；反之，有些堆积单位虽然可归属于不同的遗迹单位，但它们之间却有密切的关系。而作为最客观的记录资料，大量照相记录的存留，保证了即使在堆积判断、清理过程中出现错误（这种或大或小的错误在我国多数发掘中实际是难以避免的），也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复原正确的堆积关系。

下面以向村南遗址J1为例，详细介绍其发掘过程和方法。

▲向村南遗址J1 结构及相关堆积三维剖视图

经最终清理确认，J1主体开口于探方②层下，③层层表。②层出土遗物特征表明其年代应为宋元时期或更晚；③层为生土，根据③层层表平整规则，有踩踏痕迹，并有其他遗迹开口或依托于层表的情况，可判断其为一处地面，也即J1废弃后先民活动的活动面。J1通深3.85米，总体结构为一座先挖井坑，后在井坑内修整井台、垒砌井圈的深水井。其中，井坑范围内的堆积分为8层，第1、2层为水井废弃后形成的填埋堆积，井台和井圈开口于其中第2层下。井台为土台，平整较硬。井圈主要由青、红素面砖分三层三种方式垒砌，惜上端部分已崩塌。井圈内的填埋堆积分为5层。

除水井主体外，在水井的井坑范围及周边还曾清理以下堆积单位：其西部的②层下、③层层表原开口一坑状遗迹，整体为长条形，壁近直，底较平，其中填土分为两层（临时号为#13、#17）；此遗迹周边又有一较③层层表其余区域更为明显的活动面（临时号#11，较硬，并夹杂少量砖瓦碎片）。发掘前期，在①层下、②层层表上还发现一土质和包含物不同于周边的堆积（临时号#6，较疏松，并夹杂较多砖瓦碎片）；后经对比，其分布在井坑范围内之上的东北侧，并紧邻西侧的坑状遗迹。

按照一般发掘方法，#6可视为一个较浅的灰坑或归入②层中，#13和#17所在的坑状遗迹可定为打破J1的灰坑，#11活动面可被视为③层表的一部分，其余堆积属于J1。但应用上述方法，发掘过程中，我们对上述所有堆积单位均独立清理和记录，仅给与了临时号；另发掘中及结束后，我们详细记录了各堆积单位的具体情况及其可能存在的联系。最终，通过对出土遗物分析，发现井圈内的填埋堆积（1-5层）、井坑内的填埋堆积（1-2层）、井坑西部坑状遗迹（#13、#17）、其周边活动面（#11）及开口于①层下的灰土堆积（#6）的包含物高度一致，均以碎砖瓦为主，并都有少量釜、罐、豆的器物残块，不同堆积间多有明显为同一器物或可拼合的陶片，遗物年代均属战国汉代时期。这一情况可基本判定它们原均为水井废弃后短期或一次性填入的堆积。而结合上述情况及其他线索，对于J1中和#6等水井主体周边堆积，则可最终将形成过程还原，并确立它们最终的正式编号：J1使用年代应为战汉时期，伴随它的废弃，其井圈上部崩塌，并被填入大量砖瓦等废弃堆积。之后，在③层层表作为后期活动面期间，由于向村南遗址主要为唐宋墓葬区（在勘探过程中遗址发现较多墓葬，并且大都被盗），盗墓现象频发，J1也被盗墓者误判为墓葬进行盗掘（J1在前期考古勘探过程中，由于种种相似迹象也曾被判断为墓葬），井坑范围内西部的坑状遗迹，呈直壁的长条形，与一般盗洞形制相似，应正式编号为盗洞（D1）。盗墓者发现判断错误后，停止盗掘，但盗洞中的堆积已被翻至其东北侧，形成了灰土堆积（#6），同时由于盗洞周边经盗墓以及此后的频繁踩踏，形成了一较小的活动面（#11），其中掺杂少量盗洞中翻出的砖瓦碎片，两者应正式编号为灰土堆积1（HD1）及活动面1。最终，盗洞被再次填埋，其他遗迹也被更晚的堆积掩埋；不过这一过程可能主要由自然力量为主缓慢进行的，大量砖瓦未被填回，盗洞填埋土土质细腻均匀，砖瓦较少，且有分层现象。

总之，向村南遗址J1的发掘表明，以最小堆积为基础单位的发掘方法能更有效地复原堆积的形成过程，反映遗迹及其中各堆积的性质，合理解释堆积单位之间的关系。精细化的田野发掘和资料整理可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更加客观和精准的材料，与粗放型的发掘方法形成了鲜明对比。此种方法的应用，不仅是我国田野考古技术不断进步、对“透物见人”学科目标孜孜追求的结果，更是联合考古队在雄安新区工作中，响应国家号召，呼应各行各业，追求雄安质量的创新实践。

　　 （作者单位：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

　　

　　编辑：韩旭川

　　审核：王龙霄

　　本文刊登于2020年4月17日

　　《中国文物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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