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原刊发于《美术研究》2020年第4期）道德与信仰——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藏北魏画像石棺相关问题的再探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The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藏北魏画像石棺，20世纪早期发现，传出河南洛阳，现存头挡、足挡、两侧板，不见棺盖和底板。该棺画像丰富，雕刻精湛，备受学界关注（图1）。1939年，日本学者奥村伊九良最早发表《关于 ...

（本文原刊发于《美术研究》2020年第4期）

道德与信仰

——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藏北魏画像石棺

相关问题的再探讨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The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藏北魏画像石棺，20世纪早期发现，传出河南洛阳，现存头挡、足挡、两侧板，不见棺盖和底板。该棺画像丰富，雕刻精湛，备受学界关注（图1）。1939年，日本学者奥村伊九良最早发表《关于镀金孝子传石棺刻画》一文，就其时代及画像风格、内容作了考察。[1] 1948年，Richard S. Davis在《明尼阿波里斯美术馆通报》上刊发《一具北魏石棺》一文，简要介绍了该棺的状况。[2] 1995年，巫鸿在其专著《中国古代建筑和艺术中的纪念碑性》第五章《透明的石头：一个时代的终结》中就该棺画像视觉模式和空间性进行了透析。[3]1999年，汪悦进发表了《棺与儒教——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收藏的北魏画像石棺》的专题论文， 从图像渊源、思想性、空间结构等方面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4] 2007年，黑田彰在其专著《孝子传图研究》中《再论镀金孝子传石棺——关于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館藏北魏石棺》一节，综合讨论了该石棺。[5] 除上述专题研究外，长广敏雄、加藤直子、林圣智、罗丰、郑岩、贺西林、邹清泉、徐津等学者在相关著作和论文中亦涉及之。[6] 近年来考古新材料和研究新成果不断推出，引发出一些新的问题。笔者在原有认识基础上，结合近年来的思考心得，就该石棺的年代及属主、画像功能及思想性、视觉表征及文化资源议题再做探讨。

　　图1 画像石棺，北魏，6世纪早期，侧板长约223.5厘米，高约61厘米，河南洛阳出土，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藏

石棺年代及属主

该石棺系盗掘，出土信息不详。除个别学者存疑外，大多学者视其为北魏正光五年（524）贞景王元谧石棺，讨论多基此展开。那么这种认识是如何形成的？成立吗？笔者重新检视了相关材料，梳理了其形成过程，认为这一近乎共识的见解缺乏有效证据，迷雾重重。

1931年春，燕京大学容庚、顾颉刚、郑德坤一行考察了洛阳一些被盗掘的古墓。郑德坤说：“我们访古到洛阳时，古董商郭某曾带我们去看被发掘了的大魏贞景王墓，有墓志一方已卖与当地长官了。冢高三丈许，乡人由顶凿穴而入，尽得圹中器物，由边凿穴而出。”[7] 文中提到墓志，未言葬具去向。

1939年，日本学者奥村伊九良著文，最早谈及该石棺。说其传出河南，与美国纳尔逊美术馆藏孝子棺前后出现于古董市场，数年前曾有意卖到日本，其他信息不详，现下落不明。此外，奥村氏获悉上海古田福三郎藏有该棺拓片。其似未见石棺原物，听说棺上有金箔痕迹，故称“镀金孝子传石棺”，并断为6世纪中期前后的遗物，未言与元谧有任何关系。[8]

1941年，郭玉堂《洛阳石刻时地记》记载，魏使持节征南将军侍中司州牧赵郡贞景王元谧墓志“民国十九年（1930）阴历又六月十六日，洛阳城西东陡沟村东北李家凹村南出土，无冢，与妃冯氏合葬，妃志亦同时出土，后与宁懋墓中所出石房同售之外国。”[9]只字未言石棺。

1948年，Richard S.Davis在《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通报》刊发的《一具北魏石棺》一文中载述，该馆通过Dunwoody基金会购得6块浮雕石板，包括墓志、志盖、头挡、足挡和二块侧板，说其出自524年北魏将军贞景王墓，是一套最完整的中国墓葬雕塑组合，文中附有墓志和石棺照片。[10] 该文视棺与墓志为一套组合，首次建立起石棺与元谧的联系,但作者没有提供其同出一座墓葬的任何证据。那么，这种关联是如何建立的？依据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1966年，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Anthony M. Clark、Samuel Sachs II撰写的《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1915－1965》一文也提及该石棺，说该馆中国特藏品包括1946年入藏的524年北魏贞景王石棺雕刻。[11]

1987年，黄明兰《洛阳北魏世俗石刻线画集》也称该棺为元谧石棺，说其“解放前洛阳出土，今下落不明，现只存石棺拓片。拓片封套墨书元谧石棺，其根据待考。”[12]黄氏所说拓片，何时拓本？封套墨书何时、何人所题？拓片及封套现藏何处？皆未交代，情况不明。

前述大多学者，如巫鸿、汪悦进、加藤直子、罗丰、郑岩、邹清泉等在相关讨论中，皆视该棺为元谧石棺，笔者多年来也持此观点。少数学者就此持谨慎态度，1969年，长广敏雄在其《六朝时代美术研究》一书中就该棺表述为“无法确证年代，北魏洛阳时代贵族墓画像石棺，棺盖下落不明。”[13] 2008年，宿白在其《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一书中表述为“传正光五年（524年）元谧墓所出孝子棺。”[14] 另有学者亦觉察有疑问，但仍倾向视其为元谧石棺。2007年，黑田彰在《再论镀金孝子传石棺——关于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藏北魏石棺》文中，就该棺与元谧关系的建立过程做了梳理和分析，看到其中问题的复杂性，并认识到视其为元谧石棺的依据并不确凿。但黑田氏最后还是说：“基于奥村氏的风格分析，并进一步参考美国及中国学者的观点，笔者以为该棺可以看作是正光五年（524）的元谧石棺。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元谧墓志和石棺是否同时出土，但中国方面视为证据的拓本封套墨书（笔者未见），确实是有来由的珍贵遗物。”[15] 2015年，林圣智在《北魏洛阳时期葬具的风格、作坊与图像：以一套新复原石棺床围屏为主的考察》一文中也对该棺的属主做了简要分析。林氏通过该棺与同时代墓志上畏兽形象的比较，认为其具正光年间风格，故推断拓片封套墨书可能信而有征。[16]

笔者也仔细观察了该棺侧板上的畏兽形象以及正光三年（522）冯邕妻元氏墓志、正光五年（524）元谧墓志、正光五年元昭墓志、孝昌二年（526）元乂墓志、永安二年（529）笱景墓志、永安二年尔朱袭墓志上的畏兽形象，发现正光至孝昌年前后畏兽造型未见明显变化。该棺山石树木造型与孝昌三年（527）宁懋石室、永安元年（528）曹连石棺画像也都很相似。通过风格样式分析，基本可断定其为正光至孝昌年（520－527）前后的遗物，但仍然无法确证它就是元谧石棺。

奥村伊九良听说该石棺上存有金箔痕迹，故称“镀金孝子传石棺”。据此有学者认为其似“通身隐起金饰棺”，[17] 断言为东园秘器，并及之元谧。[18] 东园秘器代表极高的政治礼遇，受赐者皆为皇室宗亲或勋僚重臣。[19] 元谧，《魏书》《北史》均有传，且存墓志。可知其为赵郡王幹之世子，世宗初袭封，曾任幽州刺史、安南将军等职，正光四年薨，谥曰贞景。《魏书·元谧传》：元谧“正光四年薨。给东园秘器……。”[20] 可知元谧葬具确系东园秘器。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北魏石棺雕工精湛，装饰富丽，很可能出自宫廷匠署，视其为东园秘器很有道理，但还是不能说明它一定就是元谧的东园秘器。

郭玉堂《洛阳石刻实地记》载述，20世纪早年其所见洛阳出土北魏画像石棺4具，属孝昌年间的二具，即孝昌二年（526）东莞太守秦洪石棺、孝昌三年（527）章武武庄王元融石棺，[21] 其中元融石棺为东园秘器。[22] 也就是说，20世纪早年洛阳出土的正光至孝昌年间的东园秘器不止元谧葬具一件。《洛阳石刻实地记》记载，民国二十四年（1935），魏章武武庄王元融墓志及妃穆氏墓志同时出土于洛阳城北。穆氏墓志条云：“郑凹南地路西出土，与元融合葬，两志同时出土。……又有石椁一具，满刻花纹，售千八百元，未知彼夫妇谁氏之椁也。”[23] 两人墓志出土不久售之北平，后入藏西安碑林。石棺和墓志盖则下落不明。

本文写作过程中，读到徐津、马晓阳新作《美国藏洛阳北魏孝子石葬具墓主身份略考》一文，就其相关疑问颇有同感。该文简要梳理了20世纪早期洛阳北魏画像石葬具的出土、流传情况，并对现藏美国博物馆部分葬具的属主做了推测。其中就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藏北魏石棺，作者根据棺上榜题文字书风、孝子故事选择，并参照近年洛阳出土的永安元年（528）曹连石棺综合分析，认为称其元谧石棺或许是个错误，它的实际主人可能是元融。[24]

徐津、马晓阳的理据是否有效，结论是否成立，暂且不论，但其问题的提出的确值得省思。笔者无意讨论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北魏石棺与元融的关系，只是想说明当时文物出土、售卖、流传、收藏过程非常复杂混乱，可能存在陷阱。20世纪早期洛阳大量北魏墓遭盗掘，出土众多石刻文物，其中不乏棺椁葬具，而这些葬具大多属主不详，流向不明。从郭玉堂《洛阳石刻实地记》记载看，当时很多文物出土后都是零散售卖到各处不同商人和藏家手中，故不排除盗掘者、古董商把不同墓中出土的文物张冠李戴，打包售卖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藏北魏石棺与元谧墓志是否同出一墓，为一套组合，的确存在疑问，仅凭信息不详的拓片封套墨书不足以证明之。其为元谧石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也不排除其他可能性，若没有新的有效证据出现，其属主将始终是一个无法破解之谜。

画像功能及思想性

该石棺画像儒、释、道思想意涵显而易见。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为何要把不同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的图像置于一棺之上？是随意拼凑，还是特别经营？它们之间有关联吗？

我们首先从石棺头挡图像切入。头挡正中雕刻双凤首尖拱大门，门楣上方雕刻摩尼宝珠、莲花、畏兽；两侧门墩处各一畏兽。门下方设一桥，桥下莲花出水，对岸山石林立。门两侧分立执剑门吏（图2）。门和门吏在中古棺椁上经常可见，传统可上溯汉代，四川、重庆出土东汉石棺头挡画像或饰棺铜牌上常见阙门和门吏，偶见“天门”题记，[25] 这种图像与早期神仙道教有关。与汉代不同的是此门非传统汉式阙门，而是北朝佛教石窟中常见的尖拱门，其尖拱两端加饰双凤首的造型见于云冈、龙门、敦煌石窟北魏洞窟壁龛，与同期龙门石窟莲花洞北壁一龛楣极似（图3）。此外，门上方出现了与佛教有关的摩尼宝珠、莲花、畏兽。如此，这座门就变得复杂了。再看门下的桥，桥下河中莲花盛开，这不禁让我们想到四川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的一通6世纪早期的净土变造像碑（图4）。比照看，该棺头挡上这座桥似乎具有通往净土世界的意涵。然而桥对面山石林立，似乎又暗示出通往云崖仙境的寓意。那么，对岸门内的世界是洞天福地，还是天宫净土？耐人寻味，留给人丰富的想象空间。

　　图2 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藏北魏石棺头挡画像（拓片）

　　图3 双凤首尖拱龛楣，北魏，6世纪早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莲花洞

　　图4 净土变造像碑碑阴，南朝梁，6世纪早期，四川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门内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石棺两侧板上部。左棺板前段刻青龙，右棺板前段刻白虎；青龙、白虎身后各有一只凤凰；再往后靠近棺板尾端还各有两个持节乘凤的仙人。棺两侧雕刻青龙、白虎，是自东汉以来的传统，常见于北魏葬具。青龙、白虎既是方位神，又是护佑神，同时还是登仙之蹻，就此《抱朴子内篇》多有载述，[26]《神仙传》《列仙传》等文献中也见骖龙驾虎、乘云飞升的情景。可见上述图像皆为本土传统，且与神仙道教升仙思想有关。洛阳上窑村北魏石棺、曹连石棺两侧板主题画像皆为仙人驾御和引导龙虎升仙。[27] 此外，该棺两侧板上部还各雕刻一天人、二畏兽、二瑞鸟，空隙处满布纷繁复杂、变幻莫测的云气、莲花、忍冬、蔓草纹样。这些图像和纹样大量出现于北魏石窟，表明其与佛教有关。吉村怜认为北魏石窟中的莲花是构成佛的世界的重要因素，象征超自然的化生，体现了往生净土的思想。并说这种图像和观念影响到北魏墓葬艺术，巧妙地融汇进了神仙世界图式中。[28] 另有学者专题讨论了南北朝墓葬中的神仙道教和佛教图像，认为莲花、摩尼宝珠、化生等图像意在营造净土世界氛围。神仙道教图像与佛教图像的结合，反映了升仙与往生佛国净土观念的并行或融合。[29] 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神仙洞天与佛国净土或已混同，江苏南京、丹阳及河南邓县南朝墓砖画把常见于佛教造像中的飞天铭为“天人”，[30] 而浙江余杭小衡山南朝墓砖画则把同样的形象铭为“飞仙”。[31] 再就是，该棺两侧板上部还各雕刻两个窗框，每框内刻两个半身人像。汪悦进认为窗框连接了两个时空，是从人间窥望仙境的通道，其中的人物是墓主夫妇，既表达了升仙，也留住了记忆。[32] 巫鸿认为窗框中的人物是墓主的仆从。[33] 那么这一图像的象征性到底为何呢？笔者认为其表现了进入天堂的墓主夫妇，表达了子孙希望先人夫妻同在天堂的愿望。类似表现汉代已有，陕西绥德一些画像石墓门横额中央屋宇中见有墓主夫妇像，旁边还有骑鹿仙人，表现了升入仙境的墓主夫妇。[34]北魏佛教造像碑亦见之，永安二年（529）乐陵太守李文迁等人造像碑，其上线刻五座庑殿顶建筑，内均有像主，并见“现身天宫”铭记，如“像主李文迁家口夫妻男女现身天宫”，表达了像主往生天宫净土的愿望。[35] 总而言之，该棺两侧板上部图像融汇了道教与佛教的极乐世界信仰，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天堂景象，表达了时人对死后世界一种全新的理解和想象。

接着再看两侧棺板下部及两边图像，共雕刻10个孝子故事，皆附榜题，背景为山林景致。左侧板5个，题“丁兰事木母”“韩伯余母与丈和弱”“孝子郭巨赐金一釜”“孝子闵子骞”“眉间赤妻”“眉间赤与父报酬”；右侧板5个，题“孝孙弃父深山”“母欲煞舜即得活”“老莱子年受百岁哭闷”“孝子董□与父犊居”“孝子伯奇耶父”“孝子伯奇母赫儿”。关于孝子故事榜题释读、内容情节、图像程序及其与《孝子传》的关系，学者多有探讨，[36] 不赘。在此尝试讨论以下问题，即为何北魏一朝孝风大盛，孝子画像大量涌现？石棺上的孝子画像是给谁看的？其创作意图、功能和象征意义何在？孝子为何身处山林？

孝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古代中国维系宗族关系的伦常，是稳固封建统治秩序合理性的根本依据。魏晋南北朝时代，《孝经》仍被奉为儒家圣典，甚至成为开蒙必读本，很多人自幼诵习，如《南齐书·顾欢传》说欢“八岁，诵《孝经》《诗》《论》。”[37]《梁书·昭明太子萧统传》言太子“三岁受《孝经》《论语》。”九岁“于寿安殿讲《孝经》，尽通大义。”[38] 北魏林虑哀王元文墓志铭述其“五岁诵《论》《孝》。”[39] 甚至有人还要把《孝经》带入坟墓，如《晋书·皇甫谧传》言其下葬时“平生之物，皆无自随，唯赍《孝经》一卷，示不忘孝道。”[40]《魏书·冯亮传》言亮遗诫，“左手持板，右手执《孝经》一卷。”[41] 可见孝道思想根深蒂固，是贵族和士人普遍的道德崇尚。除作为文本的《孝经》外，图像也是传播和弘扬孝道思想的重要媒介。传统的殿堂孝子画像依然存续。[42] 另外，藩邸侯门还见有《孝子图》绘本或画幅，《南史·江夏王萧锋传》：“武帝时，藩邸严急，诸王不得读异书，《五经》之外，唯得看《孝子图》而已。”[43]《南史·王慈传》言慈“年八岁，外祖宋太宰江夏王义恭迎之内斋，施宝物恣所取，慈取素琴石砚及《孝子图》而已，义恭善之。”[44]

考古材料显示，北魏孝子画像遗存最为丰富和精彩，远远超过同时代和前后王朝。这种现象表明，孝道思想在北魏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北魏迁洛以后，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推行孝道思想的举措，包括敕命把《孝经》翻译成鲜卑语，[45] 帝王亲自宣讲或命臣僚宣讲《孝经》，[46] 与之相应的是帝王的谥号、年号，王子的名字都不乏用“孝”字的，[47]甚至有藩王迎合皇帝意愿奉献金字《孝经》。[48] 北魏政权倡导孝道思想怀有强烈的政治目的，是其推行汉化的重要策略，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套同中原王朝一样的宗族礼法制度， 从而实现彻底汉化。[49]可见，北魏孝风大盛，孝子画像大量涌现，是统治集团强力推动的结果。

孝子图像进入墓葬是汉代以来的传统，与此前不同的是，北魏墓葬孝子图主要出现于棺椁或棺床等葬具上。孝子图与丧葬产生关联，其意义通常被理解为颂扬墓主的道德品行，或彰显丧家晚辈的孝行，或两者兼具。加藤直子认为北魏葬具孝子图意在展现墓主人的孝德，她说当时士大夫为维护自身宗族名望，甚至将丧礼和墓葬作为舞台，来展示自己的孝道。将孝子传图和《孝经》放入墓中具有同样的意义，是将自己乃至宗族的道德昭显于世的一种手段。葬具是丧礼中众目的焦点所在，其上的孝子传图好像在向世人夸耀，墓主也拥有与孝子传中人物相同的品德。若同时出现墓主画像，则是对这种意图的进一步强调。[50] 林圣智认为北魏葬具孝子图是子孙表达孝心，克尽孝道的图像隐喻，是体现丧家孝行的视觉表征。[51] 说孝子传图“既是死者家属所应效法的模范，也是将葬礼中丧家的孝行看作是孝子图的现世的体现。丧家通过孝子图，表明自己对于死者不忘孝道，另外，人们也可以看到，被称作孝子的丧家正扮演着孝子传图中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