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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浙地区文人竹刻的兴起背后
摘要: 上海博物馆的竹刻收藏总数达600余件，以时代序列齐全与精品佳作众多为特点，特别是最具艺术价值的名家之作与深蕴人文内涵的文人竹刻，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在世界上都占有无可比拟的地位。由竹刻研究学者施远所著的《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明清竹刻》日前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该书对上海博物馆的竹刻收藏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梳理和解析。“澎湃新闻”节选 ...
上海博物馆的竹刻收藏总数达600余件，以时代序列齐全与精品佳作众多为特点，特别是最具艺术价值的名家之作与深蕴人文内涵的文人竹刻，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在世界上都占有无可比拟的地位。由竹刻研究学者施远所著的《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明清竹刻》日前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该书对上海博物馆的竹刻收藏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梳理和解析。
“澎湃新闻”节选其中“馆藏清代江浙地区的文人竹刻”的部分章节予以刊发。作者认为，清代江南文人竹刻艺术发展到道光朝以后，在艺术上已经超越了传统竹刻重镇嘉定。其蓬勃发展的缘由具体而言大概有四：金石学的大兴、阴文浅刻技法的成熟、竹制折扇的风行、镌刻为艺文之士所必修技艺。
清代江浙皖地区文人竹刻的兴起
清代江浙皖地区的文人竹刻艺术，大约可以嘉庆朝作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发展情况，有着鲜明的差异。
徐熙 摹刻金石铭文竹扇骨
在前一时期，即从清代初年直到乾隆朝后期，通过文献的记载和传世实物的证明，可知在嘉定地方以外有着零星的文人艺术家参与竹刻创作。这些零星的创作多半出自个人的兴趣，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所在地方工艺传统和欣赏者审美要求的支撑，但始终没有形成较大的声势和一定规模的创作群体，也没有发展出比较完整的工艺技法体系，更无论出现嘉定派那样的流派了。到了乾隆朝后期，情况逐渐发生变化，至嘉庆、道光年间，形势更为明显。嘉定地方以外的江浙一带，涌现出一大批精于刻竹的文人镌刻家。他们的出身多种多样，或为诸生，或为士夫，或为僧道，却多能奏刀于竹材，厕身竹人之列，其中不乏集传统经学、金石、书画、辞章、考据、收藏研究于一身的学者型竹人。他们中有以竹材作为主要镌刻材料者，但绝大多数是能在竹、木、牙、石等各种材料上运用刻刀表现金石书画艺术趣味的镌刻通才。若详考史乘，自嘉庆以至宣统，江浙皖地区文人之中能刻竹者不下百数十人。在此时期，鲜明的艺术风格以及系统的工艺技法体系开始形成：流行浅刻阴文与阳雕工艺，无圆雕和高浮雕之制，在艺术上普遍地以表现书画的笔墨情趣与金石拓本的苍茫效果为追求。此时，多个竹人聚集的中心区域出现，竹人间师友关系十分清晰。尽管研究者尚未给予明确的流派定位，但实际上的竹刻流派已经形成，虽无其名而有其实。
徐熙 浅刻烹茶图竹臂搁
徐熙 浅刻烹茶图竹臂搁
竹刻之有金陵派，其名出于金元钰。他在《竹人录·凡例》中指出：“雕琢有二派，一始于金陵濮仲谦，一始于吾邑朱松邻。”此后，竹刻分金陵、嘉定二派几成定论。直至今人王世襄始对金陵派的存在与否提出异议，嵇若昕则明确否定了金陵派的存在。
毫无疑问，如将艺术流派的确立拘于继起者必须得到初创者的亲授方可形成，那么金陵派确实是不存在的。但如果我们更注重审美追求、艺术形式、作品风格、纹饰主题、雕刻手法等要素的相同或类似，那么“金陵派”的提出又不无其合理性。实际上，在《竹人录》撰刊之前，清人将那种不同于嘉定竹刻多层次深雕风格的、特具文人艺术韵味的、以浅刻和薄意浮雕为主要表现技法的竹刻，与濮仲谦密切相联。即便是金元钰，也没有使用“金陵派”这一概念，而是称之为“濮派”。李希乔、潘西凤是清代前期嘉定地区以外竹人的代表，在欣赏者的眼里，都是堪与濮仲谦相媲美者，其竹刻风格无疑与濮氏十分近似。这种艺术风格上的一致性，无疑是此后“金陵派”一说能够流传的前提。
韩潮 阴刻岁朝清供图竹笔筒
韩潮 阴刻岁朝清供图竹笔筒
由此我们知道，在“金陵派”这一流派概念提出以前，“金陵派”是有实而无名。赏鉴者都认识到竹刻中存在着一种与嘉定派截然不同的作风，其创始者或曰代表者为濮仲谦，而此种风格在濮氏逝后依然出现于若干竹人之手。此时“金陵派”之名并未出现，仅有“濮派”的说法。而在清代晚期“金陵派”之名确立之后，“金陵派”却反而名实不符。附会者将作品风格与濮仲谦毫无相似之处，仅因同样在金陵地区活动的李文甫加进去，遂使“濮派”的面目更加混淆不清。今天我们讨论有清一代嘉定以外地区竹刻的发展，不能不还“濮派”的本来面目和应有的历史地位。
濮仲谦的有关史料已为学界熟知，兹不赘述。这里要讨论的，是“濮派”在清代的情况。金元钰明确提出了与嘉定派并立的“濮派”，表明在乾隆、嘉庆年间，具有“浅率”特征的一路竹刻必已有相当影响，方能与嘉定派分庭抗礼。而此一时期，正是嘉定以外江浙等地文人竹刻开始蓬勃发展之际。到道光、咸丰年间，已在影响和地位上超越了嘉定竹刻。不仅如此，即嘉定竹刻自身，其中作为艺术高标的文人竹刻，在清中晚期也倾向于“浅率”之风了。
“浅率”一词本为贬意，金元钰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此词的，却准确地从形式和创作态度上揭示了“濮派”的特点。“浅”与“深”相对，无论阴文浅刻、毛雕或薄意浮雕，皆凹凸不烈、起伏不大，平面感强，近于绘画与书法的审美效果。“率”字不妨解作“率性、率意”之“率”。有此，方可与清代盛行的文人写意画风相适应，与文人放怀挥写的潇洒风度天然合拍。正是“浅”的平面性与“率”的挥洒气，才吸引越来越多的文艺之士投身竹刻，促成清代嘉定以外地区文人竹刻的大发展、大繁荣。
方絜 竹刻仕女赏梅图臂搁
方絜 竹刻仕女赏梅图臂搁
“澎湃新闻”节选其中“馆藏清代江浙地区的文人竹刻”的部分章节予以刊发。作者认为，清代江南文人竹刻艺术发展到道光朝以后，在艺术上已经超越了传统竹刻重镇嘉定。其蓬勃发展的缘由具体而言大概有四：金石学的大兴、阴文浅刻技法的成熟、竹制折扇的风行、镌刻为艺文之士所必修技艺。
清代江浙皖地区文人竹刻的兴起
清代江浙皖地区的文人竹刻艺术，大约可以嘉庆朝作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发展情况，有着鲜明的差异。
在前一时期，即从清代初年直到乾隆朝后期，通过文献的记载和传世实物的证明，可知在嘉定地方以外有着零星的文人艺术家参与竹刻创作。这些零星的创作多半出自个人的兴趣，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所在地方工艺传统和欣赏者审美要求的支撑，但始终没有形成较大的声势和一定规模的创作群体，也没有发展出比较完整的工艺技法体系，更无论出现嘉定派那样的流派了。到了乾隆朝后期，情况逐渐发生变化，至嘉庆、道光年间，形势更为明显。嘉定地方以外的江浙一带，涌现出一大批精于刻竹的文人镌刻家。他们的出身多种多样，或为诸生，或为士夫，或为僧道，却多能奏刀于竹材，厕身竹人之列，其中不乏集传统经学、金石、书画、辞章、考据、收藏研究于一身的学者型竹人。他们中有以竹材作为主要镌刻材料者，但绝大多数是能在竹、木、牙、石等各种材料上运用刻刀表现金石书画艺术趣味的镌刻通才。若详考史乘，自嘉庆以至宣统，江浙皖地区文人之中能刻竹者不下百数十人。在此时期，鲜明的艺术风格以及系统的工艺技法体系开始形成：流行浅刻阴文与阳雕工艺，无圆雕和高浮雕之制，在艺术上普遍地以表现书画的笔墨情趣与金石拓本的苍茫效果为追求。此时，多个竹人聚集的中心区域出现，竹人间师友关系十分清晰。尽管研究者尚未给予明确的流派定位，但实际上的竹刻流派已经形成，虽无其名而有其实。
竹刻之有金陵派，其名出于金元钰。他在《竹人录·凡例》中指出：“雕琢有二派，一始于金陵濮仲谦，一始于吾邑朱松邻。”此后，竹刻分金陵、嘉定二派几成定论。直至今人王世襄始对金陵派的存在与否提出异议，嵇若昕则明确否定了金陵派的存在。
毫无疑问，如将艺术流派的确立拘于继起者必须得到初创者的亲授方可形成，那么金陵派确实是不存在的。但如果我们更注重审美追求、艺术形式、作品风格、纹饰主题、雕刻手法等要素的相同或类似，那么“金陵派”的提出又不无其合理性。实际上，在《竹人录》撰刊之前，清人将那种不同于嘉定竹刻多层次深雕风格的、特具文人艺术韵味的、以浅刻和薄意浮雕为主要表现技法的竹刻，与濮仲谦密切相联。即便是金元钰，也没有使用“金陵派”这一概念，而是称之为“濮派”。李希乔、潘西凤是清代前期嘉定地区以外竹人的代表，在欣赏者的眼里，都是堪与濮仲谦相媲美者，其竹刻风格无疑与濮氏十分近似。这种艺术风格上的一致性，无疑是此后“金陵派”一说能够流传的前提。
由此我们知道，在“金陵派”这一流派概念提出以前，“金陵派”是有实而无名。赏鉴者都认识到竹刻中存在着一种与嘉定派截然不同的作风，其创始者或曰代表者为濮仲谦，而此种风格在濮氏逝后依然出现于若干竹人之手。此时“金陵派”之名并未出现，仅有“濮派”的说法。而在清代晚期“金陵派”之名确立之后，“金陵派”却反而名实不符。附会者将作品风格与濮仲谦毫无相似之处，仅因同样在金陵地区活动的李文甫加进去，遂使“濮派”的面目更加混淆不清。今天我们讨论有清一代嘉定以外地区竹刻的发展，不能不还“濮派”的本来面目和应有的历史地位。
濮仲谦的有关史料已为学界熟知，兹不赘述。这里要讨论的，是“濮派”在清代的情况。金元钰明确提出了与嘉定派并立的“濮派”，表明在乾隆、嘉庆年间，具有“浅率”特征的一路竹刻必已有相当影响，方能与嘉定派分庭抗礼。而此一时期，正是嘉定以外江浙等地文人竹刻开始蓬勃发展之际。到道光、咸丰年间，已在影响和地位上超越了嘉定竹刻。不仅如此，即嘉定竹刻自身，其中作为艺术高标的文人竹刻，在清中晚期也倾向于“浅率”之风了。
“浅率”一词本为贬意，金元钰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此词的，却准确地从形式和创作态度上揭示了“濮派”的特点。“浅”与“深”相对，无论阴文浅刻、毛雕或薄意浮雕，皆凹凸不烈、起伏不大，平面感强，近于绘画与书法的审美效果。“率”字不妨解作“率性、率意”之“率”。有此，方可与清代盛行的文人写意画风相适应，与文人放怀挥写的潇洒风度天然合拍。正是“浅”的平面性与“率”的挥洒气，才吸引越来越多的文艺之士投身竹刻，促成清代嘉定以外地区文人竹刻的大发展、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