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洛阳契约文书博物馆是洛阳一地乃至河南省内首座契约文书类专题性质的博物馆，但筹建伊始，就面临着一些争议，其中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它是一座“档案馆还是博物馆”。前者凸显的是“藏”与“查”，而后者重在“展”与“教”，功能定位的不同，令二者的界限泾渭分明，然而如何将原本就能“说话”的纸质文物更好地呈现在大众面前，是博物馆工作者务必要深思的问 ...

洛阳契约文书博物馆是洛阳一地乃至河南省内首座契约文书类专题性质的博物馆[1]，但筹建伊始，就面临着一些争议，其中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它是一座“档案馆还是博物馆”。前者凸显的是“藏”与“查”，而后者重在“展”与“教”，功能定位的不同，令二者的界限泾渭分明，然而如何将原本就能“说话”的纸质文物更好地呈现在大众面前，是博物馆工作者务必要深思的问题。

目前，国内同类型及具有相关性质的博物馆已有不少，如2013 年就已建成并开放的中国发票博物馆（河北经贸大学），山东聊城的契约文化博物馆（2016 年），江苏省兴化市民间土地证和土地契约博物馆，浙江师范大学的浙学文献馆、中国契约文书博物馆（2017 年），此外，还有正在筹建的浙江石仓契约博物馆和中山大学清水江文书博物馆等等。

然而，不少契约文书类博物馆的展示是以收藏和研究为支撑的，如隶属于浙江师范大学的中国契约文书博物馆，其藏品是在张涌泉和胡铁球二位先生为首的学术团队指导下，积数年之功，多次深入浙江中部、南部开展田野调查，广泛搜集后的成果[2]。每一份民间文书都有自己的“生存土壤”，田野调查赋予了文书以活态的生命，制度之外，乡土、自然环境以及民间记忆共同塑造了浙江山区的民间文书形态， 而学者们所做的工作也应为其他地区博物馆的收藏与研究契约文书提供有意义的指导。迄今为止，他们共收集元明以来民间文书近1 0 万件[ 3 ]。同时，浙江地区的科研实力雄厚，依托当地丰富的契约文书遗存，先后出版有《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80 宗）、《石仓契约》（ 近万件）、《绍兴县馆藏契约档案选集》（ 2 3 0 件）、《清代宁波契约文书辑校》（415 件）、《长兴契约图鉴·清代民国》（100 余件）、《清代浙东契约文书辑选》（340 件）、《文成畲族文书集萃》（ 3 0 0 件） 等文献整理类图书[ 4 ]。为研究和展示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与此类似的是收藏有大量清水江文书的中山大学，其以该文书为依托申请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5] 等，由此可见，纸质文物的展示背后必然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科研团队，研究是进行展示的第一步，展示也同样是基于研究成果的对外刊布，更是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

这种高校与博物馆组合而成的高校模式既明确了高等院校可以拥有收藏和保管文物的资质，也为高校开展相关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因为课题研究的前提是广泛地占有材料，这种组合模式的展开，使原先高校单一的等材料变为主动的获取并占有材料，一改早先的研究路径。

与高校模式不同，洛阳契约文书博物馆更类似于聊城契约文化博物馆，但后者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作为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的分馆。早在 2012年的可行性调查报告中，聊城市相关部门就有打造“中国契约票据博物馆”的想法，其谈到聊城的建馆优势时指出：明、清两代聊城为运河九大商埠之一，漕运兴盛，店铺林立。不论是国有博物馆，还是收藏爱好者，手中都收有一大批该类文物资料。同时，享誉运河沿线的知名商号星罗棋布，因而依托某个商号建筑设立中国契约票据博物馆意义重大 [6]。就展品内容来看，其与中国运河文化并未有着直接关联，而是单独成类的专题性博物馆。此外，该馆的契约收藏也并不限于聊城，还包括河北、河南和陕西等地。

洛阳契约文书博物馆是以洛阳民俗博物馆藏品为依托而营建的专题性博物馆，主要是对馆藏的契约文书类纸质文物进行陈列与展示 [7]。自2009 年以来，洛阳民俗博物馆的主体建筑——潞泽会馆的西东两侧相继营建了洛阳匾额博物馆和洛阳契约文书博物馆两座专题性质的博物馆，匾额和契约文书可视为民俗的具体门类之一，十分契合“民俗”的大主题，在主题关联度上，三者可以说是以中间的河洛民俗展为核心，依次向外开出的两朵花。洛阳契约博物馆开放后，将在明清洛阳城的东南隅形成一组颇具规模的博物馆群 [8]。

当前，洛阳契约文书博物馆正在紧张有序地开展布展工作，笔者仅书愚见，若有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洛阳契约文书博物馆的功能定位与主题勾勒

与高校契约文书类博物馆的模式不同，依托博物馆本身藏品而营建的专题博物馆，其定位更加明确——展示馆藏的契约文书类纸质文物。因此，要做到专业而生动的同时又不失研学功能就对陈展的要求颇高。

首先，在陈展中务必摒除档案式分类的思维。博物馆展出的纸质文书是在一定研究基础之上的，其展品呈现的不单单是对藏品的初步分类，如地契、房契、人契、分单、科举试卷、婚书、殃书、过继文书、金兰谱、借据、滚单、诉状、公告、广告、银票、股票、戏票、船票、传单 、 执 照 、 账 本 、 族 谱 、 委 任 状 、 发 票 、 收据、证书等等 [9]，而是对藏品所能提炼出一个个的主题去集中地展示，例如湖北省博物馆正在进行的“万里茶道”特展，其中不乏纸质文物，如契约、广告单页、书籍、票据等等，它们的出现不再是简单的堆砌，而是基于“万里茶道”这一主题的针对性摆放，纸质文物与器物的穿插放置：一方面使其更符合展线安排；一方面更能体现“二重证据法”；同时，在翔实的文献、充实的实物支撑下，也能缓解观众在参观过程中的视觉疲劳。这点对于有着丰富民俗文物贮藏的洛阳民俗博物馆来说，更具地利，可以在一个展厅中用活生生的民间器物和纸质文物的相映成趣来一并讲好民俗故事。

其次，由于纸质文物本身的自有属性，其本身就能“说话”，在这种情况下，“故事”的串联尤为重要。而“故事”的构建是基于多份相关联的民间文书之上的，在馆藏契约文书中，不乏一个家庭分居析产后，有变卖田地的，有因分配不均而诉讼连年不决的。在小单元的陈展中，不妨以当下大众息息相关的生活主题作为切入点，如“买房的故事”“分家的故事”“终身大事”“诉讼的故事”等等，或在场景设定中勾勒出一个普通人一生中所经历的种种“大事”，而契约文书的留存恰恰告诉后人什么才是古人当时最为看重的，故而才能保存至今。因此，民间文书对于勾勒平民百姓的一生极具点睛之用。

此外，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是正史中疏于记载的，这些纸质文物的留存恰恰能提供正史之外的真实侧面，而这也是博物馆陈展中应着重展示的。举例来讲，潞泽会馆是一座晋商会馆，而晋商之所以能名扬天下，除了地利 [10] 优势与政策性倾斜之外（明代初年，政府为北方各边镇筹集军饷而推行开中制，《明史·食货志》载“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晋商本身的商帮管理模式 [11] 也是晋商帝国得以走向全国乃至域外的重要保障。其中，绝大多数体现在这些作为买卖交易或开肆入股的文书中。因此，洛阳民俗博物馆可以以潞泽会馆为经，以纸质文物为纬，深入地挖掘晋商的内里，以此考究晋商在中国历史上的兴衰沉浮。

二、略陈纸质文物的陈展设计

2014 年3月27日，总书记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谈到：“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其中“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新时期，习总书记对文博工作者提出的更高要求。因此，作为文博工作者，务必要创新陈展方式，运用多种手段，如数字媒介、场景还原、音频设备等，使契约文书这些“书写在纸张上的文字活起来”。

但纸质文物与一般文物性展品有着天然鸿沟，其可视性较差，或者说，纸质文物在布展时是作为二维图像而非三维立体之物来予以呈现的，如陈洁就指出：由于纸张载体的特殊性，其展览内容的参与性、互动性、趣味性较少，政治性、学术性、严肃性过重。在传统的表述中，纸质文物展览工作被称为“利用文字进行科学研究”，主要目的是保证展览的科学性和学术性，在展览的接受心理学、展陈理念推广等方面比较欠缺，对展览效果的评价也缺乏严密的体系。从博物馆观众分布的经验可以推断，纸质文物是观众单件展品停留时间较长、全展线停留时间最短的展览。即纸质文物展览是最容易产生视觉疲劳的展览 [12]。

此外，除了纸质文物本身的文字之外，还要兼顾博物馆中不可或缺的文字说明，这都是考量观众承受能力的重要一环。虽然展览策展人曾在《墙上的文字》一文中写道：“在展场所有墙上的文字就是在与你的观众说话，这些文字说出你这个机构的声音，你声音的语调就设定了你与观众的关系，这个关系最好的情况是基于信任，你们之间才会是亲近的，有对话的。”[13] 但实际情况是，博物馆中说明文字应尽量做到简洁明了，在将最重要信息说明的前提下，字数越少越好。展墙展板说明文字最理想的字数范围为100字以内，较为理想的字数范围是 100～140字，需谨慎使用的宽容范围是 140～300字，300字以上让观众不能容忍 [14]。

故而，在陈展中，必须要考量纸质文物本身的文字属性，尽量减少对文物的详细描述，如湖北省博物馆“万里茶道”特展就采用简要的文字说明和扼要的综合展板（图一）。

但 这 些 纸 质 文 物 本 身 的 文 字 内 容 就 很 丰富，而且它们大都是繁体字，故对观众的知识储备要求较高；同时，如果在展线上安排的文物展品较多，就会造成观众的停留时间过长，影响观展的流畅度，如 2015年故宫博物院举办的“《石渠宝笈》特展”，由于是难得一见的珍宝展，就出现了部分参观者在名品之前驻足良久而影响他人观展的现象。因此，在展线的安排上必须考量纸质文物的特殊性，以及布展空间所能承载的文物数量及潜在观众容量。

在纸质文物的布展中还要考量当下的时代特征，如今更能体现时代特点的是“读图时代”，甚至说是“微视频称道”的时代，静态的文字很难吸引大众的注意力，故使用声像、音频、互动式等多媒体形式进行展品展示的外延 [15] 变得越来越重要，如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契约分馆采用了场景复原和机器人讲解员等方式。

另 外 ， 就 是 如 何 在 陈 展 空 间 中 合 理 布 局展品的问题，现有方式无非是将展品置于独立展柜、靠墙展柜和挂壁展柜之中，以后二者居多。但由于契约文书等藏品本身数量的丰富，如洛 阳 民 俗 博 物 馆 馆 藏 契 约 文 书 等 纸 质 文 物 达五万余份，使得现有的陈展空间无法容纳众多展品，同时，要避免同质化的展品多次出现。在聊城契约文化博物馆中，布展人对藏品进行初步分类后，按不同类型进行不同的文字说明和展示，其并未采用挂壁展柜的展示方式，而是采用装裱后装框挂到展墙上进行展示，犹如一件件艺术品。采用装裱上框当然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装裱上框的花费高昂，且上下两组并列的布展方式必然使得观众在浏览下面一排的契约文书时造成视线上的不便。

由于聊城契约文化博物馆只有两进院落，占地面积仅 2000平方米，所以能够提供陈展的空间并不大。不过，笔者较为欣赏的是其利用了中国古典建筑的特点和建筑意象，在展厅中巧妙地设置了不少仿古典门窗似的“隔断”，布展人利用古典门窗的镂空效果增加了展陈空间，也使得古代契约与仿古建筑融为一体，使其在更具古典韵味的同时，增加了可供观展的空间。

最后，还要强调的是，并不是所有契约都要如聊城契约文化博物馆那样装裱后进行展示，装裱当然是一种十分古典的纸质文物保护与展示方式，但就契约本体来讲，在本体保存较好的情况下似可考虑原态展示。因为装裱同样对纸质文物（如墨色等）有所伤害，如湖北省博物馆“万里茶道”特展，在挂壁展柜中，其采用双面亚克力板的方式将契约等纸质文物固定后进行展示（图二），在靠墙展柜中，仅使用单层亚克力板就能很好地进行展示，一方面保证了契约的平整度；另一方面，使得观众观展的效果很好，且成本较之于装裱上框的契约要小，而且亚克力板非消耗品，可以循环利用。

结 语

2014 年2月，总书记在首都博物馆参观北京历史文化展览时强调，搞历史博物展览，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作为历史文物重要载体之一的纸质文物，更是历史博物展览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不仅能“自述身世”，也是数百年以来反映河洛地区风俗的重要见证物。因此，让这些契约文书活起来，是文博工作者所要肩负的重要使命。

附记：本文照片均为笔者自摄。

注 释

[1] 王蕾、王少峰：《我市建国内首座契约文书博物馆》，《洛阳日报》2015 年4月8日第003版。

[2] 李义敏：《浙江师范大学藏民间文书的基本情况与史料价值》，《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3期。

[3] 同 [2]。

[4] 同 [2]。

[5] 张应强：《清水江文书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刍议》，《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3 年第3期。

[6] 陈清义、赵铮、纪又方、孙晶：《关于在聊城古城设立“中国科举博物馆”等40个专题博物馆的可行性调查报告》，《聊城科学发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第553～559页。

[7] 梁淑群：《洛阳民俗博物馆与馆藏契约文书概况》，《文物天地》2015 年第10期。

[8] 同 [7]。

[9] 同 [7]。

[10] 李孝聪：《孔道与平台：杀虎口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 2期。

[11] 蔡洪滨、周黎安、吴意云：《宗族制度、商人信仰与商帮治理：关于明清时期徽商与晋商的比较研究》，《管理世界》2008 年第8期。

[12] 陈洁：《纸质文物展览相关经验与启示》，《文物鉴定与鉴赏》2018 年第2期。

[13] 〔美〕Kathleen McLean著，徐纯译：《如何为民众规划博物馆的展览》，台湾海洋生物博物馆出版，2001年，第 111页。

[14] 张颖：《博物馆说明文字的字体、字数和字号设置——基于实验条件下的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年。

[15] 陈洁：《纸质文物展览相关经验与启示》，《文物鉴定与鉴赏》2018 年第2期。

文章来源 《洛阳考古》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