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北朝正史关于拓跋种姓的表述截然不同：有匈奴、鲜卑两说。“匈奴说”认定，拓跋氏是匈奴女“托跋”与汉朝降将李陵的后代。代国被前秦攻灭后，苻坚安排独孤、铁弗、贺兰诸部分治其故地，“匈奴说”可能是匈奴系人群主导代北的产物。匈奴族裔对道武帝建国又发挥了重要作用，“匈奴说”也得以在拓跋内部与“鲜卑说”长期并行。崔浩监修国史，为迎合匈奴系皇后及太武帝本人而重拾“匈奴说”。此说虽因北魏朝臣普遍反对未能写入《国记》，却传至南朝而为《宋书》所采用。中古时期北族种姓的变化，多以政治上的推动为主，并涉及血缘、地域、社会等复杂层面，拓跋种姓“匈奴说”的形成与流传，或许是一则典型的事例。

关键词：拓跋  匈奴说  鲜卑说

作者简介：陈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拓跋部是北魏王朝的创立者，也是十六国纷乱局面的终结者，在中国中古时代，堪称北方最负盛名的非汉族群。然而，南北朝正史记述拓跋部的族属、族源，又是大相径庭的：北朝正史说拓跋是鲜卑（以下简称“鲜卑说”），南朝正史却说拓跋是匈奴。不仅如此，南朝正史还说拓跋是降于匈奴的汉将李陵的后裔，是李陵与名为“托跋”的“匈奴女”婚配繁衍的混血子孙（以下简称“匈奴说”）。这就使人产生了疑问：“匈奴说”到底是南朝史家的杜撰，还是拓跋内部流传的故事？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此说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形成的？为什么能与“鲜卑说”长期并行？

一、拓跋种姓的“鲜卑说”与“匈奴说”

《魏书·序纪》：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

    《北史·魏本纪》文略同。另据《宋书·索虏传》：“索头虏姓托跋氏，其先汉将李陵之后也，陵降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南齐书·魏虏传》：“魏虏，匈奴种也，姓托跋氏……猗卢入居代郡，亦谓鲜卑。被发左衽，故呼为索头。”又云：“初，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故虏为李陵之后。”南北朝正史叙述拓跋的出自，一说是鲜卑，一说是匈奴，差别显而易见。

依照《魏书》的表述，拓跋“国有大鲜卑山”，此处的“国”，指黄帝孙、昌意少子所封之“北土”。拓跋为黄帝后裔，其说亦见于猗乞（去乙改也，追尊桓帝）功德碑。《魏书·卫操传》：“桓帝崩后，操立碑于大邗城南，以颂功德，云‘魏，轩辕之苗裔。’”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北史二》：“（此碑）惜为史臣改窜，失其本真。篇首云：‘魏，轩辕之苗裔。’考其时未有魏号，以文义度之，当云‘鲜卑拓跋氏’也。”按此碑为猗卢（追尊穆帝）所立，可知最迟在猗乞（去乙改也）、猗卢活动的两晋之际，黄帝后裔说已为拓跋人所接受。然而，黄帝、黄帝子昌意、昌意少子，距北魏年代久远，传承关系无法复原。“北土”的概念也过于宽泛，其四至难以确定。比较靠谱的是“因以（鲜卑山）为号”，姚薇元先生解释这段话：“是托跋氏自号鲜卑”。我觉得还有一层意思，是说自远古时代起，拓跋即以“鲜卑”作为其族群的标志。

《魏书》接下来举出的拓跋祖先，是“入仕尧世”的始均，北魏时的拓跋与此人的世系接续，也是虚无缥缈，但《魏书》称拓跋在始均之前，就因“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而“以（拓跋）为氏”，又是说该部落从一开始就是拓跋。“北俗”关于土、后为托、跋的释义，同样无从查证，“北俗”之“后”却值得一说：“北俗”在伯起笔下就是鲜卑之俗，“北俗”之“后”指鲜卑首领。《魏书》这里又是在强调：拓跋是最早的鲜卑之“后”，鲜卑部落联盟最早的首领。《魏书·序纪》接下来的一段话：“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更具有实际的意义，由此将三代至秦汉的拓跋，与匈奴一系各族彻底划清了界限。

与《魏书》的上述做法相对，《宋书》说拓跋是“汉将李陵之后”；《南齐书》也说拓跋是“李陵之后”，并说李陵娶“匈奴女托跋”为妻。两书关于拓跋族属、族源的陈述，其实是大同小异的。

据《宋书》陈述，李陵败落、降于匈奴之际，活动在漠南、漠北一带的北族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这个庞大的共同体，对外的统一名号应该就是“匈奴”。《宋书》说“索头（即拓跋）亦其一也”，意思是拓跋西汉时已是匈奴的分支。按今人的界定，就是匈奴部落联盟的成员之一。《南齐书》与《宋书》，在拓跋是李陵后裔这一点上，可谓是一脉相承。但萧子显比沈约更进了一步，说李陵、托跋夫妇都是拓跋的始祖，而且说在“以母名为姓”的传统影响下，匈奴女“托跋”之名，自那时就成为其所在部落的称号。《南齐书》拓跋本传开篇说：“魏虏，匈奴种也。”原因大概也在这里。

“匈奴说”即南朝史书关于拓跋族源的记述，还可以细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说拓跋是匈奴女“托跋”的后裔，二是说拓跋是汉族降将、汉人李陵的后裔。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对拓跋种姓本原的限制，是“匈奴说”的基础，由此造成“匈奴说”与“鲜卑说”的对立。姚薇元先生概括南北朝史书在拓跋“种姓由来”一事上的分歧：“北魏自言为鲜卑，而中国则称之为匈奴。”实际上，“鲜卑说”与“匈奴说”还有另一层重要的区别：“北魏自言为鲜卑”，是纯粹的鲜卑；“中国称之为匈奴”，却不是纯粹的匈奴。汉将李陵与匈奴女“拓跋”的后代，是汉匈混血子孙；这些人不但“以母名为姓”，选择了“拓跋”（“托跋”）的部落称号，而且该部落“亦谓鲜卑”。也就是说，经过一个繁复的循环，拓跋最终从匈奴回到鲜卑。

拓跋的族属、族源，因此就显得不确定了。他们到底是鲜卑还是匈奴？是血统纯正的鲜卑还是亲缘混杂的鲜卑？都成为有待辨别的问题。

关于拓跋种姓“匈奴说”的产生，《史通·杂说篇》有一种说法：

崔浩谄事狄君，曲为邪说，称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当时众议抵〔相〕斥，事遂不行。或有窃其书以渡江者，沈约撰《宋书·索虏传》，仍传伯渊所述。

    此事不见于诸史，但刘知幾所言应该是有根据的。崔浩遭“众议”抵制而未获施行的主张，正是上文提到的“匈奴说”。《史通》这段文字的重要价值在于揭示了南朝正史中的“匈奴说”不是南朝史家的杜撰，而是来自北方，来自北魏，与崔浩监修国史有关。

陈连庆先生引《史通》上文，并说：

南朝此种记载（按：“匈奴说”）实来自北方，崔浩《国记》，应是其蓝本。此种主张有意调和当时比较紧张之胡汉关系，与屠各酋长标榜刘氏，作法本无不同，然而却成为崔浩遭祸原因之一。由于崔浩被杀及北朝之禁忌，此种说法传到南方后，反而使人更信以为真。

“匈奴说”有意调和“胡（按：鲜卑）汉关系”，似乎不无道理。“由于崔浩被杀及北朝之忌讳，此种说法传到南方后，反而使人更信以为真”，给人的印象，“匈奴说”是崔浩一班人造伪，但情况真是如此吗？

崔浩编纂国书及“国史之狱”始末，详见《魏书·崔浩传》。另据《魏书·高允传》：允答太武帝之问，谓“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撰，先帝记及今记臣与浩（按指崔浩）同作”。北魏国书“太祖记前”部分，多半要涉及拓跋的族属、族源，高允说是出自邓渊之手。“诸文人”神鹿（+加）中续写国书，史称崔浩“总裁”，无论伯渊是不是“挂名之总编”，对于拓跋祖先传说这样重要的情节，是一定会亲自把关的。由此可以断定，崔浩“曲为邪说”，大致就在其监修国史期间。

崔浩“邪说”当时因“众议抵（相）斥”，未被写入国书。陈连庆先生推测南朝“匈奴说”的来源，谓“崔浩《国记》，应是其蓝本”，却未必可靠。崔浩接受闵湛等人建议，立石铭刊载国书，“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如果“匈奴说”随之公诸于世，南朝了解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