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作为一种常见的现象，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交流的方式和途径多样，但最根本的是人的移动，是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就东亚地区的中、日、韩三国来说，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可能早在7000年前的史前时代就已出现，到公元前10世纪以后逐渐兴盛起来。这不仅有西周初年“箕子封于朝鲜”等传说，而且有中国大陆稻作农耕技术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以及支石墓、瓮棺葬、青铜器和铁器等北进东渐的考古学证据。不过，以往学术界关于东亚各地文化交流的研究多滞留在考古资料的比较研究及其关联上，而本文试图通过对韩国完州郡上林里发现的铜剑和日本福冈县平原1号墓出土铜镜的考察，探寻中国古代青铜工匠东渡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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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林里铜剑是东渡朝鲜半岛的中国大陆的青铜工匠在当地铸造的推论可以成立，那么青铜工匠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什么地方呢？就空间关系来说，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的是辽东半岛，但在公元前307年前后燕将秦开破走东胡之前，这一地区的铜剑属于石范铸造的琵琶形铜剑和细形铜剑的短剑系统，并且辽东地区迄今尚未发现战国晚期的圆首双箍柱茎剑，可见上林里铜剑与辽东半岛显然无关。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并且也发现有圆首双箍柱茎剑，但这种铜剑并不是战国齐地流行铜剑的主要类型，可见上林里铜剑的铸造者与山东半岛齐地的工匠也似乎无关。前已述及，上林里铜剑具有东周时期吴越铜剑的特点，而吴越是中国古代最早铸造青铜剑的地区之一，并且拥有优质的铜锡资源，铸剑技术在春秋晚期已经高度发达并且一直延续，代表了当时各诸侯国铸剑的最高水平。对此，不仅考古发现的若干带有刻铭的吴王剑和越王剑可以为证，而且历史文献也多有记述。如《周礼•考工记》载：“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战国策•赵策》赵奢曰：“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吕氏春秋•无义》：“相剑者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此外，吴越地处江南水乡，吴越居民善于水上交通和海上活动。据此可以推断，东渡朝鲜半岛的青铜工匠是吴越地区的铸剑工匠。

吴越地区铸剑工匠东渡朝鲜半岛，应当是在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吴、越、楚争雄的历史背景之下，以楚灭越为契机而发生的。据史书记载，相传吴、越系太伯、夏禹的后裔所建立，但直到公元前601年才始见于《左传》的记载，从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中晚期开始逐步发展强盛起来，并先后加入到列国争霸的行列。后来，在吴、越、楚等国频繁的争战中，先是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攻破吴国都城姑苏（今苏州市），吴王夫差自杀，吴国灭亡；后是公元前334年越国被楚国所灭，即：（前334年）“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就当时的手工业生产形态而言，春秋战国时期，西周以来实行的“工商食官”的官府手工业制度继续存在的同时，私营手工业获得初步发展，但青铜器尤其是兵器的铸造仍然主要属于官府手工业，由王室和政府直接掌控，并且青铜器铸造作坊主要设立在列国都城和重要城市之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随着越国的国破人散，原来隶属于越国王室的青铜工匠开始逃散，其中一部分铸剑工匠离开会稽（今绍兴市）、姑苏等吴越故地奔向东海，寻找新的生活，最终到达了遥远的朝鲜半岛南部的西部沿海一带，继续从事铜剑的铸造。况且，地当今忠清南道、全罗北道和全罗南道的朝鲜半岛西南部沿海地区拥有丰富的天然铜矿资源，是东渡而来的吴越铸剑工匠落脚和生活的理想之地。

至于吴越铸剑工匠东渡朝鲜半岛的路线，无疑经由的是海上之路，但恐怕不是所谓的“横穿黄海南部”的海上之路，而是黄海→渤海→黄海的海上之路，其理由如下。

• 其一，从长江下游入海口一带直接横跨东海和黄海南部到朝鲜半岛西南端，虽然直线距离最近，但航海难度大，并且需要横穿黄海南部的南北向海流，这对于当时的工匠来说显然难以做到。然而，如果从长江入海口沿东海西岸和黄海西岸的近海一路向北，则要容易得多。况且，黄海近海的南北海上交通之路，早在春秋末年就已经开通，吴王夫差曾经由此海路攻打齐国。

• 其二，从山东半岛北端蓬莱一带入海，沿庙岛列岛北上，穿过渤海海峡到达辽东半岛南端，然后沿黄海北岸的近海向东再向南到朝鲜半岛西海岸，是古代一条重要的水上交通线。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早在史前时期，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之间就以庙岛列岛为通道出现了文化的交流和人群的移动；战国时期，山东半岛的居民曾沿庙岛列岛渡海北迁到辽东半岛。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兵渡渤海征朝鲜讨伐右渠，与陆上军队夹击王险城，走的就是这条水路。现在从山东烟台至辽宁大连，其航程为90海里左右，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条水路是“齐人渡海适韩国的最捷近航路”。

• 其三，朝鲜半岛迄今发现的“中国式铜剑”，大多集中在今韩国境内，上林里更是地处朝鲜半岛的西南部，暗示这种铜剑的产地或许是在半岛的西南部，这也正是东渡铸剑工匠的落脚之地。据后世的文献记载可知，朝鲜半岛西部的近海，是一条活跃的南北水上交通路线，汉魏之际从地处朝鲜半岛西北部的带方郡前往日本列岛的倭地诸国，主要交通路线就是半岛西海岸的海上路线。
  

综上分析，就吴越地区铸剑工匠东渡朝鲜半岛的海上交通路线进行复原（图四），即：从杭州湾或长江口一带入海，沿黄海西海岸的近海向北，经由海州湾继续北上，沿黄海近海绕过山东半岛到其北端的蓬莱一带；然后沿庙岛列岛北上，穿越渤海海峡，到达辽东半岛南端；然后沿黄海北岸的近海北上东进，到达黄海的西朝鲜湾；然后由此沿海南下，经由江华湾，最终到达朝鲜半岛的西南部沿海地区，尤其是群山湾附近的全罗北道一带，完成了吴越青铜工匠的东渡之旅。

此可简称为“黄海→渤海→黄海”的海上之路。当然，上述吴越铸剑工匠的东渡之路虽然还需要更多更直接的证据，但根据自然地理环境、当时人们的海上交通能力和后世有关的海上交通路线做出的上述推断，应当是可以成立的。

图四 中国古代青铜工匠东渡路线复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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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平原村八叶纽座连弧纹镜系东渡日本的汉朝工匠在当地设计制作的推论，应当说是有充分根据的。那么，这里进而需要讨论的是，这些东渡日本的汉朝工匠是何地的工匠以及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何时东渡日本等问题。为此，首先需要确定这种八叶纽座连弧纹镜的制作年代。尽管迄今在中国未见与之相同的八叶纽座连弧纹镜，但就其祖型云雷连弧纹镜而言，一般认为其年代是东汉时期；或认为出现于公元纪年前后，其年代下限是公元1世纪末或2世纪初，至迟到公元2世纪中叶；或认为图案简化、铸造不良的云雷连弧纹镜主要流行于东汉中晚期。如果着眼于八叶纽座连弧纹镜纹饰构图简单等特点，可以认为它是云雷连弧纹镜的一种简化形态，从演变序列分析，那么它应当是出现年代较晚的云雷连弧纹镜类之一种。这样看来，平原村八叶纽座连弧纹镜的制作年代可以大致推定在公元2世纪末叶，即约当东汉中期末段。东汉中期，是汉代铜镜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各地出现了若干铸镜中心，如洛阳、丹阳、广汉、会稽、江夏等，同时，北方铜镜系统和南方铜镜系统开始形成，而连弧纹镜类是北方地区流行的主要镜类之一。如此看来，东渡日本的汉朝铸镜工匠，应当是北方地区（黄河中下游）的工匠，具体说来，可能是洛阳的工匠。其理由在于：据目前的考古发现看，黄河中下游地区东汉时期的连弧纹镜类在山东地区发现较少，而在洛阳、西安一带有较多发现。譬如，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所获23件新莽和东汉时期的铜镜中，云雷连弧纹镜仅1件；《洛镜铜华》收录的新莽和东汉时期的58件铜镜中，连弧纹镜有8件，并且类型多样。另据统计，连弧纹镜类在洛阳地区发现有30余件，占两汉铜镜的10%左右；长安地区出土的汉代铜镜中有7件，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15件。按照汉代铜镜分布与产地的关系，各种类型的铜镜主要以其产地为中心流通和分布，也就是说，某种铜镜的集中分布区也正是其产地的所在地。据此可以推断，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东汉时期连弧纹镜的主要产地。如果考虑到东汉时期东方临淄的铸镜业已经衰弱，而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是否存在铸镜业尚无任何迹象，那么可以进一步推断，当时的首都洛阳一带可能是连弧纹镜的主要产地所在。基于上述分析和认识，可以推断东渡日本铸造八叶纽座连弧纹镜的工匠，最有可能是洛阳一带的铸镜工匠。

关于洛阳铸镜工匠东渡的大致时间和动因，可以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考察。首先，就汉代铜镜的生产经营方式来看，尽管当时也有少量的官府手工业作坊铸造铜镜以专门供给皇室，但主要是私营手工业作坊生产经营，尤其是东汉时期更是如此。因此，当时的铸镜工匠主要是私营作坊的工匠或个体工匠。其次，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汉王朝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有赐以食物、冠带衣服、布帛黄金等汉朝物产的传统，但没有赠予工匠的做法，即使是汉匈和亲之时也只是嫁女并赐予汉朝物产。汉王朝在与倭地诸国的交往过程中，也只是“赐以印绶”；到了魏晋时期，也仍然是赐以印绶、赠予宝物而已。这样看来，汉朝铸镜工匠东渡倭地，并非官方行为，与汉朝政府与倭地诸国间的交往无关，而是工匠们的个人行为。那么，是什么样的动因导致汉朝工匠跨海东渡的呢？前已述及，平原村八叶纽座连弧纹镜的铸造年代，大致是在公元2世纪末叶的东汉中期末段。据记载，东汉中期后段的桓帝（147～167年）、灵帝（168～188年）时期，由于长期的宦官集团的腐朽统治，社会政治昏暗腐败，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加之自然灾害频发，百姓大众民不聊生，甚至多地出现“时人饥，相渔食”的惨景，社会生活动荡不安，最终于公元184年引发了黄巾大起义。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铸镜工匠们远走他乡，寻找生存之路，其中一部分东渡大海到达了日本九州的北部沿海一带。应当指出的是，此前汉朝与日本倭地诸国之间已经多有往来，如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国遣使奉献”等，汉朝居民尤其是京师洛阳的居民已具有“大海之中有倭人”的认识，这成为铸镜工匠东渡的一个重要条件。铸镜工匠的东渡，大致发生在公元2世纪中叶的汉桓帝或者汉灵帝年间。

至于汉朝工匠东渡日本的路线，可能有两条（参见图四）。

一条是“山东半岛陆路→渤海/黄海水路→朝鲜海峡水路”，即：先走陆路从洛（雒）阳到山东半岛，再从山东半岛北端的蓬莱一带入海，沿庙岛列岛北上，穿越渤海海峡，到达辽东半岛南端；然后沿黄海北岸的近海北上东进，到达黄海的西朝鲜湾；然后由此沿近海一直南下，经由江华湾、群山湾，绕过朝鲜半岛西南端的近海，穿过济州海峡向东；再由朝鲜半岛东南端的巨济岛和釜山一带的近海转而南下，先后横穿朝鲜海峡和对马海峡，再经由壹岐岛，最终到达九州北部的福冈沿海一带。这条路线中的前半段，即从山东半岛北端出发至朝鲜半岛西海岸的海上路线的可能性，前已论述；而由朝鲜半岛西北部近海至日本九州北部沿海一带的海上路线，作为汉末魏晋时期由带方郡前往日本列岛倭地诸国的主要交通路线，历史文献有明确记载。

另一条是“辽东半岛陆路→朝鲜半岛→黄海水路→朝鲜海峡水路”，即：先走陆路经辽东半岛到达朝鲜半岛西北部的乐浪郡一带，由黄海的西朝鲜湾入海，然后沿朝鲜半岛西部和南部近海一直向南、向东再转而向南的海路到达日本九州北部的福冈一带沿海地区。对此，前已述及。至于自洛阳穿越辽东至乐浪郡的路线，有可能是洛（雒）阳—广阳郡—辽西郡某县—辽西郡且虑县—辽东郡武次县—乐浪郡的路线。

东渡日本九州倭地的东汉洛阳工匠们，带去了先进的铸镜技术，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古代中日交流的使者和铸镜工匠东渡的先驱。令人深思的是，中国发现的东汉魏晋时期的铜镜中，从未见到“师出洛阳”的铭文，但日本出土的三国时期东渡日本的吴国工匠在当地铸造的三角缘神兽镜上，却多次出现有“师出洛阳”的铭文。这是否与东汉时期东渡日本九州的洛阳铸镜工匠在倭地诸国的影响有关，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以上，就韩国完州郡上林里发现的铜剑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进而论证了它们是公元前4世纪后半的战国中期东渡朝鲜半岛的吴越地区铸剑工匠在当地采用泥土范或陶范铸剑技术制作的，以及铸剑工匠东渡的海上之路；同时，就日本福冈平原1号墓出土的八叶纽座连弧纹镜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考察，进而论证了它们是公元2世纪中叶前后的东汉中期后半东渡日本九州的洛阳地区铸镜工匠采用泥土范或陶范铸镜技术在当地制作的，以及铸镜工匠东渡的海上之路。

尽管这样的认识还有待于更多的证据使之实证化和具象化，但上述分析和推论无论在方法上还是材料上都应当是成立的。同时，通过上述考察及其认识还可以使我们得到若干启示：古代东亚各地之间的交流，是在当时整个东亚尤其是中国大陆社会历史发展和变动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在各地交往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人的远距离移动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青铜工匠的东渡，在古代东亚青铜技术和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中发挥了直接的作用；在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交流中，“黄海→渤海→黄海”的海上之路，是最主要的交通路线。当然，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发现的与中国大陆有关的文物更多的是在中国大陆制作并传播过去的，但它们的东传同样是以人的移动为媒介的。无论如何，通过考古发现探究古代东亚各地之间人群的移动和交流，尤其是环黄海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及环黄海之路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等，更加值得关注。

作者：白云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节选自《文物》201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