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历史考古学重在何为　　白云翔 一 　　“历史考古学”，又称之为“历史时期考古学”，是考古学的基本分支学科之一。　　夏鼐先生等指出：关于考古学的分支，“从研究的年代上划分，考古学可分为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两大分支。也有人主张在两者之间加入原史考古学而成为三大分支，但从实际意义来说，原史考古学的重要性不如前两者。史前考古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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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考古学重在何为

　　

白云翔

一

　　“历史考古学”，又称之为“历史时期考古学”，是考古学的基本分支学科之一。

　　夏鼐先生等指出：关于考古学的分支，“从研究的年代上划分，考古学可分为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两大分支。也有人主张在两者之间加入原史考古学而成为三大分支，但从实际意义来说，原史考古学的重要性不如前两者。史前考古学的研究范围是未有文字之前的人类历史，历史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则限于有了文献记载以后的人类历史，两者的界线在于文字的发明”。就中国考古学来说，关于历史考古学的年代上限，如果考虑到夏代是第一个有文献记载的古代王朝，而夏代建立于公元前21世纪，那么，可以划定在夏王朝建立的公元前21世纪；但是，如果考虑到我国古代成熟的文字系统和文字制度目前可以上溯到殷商时期，那么，则可以划定在盘庚迁殷的公元前1300年左右。从考古学和历史学两方面综合考虑，笔者以为我国历史考古学的年代上限划定在夏王朝建立的公元前21世纪为宜。当然，公元前21世纪～前11世纪的夏商时期乃至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的西周时期的考古学更多地具有原史考古学的性质和特点，因此，本文所论更多的是就东周以后的历史考古学而言。

　　关于历史考古学的任务和特点，夏鼐先生等也曾指出：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的基本属性、研究对象和最终目标是相同的，但“两者的研究任务也有所不同。史前考古学承担了究明史前时代人类历史的全部责任，而历史考古学则可以与历史学分工合作，相辅相成，共同究明历史时代人类社会的历史”（这里的“历史学”是指狭义的历史学，即“文献史学”）。基于上述论断并结合我国古代文献的特点、笔者对历史考古学的思考和实践，我们曾经指出：“历史考古学相对于史前考古学而言，具有两个最鲜明的特征：其一，是必须与文献记载相结合；其二，是主要任务和研究的重点发生转移，即转移到物质文化的研究、精神文化的物化研究和社会生活的具象化、实证化研究”（白云翔）。从文明史的角度讲，这里的“物质文化”即“物质文明”，“精神文化”即“精神文明”。

　　近二十年来，我国的考古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新的时代特色。其变化之一是“田野考古领域进一步扩展，考古发现更为丰富多彩。田野考古在时间上的扩展，不仅表现在对‘古不考三代以下’观念的彻底摒弃，而且表现在对明清时期田野考古的重视和实施，顺应了世界考古学的发展趋势”（白云翔、施劲松）。从全国田野考古的实践来看，每年的重要考古发现中，包括夏商周在内的历史时期的考古项目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即使秦汉及其以后历史时期的考古项目也已经占据“半壁江山”。“考古学的发生和发展，始终是同考古发现相伴随的”（白云翔）；“新材料出新学问”，随着历史时期田野考古的一系列新发现，历史考古学各方面的研究也进一步展开，并逐步深化。历史考古学在整个中国考古学乃至我国文化遗产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在日益凸显。这里采用“举例说明”的方式，结合近二十年来我国历史时期的田野考古发现，就历史考古学的主要任务和重点略作论述。

二

　　物质文明作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体现社会生产力发展进步的物质成果，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按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科学技术及其发展水平也属于广义上物质文明的范畴。它既是社会进步的最根本的因素，也是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指示器”，更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它涉及到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到一座城市、小到一件物品都有所反映和体现。作为根据实物资料和信息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考古学，在物质文明的研究上具有独特的优势。苏联十月革命以后，曾一度把“考古学”改称为“物质文化史”，并一度把考古研究机构改为“物质文化史研究所”，这无疑是对考古学性质和任务的曲解，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物质文明研究在考古学中的份量。

　　近二十年来历史时期的田野考古，使得物质文明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其中，既包括以手工业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生产研究，也包括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物质条件的研究。

　　桥梁，作为重要的交通设施，是古代人们跨越河流的主要途径之一，桥梁建设及其水平是物质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2012年以来，在西安汉长安城以北和东北的古渭河上先后探明古代桥梁遗存三组7座。其中，位于汉长安城厨城门外1200米处的厨城门1号桥（图一），发掘清理出大量木桥桩，桥桩间距3～7米不等，残高5.2～6.6米，东西两侧桥桩之间宽15.4米，南北桥长约880米，同时还发现大量长方形、方形、五边形和梯形的石构件，其年代为汉魏时期。据此复原，厨城门1号桥是汉魏时期渭河上一座长800米以上、宽15米左右的木梁柱结构的大型木石构桥梁，真实地再现了2000年前我国古代桥梁的结构、规模和建造技术水平。

图一 西安汉长安城厨城门1号桥（北→南）

　　

　　瓷器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成就之一。早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前期，原始瓷器就已经出现，到东汉时期烧制成功了真正的瓷器。魏晋以后的瓷器烧造业作为当时规模最大的手工业，不仅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支柱作用，而且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还是宋元明时期重要的对外贸易商品，是当时物质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瓷器烧造业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是手工业考古中历史最久、用力最多、成果最为丰硕的一个领域，历代瓷窑址的调查和发掘几乎年年都有，重要的发现接连不断。譬如，浙江东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窑址群、福建永春苦寨坑有别于浙江原始青瓷技术体系的夏商时期的原始青瓷窑址、浙江德清火烧山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的原始瓷窑址以及亭子桥战国时期的原始青瓷窑址的发掘；浙江上虞禁山东汉至西晋时期的早期越窑青瓷遗址、上虞尼姑婆山三国孙吴至西晋时期的青瓷窑址的发掘；作为晚唐和五代时期秘色瓷和宫廷用瓷主要产地的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秘色瓷窑址、杭州市上城区与南宋修内司官窑有关的老虎洞窑址、浙江龙泉与宋代“哥窑”有关的黑胎青瓷窑址的调查与发掘；长沙铜官窑遗址晚唐五代至明代遗迹的发掘；江西景德镇地区唐宋至明清时期多处瓷窑址的连续多年的调查和发掘；安徽繁昌五代至宋代的青白瓷窑址的发掘；河南禹州神垕镇唐代至元代钧窑址、禹州闵庄宋元明时期的钧窑址、巩义唐代烧制青花瓷、唐三彩以及白瓷的黄冶窑址和白河窑址的发掘；河北曲阳唐至元代定窑遗址的发掘；山西河津固镇宋金瓷窑址的发现和发掘等。这些瓷窑址的发掘及相关研究，都进一步深化了我国瓷器起源、制瓷技术演进及历代制瓷业生产的研究。

　　造纸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魏晋以后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2005～2008年江西高安华林宋元明时期造纸作坊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先后在周岭村和西溪村清理14座水碓，并在周岭村和福纸庙等地清理出沤竹麻塘、抄纸坊、拌灰与发酵的工作台、石灰堆、烧碱坑、尾砂坑等遗迹，以及引水管的痕迹，结合《天工开物》等有关古代造纸的记载，基本复原了当时从伐竹到沤料、煮料、腌料、舂料、配药制浆直至抄造成纸的一整套以竹子为原料造纸的工艺流程及造纸作坊。类似的宋代造纸作坊遗址，在浙江富阳泗州也有发现，并且其工艺技术大致相同。

　　实际上，随着田野考古新发现的不断增多和内涵的逐步丰富，历史时期物质文明研究的各个方面都在不断进展。譬如，安阳洹北商城的发现和历代都城、地方性城邑遗址的田野考古，进一步丰富了对历代城市建设及其功能和风貌的认识；江苏张家港唐宋时期的黄泗浦港口性集镇遗址、上海青浦唐宋时期青龙镇遗址的发掘等，极大地推进了市镇的研究；安阳殷墟、周原李家村等商周青铜冶铸作坊址，临淄齐故城汉代铸镜作坊址，章丘东平陵城、陕西杨凌邰城等汉代制铁工场址，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的调查和发掘等，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古代青铜和钢铁技术以及青铜冶铸业和铁器工业的研究；甘肃肃北马鬃山玉矿遗址连续多年的调查和发掘，揭示了先秦至汉代玉矿的开采状况；1999年在成都平原周边地区及渝东至三峡全境开展盐业考古以来，商周至唐宋时期的盐业考古，在渤海湾南岸等地广泛展开，极大地深化了关于古代制盐技术和盐业生产的认识；凤翔雍城豆腐村战国时期陶建筑材料烧造作坊、陕西富平桑园大型唐代官办砖瓦窑场等的发掘，深化了砖瓦烧造技术及烧造业的研究；从1999年成都水井坊明代酿酒作坊遗址的发掘到后来江西进贤县李渡元明清时期的烧酒作坊遗址、四川宜宾喜捷镇槽坊头明代酿酒作坊遗址和绵竹剑南春“天益老号”清末民初酒坊遗址等的发掘，初步揭示了元代以来的酿酒工艺技术及生产水平；重庆忠县临江二队明代炼锌遗址、湖南桂阳桐木岭明清时期以炼锌为主兼及其他金属冶炼遗址的发掘，使得我国古代炼锌技术起源和炼锌业发展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历史时期物质文明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成果，为今后历史考古学中的物质文明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辟了新的道路。

三

精神文明是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的。它作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体现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成果，包括思想、文化、道德、教育、科学和艺术等，是人们社会关系、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精神生活的总的概括。从广义上说，所谓的“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和“社会组织”等，实际上也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当然，古代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已经随着时间的脚步而消失，但它们不仅被历史文献所记述，而且在人类活动所遗留的各种遗迹和遗物上打上了深深的精神活动的烙印，以各种物质的形式为载体保留了下来，从而使得从考古学上根据实物资料对其进行物化研究成为可能。尽管根据考古学的实物资料研究精神文明不像研究物质文明那样直接、那样具体，但通过对考古学实物资料的科学解读和阐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是整个考古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正因为如此，俞伟超先生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呼吁：我国的广大考古工作者，应当“多花些精力来研究考古资料包含的古代精神活动方面的问题”。

近二十年来历史时期的田野考古，使得精神文明的物化研究同样取得长足进展。从安阳殷墟和济南大辛庄的商代刻辞甲骨到岐山周公庙的周人刻辞甲骨，从安阳殷墟商代墓葬、周原铜器窖藏到各地两周时期墓葬的青铜器铭文，从湖南龙山里耶古城37000余枚秦代简牍到云梦睡虎地77号墓2137枚西汉简牍、荆州市谢家桥1号西汉墓竹简和竹牍、广州西汉南越国宫署100余枚西汉木简、湖南益阳兔子山古井战国至孙吴时期的13000枚简牍、长沙走马楼8号井1万余枚西汉竹简、湖北随州周家寨8号西汉墓360多枚竹简和木牍、成都老官山1号墓的50余枚木牍和3号墓的900余枚医药竹简、山东日照海曲106号墓的40余枚简牍，以及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数千枚简牍等地下文献资料的出土，为精神文明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对此这里暂且略而不论。这里仅以世人关注的两座大墓为例进行说明。

众所共知，墓葬是田野考古中最为常见的一类文化遗存。墓葬作为当时人们丧葬观念和丧葬活动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等级性和地域性，是人们生死观念等精神世界的集中体现，无疑是精神文明物化研究的重要方面。

2009年河南安阳曹操墓发掘消息的公布，引起了学界以及社会上的广泛关注乃至争论。最近《曹操高陵》考古报告的出版，已经详细公布了曹操墓发掘的全部材料，也给当年的争论初步画上了句号。史书记载，曹操是薄葬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于东汉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崩于洛阳。他在《遗令》中说：“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曹植为他的父亲写的《诔文》中说：“明器无饰，陶素是嘉”。曹操墓发掘出土的文物中，虽然也发现有金纽扣、银环和银饰件、玉珠、玛瑙珠、珍珠以及玛瑙饼等少量的珠宝（都是墓中死者生前佩戴之物），但数量最多的是陶器，经修复计有250余件，包括12件陶鼎等礼仪性陶器，陶灶、釜、甑、臼、盆、炉等明器，各种餐饮器具、盛储用具、家用器具的模型明器，以及水井、磨和圈厕等模型明器，“具有体形偏小、工艺粗糙、变形严重、未饰彩绘、皆为素面、仅具象征意义等特点”。这就从考古学上以实物资料证明并显示了曹操所提倡的薄葬。这种薄葬观念及其做法，在整个曹魏时期得到继承和延续。2016年发掘的洛阳寇店西朱村曹魏大墓，同样出土了一批简陋粗糙的灶、井、磨、房屋等陶模型明器，印证了魏文帝曹丕《终制》所言，“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

2015年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的发掘，同样是世人关注的一项考古大发现。就西汉列侯墓来说，无论是其墓园设施之完备、椁室结构之复杂还是随葬品种类之丰富、数量之巨大、质量之精美，以及考古发掘之科学精细，都令人叹为观止，无疑是我国考古学上的大发现之一。如此珍贵而丰富的实物资料，人们的关注点会因人而异，可以从诸多方面进行研究。仅就精神文明的研究来说，我们更多关注的是：该墓的发掘，“为西汉列侯葬制研究提供了典型标本”（信立祥）；该墓无疑是一座典型的列侯墓，但内部结构及随葬品等诸多方面又具有诸侯王的气势，并且倾其生前所有埋葬于墓中，“集列侯墓、诸侯王气势和废帝心结于一体，构成了海昏侯刘贺墓的多重性格和总体特征”（白云翔）；以数千枚竹简、80余版木牍、孔子像衣镜等为代表的文物所反映的当时的科学文化、思想观念和的精神生活等。

实际上，历史考古学中精神文明物化研究的资料极为丰富，内容极为广泛。各个朝代、各种等级和类别的墓葬遗存集中表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死观念、丧葬观念和丧葬文化自不待言；山西侯马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祭祀遗址、甘肃礼县鸾亭山西汉祭天遗址和陕西凤翔雍山血池村秦汉时期祭祀天地和黑帝的北畤遗址等的发掘，为东周秦汉时期祭祀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陕西靖边杨桥畔东汉壁画墓中所绘包括星形、星数、图像和题名等要素在内的天文图，以及其他汉代壁画墓中的星相图和天象图，都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宇宙的认识；新疆吐鲁番吐峪沟石窟寺、甘肃泾川佛教造像窖藏坑及相关遗迹、临漳邺城赵彭城和核桃园北朝佛寺遗址、邺城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太原龙山童子寺北齐至唐代的佛阁遗址、杭州五代时期的雷峰塔地宫、上海青龙镇北宋隆平寺塔基及地宫、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以及北京大兴清代德寿寺遗址等历代佛教遗存的发掘，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宗教生活和宗教观念；山西沁县上庄村金代砖雕墓的21幅孝子故事砖雕，则艺术地再现了当时人们的孝道思想和社会价值观；各种文化遗物的造型和装饰花纹尤其是写实性图像，也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人们的艺术追求、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如长生不老的心理诉求、企求高官厚禄和渴望子孙繁昌的时代风气、忠君和孝悌的道德观念等。

四

　　社会生活的内容极为广泛，既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军事活动，更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和社会交往等日常生活及其方方面面，强调的是人们的行为、活动及其动因、环境、条件、方式、形态、过程及其结果等。考古学上的一切实物资料，都是古代人们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实物遗留，而人们的一切行为和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思想观念的支配下、以一定的物质为条件而进行的，因此，上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研究，实际上都包括或涉及到社会生活的研究。这里之所以提出社会生活的具象化和实证化研究，旨在强调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发掘和梳理考古资料，对其各个方面进行具体的、形象地说明和阐释。当然，关于古代人们的社会生活，历史文献同样多有记载，但在其具象性和实证性方面，考古学则有着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

　　近二十年来历史时期的田野考古，为社会生活的具象化研究和实证化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实物资料，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认识。

　　聚落作为人们聚居并进行生产和生活的空间，是伴随着定居生活的出现而逐步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历史时期虽然出现了都城和地方性城市，但乡村聚落仍然是分布最广、为数最多的一种。2003年以来发掘的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地处黄河古道，是在新莽时期的一次大洪水中被冲毁并被淤泥和淤沙所掩埋。目前，已在10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探明宅院14处，宅院之间相距25～500米不等；宅院周围是农田，宅院之间由道路相连，连接宅院的干道宽8～20米不等。其中，2号宅院是一处坐北朝南的二进院宅院（图二），四周有院墙环绕，大门设在南墙的中部；前院（第一进院）的西南隅是门房，东部有东厢房，与后院之间建有隔墙并有院门相通；后院（第二进院）西部是西厢房，北部是三间正房，正房西北的院外设有一处厕所；大门之外东南约5米处有一眼水井，水井以西不远处有一处编织遗迹；宅院西墙外有一个水塘，东墙外发现有榆树和桑树等树木遗存，宅院四周是垄作农田。房屋建筑为梁柱式木结构或墙体承重结构，墙基用砖垒砌，墙体为黄土夯筑，屋顶覆瓦（图三）。宅院内外发现有铁犁铧、斧、刀等铁器，石臼、石磨、石磙子等石制品，陶水槽、甑、碗、瓮等日用陶器，以及砖、瓦和瓦当等建筑材料。三杨庄遗址的发掘，发现了汉代一种典型的“散点式”布局的农耕乡村聚落，并真实、形象地展现出当时黄河下游两岸地区农耕聚落四周农田、“还庐树桑”的风貌。

　　

　　

图二 三杨庄2号宅院平面图

　　图三 三杨庄2号宅院复原图（刘海旺先生提供）

墓葬，作为田野考古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文化遗存，是人们丧葬活动的一种物质遗留，而丧葬活动又是自古以来人们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通过墓葬的发掘和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来复原当时的丧葬活动。譬如，2007年发掘的江西靖安李洲坳东周墓葬，在一个南北长14.7米、东西宽11.4米、深约4米的土圹墓穴中，整齐地埋葬着尺寸大致相当的47具棺木，棺木中遗留的可供鉴定的人骨遗骸均为15～25岁之间的女性，其年代为距今2500年前后。这不仅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埋葬棺木最多、结构最为奇特的一坑多棺型陪葬合葬墓，而且基本究明了其埋葬过程，即：先在山麓上挖建墓穴和墓道，然后在墓壁上涂抹一层厚约1厘米的青膏泥，同时在墓底铺垫青膏泥，并在其上铺一层竹席；将死者入殓后，封闭棺木，再用一至三层竹席包裹，并用竹篾在棺木中央及两端进行捆扎；将棺木依次放置于墓穴之中，然后分为三组用青膏泥对棺木分别进行包裹、填埋黄土、夯打后进行火烤，三组棺木相对独立而又紧密相连；然后分层填土并进行夯筑，最后在墓上堆筑起一座高约12米的封土，犹如一座小山丘。这就大致勾画出了当时埋葬活动的场景。

考古遗存中的各种图像，更是社会生活具象化和实证化研究的珍贵资料，其种类多种多样，既有宫室、墓葬和宗教建筑中的绘画和雕刻，也有各种器物上的图像；其内容丰富多彩，既有关于生产活动的，更有各种社会活动的。譬如，2009年在陕西韩城盘乐发掘的北宋晚期的218号壁画墓，坐北朝南，墓室的西、北、东三壁皆绘有壁画，东壁所绘是佛祖涅槃的情景，西壁所绘是北宋杂剧演出的场景。北壁的下方正中所绘是端坐在屏风前木椅上的墓主人，墓主人像的右侧绘有五人，其中三个男子正在炮制中药、一个男子端盆走入、一女子手捧药汤；左侧绘有4人，其中一女子执团扇从屏风后走出、一男子手捧“朱砂丸”药匣、另有两男子在方桌后研读医术、辨识药材，形象地描绘了辨识药材、炮制中药的场景（图四）。

　　

　　图四 韩城盘乐218号北宋壁画墓北壁壁画

实际上，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的考古资料，无论种类还是数量，无论是遗迹还是遗物，都还有很多很多，它们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古代人们社会生活的风貌。

五

　　如上所述，我们结合近二十年来考古新发现的某些片段，简要论述了历史考古学的主要任务及其重点。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历史考古学中，物质文明研究、精神文明的物化研究和社会生活的具象化、实证化研究，不仅是必要的、重要的，而且是大有可为的。这里再对有关问题作进一步的说明。

　　首先，我们这里强调历史考古学的重点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生活的研究，但绝不是说这就是历史考古学任务的全部，也不是说这就是历史考古学的最终目标，完整的表述是：历史考古学作为有文献记载以后的历史时期的考古学，其主要任务和重点是物质文明研究、精神文明的物化研究和社会生活的具象化、实证化研究，进而研究历史时期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和文化，最终目标是探究和阐释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进程及其规律。

　　其次，我们虽然把物质文明研究和精神文明的物化研究分别作为两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是，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研究的实践中是无法把两者截然分开的。譬如，就田野考古中最为常见的墓葬遗存在来说，其建筑材料、构筑方式、葬具和随葬品及其制作技术当然是物质的，反映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无疑属于物质文明的范畴，但“埋葬习俗自然不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它反映的是一种信仰状况，是思想领域里的东西”（俞伟超），自然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因此，墓葬遗存必须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合上进行研究。再如，就青铜器来说，其器物本身及其合金成分、成型技术、装饰工艺和生产过程等无疑是物质的，属于物质文明的范畴，但其造型、花纹、装饰以及铭文等艺术表现却蕴含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审美观念乃至宗教信仰等，都是精神活动的产物，无疑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因此，青铜器的研究同样需要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合上进行。其他文化遗迹和遗物的研究亦然。

　　再者，人类所有的社会活动，都是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基础、在一定的思想观念支配下、基于一定的行为目的而进行的，因此，社会生活的具象化和实证化研究，实际上既包含着物质文明的内容，也包含着精神文明的内容。社会生活的具象化和实证化研究的资料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多彩，而各种图像资料更是备受关注，从汉代的壁画、画像砖、画像石直到元明时期的壁画、砖雕和石雕等，无不是研究当时社会生活的绝佳资料。正因为如此，史学界近年来还提出了“以图证史”的所谓“图像史学”。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考古学中，无论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研究还是社会生活的研究，图像类资料都极为珍贵，但是，图像和雕刻等毕竟是一种艺术作品，尤其是墓葬中的图像类资料更是一种丧葬美术品，它们并非完全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原原本本的“写真”，而是经过了一定的艺术夸张和变形等，与现实生活或多或少地存在一定的差距。对此，在研究的实践中应有足够的注意。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同史前考古一样，历史考古学无论是哪方面的研究，最基础的是田野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因为只有通过田野考古才能科学地获取实物资料和信息，也就是各种“发现”。同时，田野考古资料的科学的、系统的、缜密的整理和研究，同样关键，因为，只有通过科学的整理和系统的研究，才能使之成为科学的资料，才能真正认识它。当然，考古资料毕竟是物质的、静态的、局部性的和片段性的，由此出发考察历史时期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生活，还需要三个有机的结合。结合之一，是与文献记载的有机结合，这是历史考古学的特点所决定的，也只有通过这样的结合，才能从历史的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考古资料进行阐释。结合之二，是与现代科学技术也就是科技考古的有机结合，这是现代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也只有通过这样的结合，才能提取更多的信息，尤其是对物质的实物资料获得科学的认知。结合之三，是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有机结合，这是考古学的特点所决定的，也只有通过这样的结合，才能把静态的实物资料转化为关于古代人们意识和行为的描述和阐释。

　　附记：2017年5月18日，由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北京市文物局协办、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和首都博物馆承办的“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在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幕。首都博物馆编著的这次展览的图录《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2017年8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本文《历史考古学重在何为》是应编者约请为该图录撰写的。

　　编辑：陈姝伊 王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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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载于首都博物馆编：《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2-13页。由于公众号推送形式的限制，原有注释删去，必须作出说明的地方简单括注学者姓名。如有不妥之处，应由本公众号负责，请相关先生联系我们删除（邮箱hantangkaogu@126.com，或至后台留言）。凡需引用等请务必核查和使用原始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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