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敦煌晚期石窟向称难治，关键在于民族更迭频繁，艺术风格继承性不明显，汉文文献记载稀少，回鹘与西夏洞窟常常被混为一谈，西夏与元代石窟又常常混淆不清，再加上藏传佛教对敦煌的长期影响，晚期石窟的分期断代成为剪不断，理还乱的学术难题。但时代问题不解决，会对石窟艺术、绘画特征乃至与石窟相关的历史、宗教、文化问题的研究带来极大局限，甚至成为陷 ...

敦煌晚期石窟向称难治，关键在于民族更迭频繁，艺术风格继承性不明显，汉文文献记载稀少，回鹘与西夏洞窟常常被混为一谈，西夏与元代石窟又常常混淆不清，再加上藏传佛教对敦煌的长期影响，晚期石窟的分期断代成为剪不断，理还乱的学术难题。但时代问题不解决，会对石窟艺术、绘画特征乃至与石窟相关的历史、宗教、文化问题的研究带来极大局限，甚至成为陷阱。为了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借由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研究员杨富学博士主持的院级重点项目“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与断代”项目平台，特邀请有关专家与项目组成员于联袂举办系列讲座，各抒己见，旨在推进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

本系列讲座共分为七讲。第一讲由中国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史金波研究员主讲，题目为《西夏石窟纵横谈》，主持人张元林研究员为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副部长兼敦煌学信息中心主任。

史金波先生以亲身经历介绍了1964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组成的西夏洞窟调查研究小组，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进行系统考察的经过、成果和贡献，认为两窟群中有80多座西夏洞窟，形成又一次敦煌艺术辉煌。从出土的《天盛律令》等西夏文文献中，爬疏有关莫高窟、榆林窟所在的沙州、瓜州的职官建制、佛教政策、服饰规定等重要资料，为研究西夏时期的石窟提供重要的背景资料。从黑水城以及宁夏、甘肃等地出土的大量西夏绘画，提高了对西夏绘画艺术水准的总体认识，这些具有不同风格的高水平绘画，有助于对西夏石窟绘画的考量。近年在莫高窟北区出土的西夏文文献，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还反映出西夏统治敦煌及其稍后的元代期间，西夏僧人们在北区众多生活洞窟留下了生活足迹和丰富的文化遗存，为了解西夏石窟增添了新的资料。敦煌学中包含有部分西夏学的内容，西夏学中包含有部分敦煌学的内容。上世纪80年代始编的《敦煌学大词典》含纳了有关西夏敦煌学方面的条目，目前正在编纂的重大项目《西夏文物》5编中，包含了敦煌研究院专家们编纂的《西夏文物·石窟编》。敦煌学家和西夏学家应密切联系，加强合作，各展所长，推动两个交叉学科的发展。

第二讲由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教授谢继胜博士作题为《关于敦煌地区西夏元时期石窟年代判定的几个问题》的讲座，主持人张小刚研究员为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副部长兼考古研究所所长。

谢继胜教授的讲座主要讨论涉及西夏石窟年代的几个问题，其中问题一以银川新华街三大士金铜佛与榆林窟27窟壁画为例说明分析敦煌晚期文物与石窟年代的意义及遵循的原则：绝对的年代界限没有图像学与艺术史的意义，应该重点观察宋夏元时期多民族佛教艺术图像的继承关系，例如新华街三大士、寒山拾得与榆林窟27窟接引菩萨、布袋和尚、寒山拾得等造像成组出现的缘由，说明其属于西夏时期的宗教图像体系；讲座问题二继续从上师冠帽个案考察石窟年代，以源自晚唐五代、受密教影响的毗卢帽和源自职官系统的黑帽区隔西夏本土与藏地不同的上师体系；问题三则是考察新发现的图像与文本，如武威博物馆藏如意轮坛城唐卡、噶举派帝师热巴的西夏弟子所撰《热巴传》记载的胜乐如意轮坛城建造史实等，重提莫高窟465窟的年代判定；问题四还关注了敦煌晚期石窟是否存在建于14世纪沙州豳王活动时期的可能性。

第三讲由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沙武田博士作题为《礼佛窟·藏经洞·瘗窟——敦煌莫高窟第464窟营建史考论》的讲座，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研究员郭俊叶博士主持。

莫高窟第464窟是敦煌晚期石窟的代表洞窟，窟内壁画保存较为完好，壁画题材和艺术风格独特，该窟时代的判断对认识晚期石窟意义重大。第464窟位处北区崖面的北段，和学术界关注度很高的敦煌藏传佛教代表窟第465窟为邻窟，对第465窟的断代有重要的佐证价值，因此长期以来颇引人注意。对此洞窟学术界主流意见认为是西夏时期营建，元代重修，但一直无人作深入的专题研究，颇有争议。近年来有专文讨论第464窟的时代问题，认为是元代营建的洞窟，与传统意见出入较大。经我们对第464窟基本历史、考古、图像作全面的分析，发现第464窟的营建前后经历了多次工程，第一次工程确为西夏时期改造北朝多室禅窟而成的一所完整的礼佛窟，现存后室的五方佛、观音化现、六字真言为这一时期作品，但前室未画壁画，为素壁。到了西夏晚些时间，对洞窟前室进行了二次维修工程，绘画华严五十三参和十地菩萨，并制造出前室西北角和西南角两个密闭的空间，这两个密闭空间又成为元代中晚期某个时间藏经的地方，这时洞窟兼具礼佛窟和藏经窟的双重性质。而元代把大量的多民族语言文字的佛经、回鹘文木活字等一同封存起来，也有可能是作为佛教徒瘗埋的随葬品，则又使得洞窟性质从礼佛窟＋藏经窟进而又兼具瘗窟的多重属性。元代人选择第464窟作为瘗窟，实是对前期西夏时期所绘壁画题材浓厚而强大的灭罪、度亡、救度、往生功能与思想充分理解基础上的再利用。

第四讲由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先堂研究员作题为《敦煌西夏石窟分期研究及相关问题》的讲座，由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王东副研究员主持。

本讲座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评述了敦煌西夏石窟研究的现状，指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刘玉权先生为敦煌西夏石窟分期研究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努力，应予以充分尊重。但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我国学术界存在学术准备不足的缺陷，学者们未能全面充分地了解掌握黑水城等地出土的西夏佛教文物和艺术品，在敦煌西夏石窟分期中存在学术视野狭窄、就敦煌说敦煌的缺陷，再加上单兵作战方式的不足，造成西夏石窟分期言犹未定、前后矛盾的状况。其次，谈及敦煌西夏石窟研究努力的方向，认为应该加强基础研究、个案研究、专题研究、比较研究和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图像学等多学科交叉等方面的研究，为推进敦煌西夏石窟分期研究奠定坚实基础。第三，介绍了由樊锦诗为主编，张先堂、刘永增为副主编的敦煌研究院课题组承担史金波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子课题《西夏石窟编》的进展情况和取得的成果。第四，以自己所做有关东千佛洞第2窟、第5窟和莫高窟第148窟供养人图像研究的3个案例，从供养人研究这一具体角度论述了通过具体、深入的专题研究推进敦煌西夏石窟分期的实践探索和取得的初步成果。

第五讲由吐鲁番学研究院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副研究馆员陈爱峰博士作题为《沙州回鹘洞窟供养人像的历史学研究》的讲座，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馆员张海娟主持。

陈爱峰博士此次讲座围绕以下四方面对沙州回鹘供养人像进行历史学层面的探讨：一是将莫高窟148、237、409窟及西千佛洞16窟供养人服饰，与西夏图像史料进行比对，并结合对莫高窟409窟供养人像所书回鹘文榜题的新近释读，确证莫高窟409窟诸窟所绘供养人为回鹘可汗，为独立的沙州回鹘国之存在又添例证。二是考察榆林窟39窟供养人榜题中出现的“宰相”、“梅禄”与“都头”三个职官名，回顾汉文及回鹘文文献，据此推测沙州回鹘职官可分为沿袭漠北回鹘汗国的蕃官系统、沿袭唐朝的汉官系统、沿袭沙州归义军职官系统三大类。三是莫高窟97、194、245、309、310、399、418诸家族供养窟窟主为汉人或汉化的粟特人，占沙州回鹘洞窟过半，并据供养人像之布局、服饰及榜题中出现的职官名称与所书文字情况，可见在沙州回鹘国中汉人包括汉化的粟特人地位，亦可知回鹘统治者对待国中汉人，在政治上对归义军职官制度有所承续，在服制上允“丈夫从胡法，夫人略同华夏”，在婚姻上允许通婚，在语言上回鹘语与汉语并行。四是莫高窟148窟主室中僧人供养像，可反映沙州回鹘僧官制度沿袭了归义军时期的僧官制度，寺院也基本保持了归义军时期的面貌，名称一仍其旧，数量大体相同，但作为尼寺的圣光寺却改为僧寺。

第六讲由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兼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富学博士作题为《敦煌晚期石窟分期断代研究的困境与出路》的讲座，由敦煌研究院敦煌学信息中心副研究馆员祁晓庆博士主持。

敦煌晚期石窟向称难治，关键在于民族更迭频繁，艺术风格继承性不明显，汉文文献记载稀少，故而特别需要关注出土文献、石窟题记和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活动的研究。此前一种观点认为西夏时期敦煌繁荣发达，石窟营建繁盛，元代敦煌萧条，故而石窟营建较少，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西夏时期，敦煌经济落后，政治地位不彰，及至元代后期，由于蒙古黄金家族成员的入居，敦煌成为蒙古西宁王的驻扎地，瓜州为肃王的驻扎地，其政治地位甚至在甘肃行省之上；蒙古豳王家族崇奉藏传佛教，敦煌许多原来被界定为西夏的洞窟其实都是元代兴建的；还有一些所谓的“西夏窟”，其实是回鹘人兴建的，不仅从着装上可以明显看得出来，而且有的还有回鹘文榜题；入居河西的蒙古人与沙州回鹘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裕固族，敦煌晚期石窟的历史与裕固族形成史息息相关。误解历史，忽视民族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因素，可以说是制约晚期敦煌石窟的致命缺陷。要解决晚期敦煌石窟的分期断代问题，出路在于寻找能够为石窟进行断代的坐标，关注各民族历史与石窟营建的特点，回鹘窟大体可分为归义军、沙州回鹘、元代三期，吐蕃窟可分为唐代、元代二期，西夏石窟可分为西夏国和元代二期。

第七讲由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赵晓星博士作题为《敦煌西夏石窟分期诸问题》的讲座，敦煌研究院编辑部主任、副研究馆员党燕妮博士主持。

赵晓星博士的讲座主要围绕千佛绿壁画的归属、回鹘洞窟的时间界定、西夏前期的莫高窟、河西区与中心区的石窟比较、西夏后期的敦煌石窟，及敦煌西夏后期石窟的特征共六个问题进行了讨论。讲座中提出，直到十一世纪末西夏所辖的敦煌地区仍然存在诸多威胁，因此这一时期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洞窟营建活动。此时在莫高窟只是进行少量洞窟的重修重绘，包括莫高窟莫高窟第340、395及206等窟。莫高窟存在的大量“千佛绿壁画”洞窟，主要属于曹氏归义军晚期和沙州回鹘时期的重修工程，西夏前期很可能极少从事此类重修活动。西夏时期敦煌地区真正意义上有规模的洞窟营建，实际上应是到了仁宗仁孝时期（1124-1193），这也与河西地区在西夏中后期受到重视的历史情况密不可分。这时的敦煌有了营建原创性洞窟的能力，并在吸纳周边佛教艺术后形成了西夏风格，出现了以榆林窟第2、29、3窟和莫高窟第3、465窟及东千洞第2、5窟为代表的一系列经典洞窟。西夏时期的敦煌石窟营建可分为前后两期，主要的代表洞窟均营建于12世纪后半叶的西夏后期。后期的西夏石窟艺术表现了题材内容和风格上的丰富性和多样化，创造出了此时适应敦煌地区民族众多、审美观独特的成熟艺术。

这次系列讲座全部采用线上形式举办，引起了国内外学者极大的关注，不仅对于促进敦煌晚期石窟研究有极大促进作用，而且起到了活跃学术气氛的作用，听众反映极为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