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　　虽然我们对何为“公共考古”的热烈讨论在本世纪初才开始 ，但中国公共考古实践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即已经起步 。1926年，李济在西阴村发掘后就做了公众演讲。1930年出版的《安阳发掘报告》中，也附录了李济等学者的介绍性文章，以起到“适时向社会公众开蒙考古工作，阐释和普及考古学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伊始，苏秉琦在1950年即提出“考古是人民 ...

一

　　虽然我们对何为“公共考古”的热烈讨论在本世纪初才开始 ，但中国公共考古实践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即已经起步 。1926年，李济在西阴村发掘后就做了公众演讲。1930年出版的《安阳发掘报告》中，也附录了李济等学者的介绍性文章，以起到“适时向社会公众开蒙考古工作，阐释和普及考古学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伊始，苏秉琦在1950年即提出“考古是人民的事业”的倡导。此后，他不仅在学术上倡导中国考古学要“必须正确回答下列诸问题，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更是在中华文明探源成果的公众普及上不遗余力 。他最后一部著作《中华文明起源新探》以通俗的语言总结了毕生的研究成果，自称是“一本我的大众化的著作，把我一生的所知、所得，简洁地说出来”，有力推动了中国公共考古的发展 。

　　中国公共考古真正出现蓬勃发展之势是在进入本世纪之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出现更多的面向大众的考古著作。《最初的中国》 和《考古好玩》 等是其中的代表。连一向被认为枯燥难懂的考古发掘报告也开始以崭新的姿态面世卖萌。《赫章可乐：二000年发掘报告》语言浅显、图文并茂，介绍发掘成果之外佐之以考古学常识 。《梁带村里的墓葬——一份公共考古学报告》由专业人士对一篇考古发掘简报进行详细笺注，使公众得以了解“考古发掘的缘起、过程和结果，有记录也有分析，有推理还有结论” 。

　　二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新媒体成了公共考古的重要媒介平台。很多考古文博单位、学者、考古文物爱好者、高校学生、普通公众等都开始运用微博、微信账号宣传、普及学科文化。“中国考古网”和“文博中国”等官方网站的微博、微信已经颇具影响，以在校学生为主体的公共考古自媒体也充满活力。例如，由多个高校学生志愿者组成的“北山小分队”制作了“殷墟”系列广播剧以“喜马拉雅FM”为平台播出。北京大学学生则开设了“挖啥呢”、“挖噻”等微信公共账号，紧随文物考古热点，在短期内就引发了广泛关注。

　　三是公众考古活动丰富开展。包括各博物馆、各大学公众考古机构以及各文化企业邀请知名学者举行的公众考古演讲；各考古机构组织的考古现场体验、公众参与的考古调查；各文博机构和学校文物爱好者协会组织的文物考古知识竞赛、考古发掘摄影展、文物修复体验、博物馆义务导览，以及中国考古网和“源流运动”等机构组织的考古T恤衫设计、考古动漫和微电影、优秀公众考古活动、考古也文艺及创意博物馆等作品有奖征集活动等。

　　四是公共考古在考古学中有了正式的学术地位。2002年，杭州召开“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颁证与学术研讨会”，其主题是“考古学与公众—考古知识的普及问题”，明确提出建立公共考古学的问题。此后，各科研单位纷纷成立公共考古部门。复旦大学设立公共考古课程和博士点。2014年3月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成都举行。2013年《大众考古》杂志创刊，《公众考古学》年刊也将刊行，公共考古有了专门的学术刊物。

　　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起了中国公共考古论坛，为公共考古提供了交流和展示的平台。第一届和第二届都是在中国考古学的发祥地之一、仰韶文化所在地三门峡举办，有来自二十几个文博单位、高校专家学者和学生畅谈各自在公共考古领域的实践与心得、行动与思考 ，更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公共考古活动成果 。2015年至2018年的四届论坛分别为第三届北京“首师论坛”、第四届湖北天门“荆楚论坛”、第五届四川宜宾 “李庄论坛”和第六届贵州贵阳“贵州论坛”，参加者来自27个省市的60多个单位，覆盖面广、内容更加丰富 。

　　五是有关中国公共考古的理论探讨逐渐展开。这既包括对中国公共考古发展脉络的梳理和经验总结 ，更包括国外公共考古理论的介绍和讨论。学者们对公共考古的概念、“公共”和“公众”的区别进行辨析 ，明确了公共考古研究的是“考古活动中任何与公众有互动或者有可能存在与公众互动的领域” ，探讨“当考古学不再只是存在于单纯的学术领域，而是与真实世界中的经济、政治和伦理等领域不断的发生冲突中产生的问题” ；认识到公共考涉及考古学家、行政管理部门和公众，公众考古实践既包括向公众传播考古知识、宣传重大学术成果，也包括与政府和公众一道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笔者自2005年起主持中国考古网及相关新媒体的建设，自2013年起参与主持中国公共考古论坛的创立、策划和运作，亲身见证了中国公共考古的迅速发展，并在近年的实际工作中感受到一些新的发展趋势，由此引发点滴新的思考，借此提出，供大家参考。

二

　　公众宣传方面，除了传统的知名学者的公共演讲、面向大众的考古书籍的出版和各类公众考古活动继续发展之外，主流媒体的创新性深度参与是近年出现的重要趋势。

　　中央电视台2001年开播的《探索与发现》中，重大考古发现已经成为重要内容，产生了广泛影响，但未形成持续的系列节目。2014年开始，该栏目加强考古内容，制作《考古进行时》，每年十多期，持续至今，现场报道了数十处考古遗址的重大发现，已经成为拥有大批拥趸的公共考古名牌栏目。

　　由央视与故宫博物院等九家国家级重点博物馆合作的综艺节目《国家宝藏》更是前所未有的公共考古创新型大制作。该节目每集介绍一家博物馆的3件镇馆之宝，以27位一线演艺明星做“国宝守护人”，另有数十位演艺明星参与，以舞台短剧的形式讲述“大国重器”们的前世今生，解读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并在故宫600年之际推出《国家宝藏》特展，由热心观众投票推出每个博物馆的一件宝藏参展。该节目因为立意新颖、制作精良和演员阵容强大，引爆空前的收视热情，使文物考古一时成为热点。

　　在新媒体方面，《三联新闻周刊》的网上音频栏目“三联中读” 2018年制作了《了不起的文明——跟着一线考古队长穿越历史》课程，请良渚、二里头和殷墟等10个中国著名考古遗址的发掘领队以通俗的语言深度解读遗址内涵。2019年，又制作了《了不起的世界文明——跟着考古队长重返历史现场》 课程，请在肯尼亚、洪都拉斯和埃及等国家主持涉外考古项目的中国学者讲述世界文化和文明演进的故事。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颇具影响力的微信公众号“星球研究所”发布的点击量10万+的《中国不能没有猪》。该文运用了大量考古资料，引用考古著作，以生动时尚的语言，制作精美的图表，讲述了猪的驯化和发展及其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这些影响力巨大的主流传统和新媒体有考古机构和从业人员难以具备的财力、物力和创作及运营人才，他们的优质作品自然会产生考古专业人员难以达到的广泛影响力，这对于公共考古宣传来说无疑是难得的美事。正如有学者讨论过的，这样的以非专业人士为主体制作的考古宣传产品体现了公众的参与，也是公共考古的真意所在 。但在《国家宝藏》播出后，考古工作者对其中贾湖古笛发现经过的陈述提出异议，《中国不能没有猪》也引发了策划反响颇大的“与猪同行”展览的考古专业人员对图片侵权的疑虑。这都反映出专业人员如何积极参与这样的活动，并增强自己的话语权的问题。相信专业人员和主流媒体的深度结合，取长补短，会制作出更多知识准确而生动、影响力更大的作品。

三

　　公共考古的本意不仅是向公众宣传考古知识，还包括把考古工作当做政府公共事务的一部分，探究其与政府主持的其他公共事务的关系，促进考古工作与政府主持的市政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在此方面，因为专业人员的努力，也因为各级政府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意识的加强，近年来取得了很快的发展。2018年的第六届中国公共考古论坛就把考古与城市现代化发展列为了主题 。

　　洞穴遗址这样的似乎没有多少“利用价值”的文化遗产，在有巨大经济利益驱动的城市建设面前，往往处于“螳臂当车”的劣势。但在该次论坛的“洞穴考古”专题研讨中，同处喀斯特地区、洞穴遗址遍布的桂林市和贵州贵安新区则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独特文化遗产的价值，将洞穴遗址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与城市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桂林甑皮岩遗址公园已经成为人文与自然融合的典范，与之相关的原始洞穴主题旅游项目也开展得有声有色，为遗址环境保护进行的地下水污染调查对现代城市水源保护提供了重要依据。目前，考古工作者正在实施更大规模的多学科结合的洞穴考古调查和发掘项目，桂林市政府有关部门也开始规划洞穴遗址资源的整体综合保护和利用。贵阳贵安新区政府有同样的文化情怀和远见，在新区建设之初，就制定了以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为本的方针；牛坡洞遗址的发掘更是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荣誉，也为新区建设提供持久的文化支撑。

　　雄安新区建设是全国瞩目的世纪工程，在规划阶段就把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摆在了重要位置，对考古工作进行了详细规划。在整体设计阶段，考古工作也积极跟进，开展了先期全覆盖式调查。在建设阶段开始后，配合基建项目的考古发掘也得以有序展开。可以预期的是，考古工作成果一定会为这座梦幻未来之城提供穿越时空的经历史长河流淌而来的独特意蕴。

　　北京通州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同样是万众关注，时间紧、任务重，为地下文物发掘和保护工作带来巨大挑战。但因为北京市政府的重视和文物考古部门出色的工作，整个项目达到了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和利用协调开展的良好效果。汉代路县故城的发掘和勘探取得重要成果，赋予了副中心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路县故城保护规划的制定、遗址保护和展示方案的编制和考古遗址公园先期绿化工程的开展，使得遗址保护和利用成为城市建设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有关部门与文物部门更是酝酿出了以大运河文化带、路县故城、通州古城、张家湾古城和漷县古城为中心的“一带四城”文化保护和城市发展宏大布局，让文化遗产为城市发展提供持续的滋养。

　　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热情为公共考古的开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何在文化建设成为“时尚”的情况下，既把握好机遇、又坚持科学导向和保护第一的原则，是考古从业人员面临的新问题。在地方政府的各种文化遗产“利用”实践中，有的偏重休闲娱乐而忽视了文化遗产价值的展示；有的投入资金却忽视了可持续运营。罗泰在接受关于公共考古的采访时提出，考古学家应该坚持原则，并以自己的知识让政府认识到真实的考古释读比自以为吸引人的附会具有更加持久的魅力 。其实，这样的坚持也是保证相关项目持续科学发展的基础。同时，考古从业人员也应该加强与有关部门和相关领域专家的结合，更积极主动地履行公共考古的义务。

四

　　据统计，有关公共考古的论文在2006年至2016年期间持续增长，但总体而言，一般性的讨论和介绍公共考古活动的较多，深入的理论探讨还比较缺乏；在报刊上发表的较多，在学科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较少 。近年来，这种状况逐渐改变，理论探讨得到加强，又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新趋势。

　　2018年在学科顶级期刊《考古》上发表的《公共性与社会化：公共考古学与公众考古学之思辨》一文是这一趋势的代表。文章提出区分“公共考古学”和“公众考古学”两个概念和两类实践，实际可以理解为公共考古学面向公众传播知识和将考古工作当做公共事务的组成部分这两方面内容的划分。文中总结了中国公共考古学“考古学大众化”方面的传统，着重提出要加强考古学“社会性和公共性”方面的探讨和实践。我们上面提到的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城市建设紧密结合的案例表明，中国公共考古学在“社会性和公共性”方面已经有了丰富的实践和可喜的进展，但在理论建设方面确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论文中所说：“深入探讨公众与考古关系的本质，从理论层面完善为何要实现考古资源共享、为何公众要参与到考古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的过程等问题”。

　　“考古学大众化”方面其实也需要更多的理论分析和建设。例如在向大众宣传考古知识时，是以“民智不足”的模式宣讲考古研究成果，还是“将一整套工具传授给人们, 让他们自己去衡量以不同形式出现的考古发现和相互冲突的主张, 并得出结论” ？在公众对考古和文化遗产知识的了解程度和态度方面的研究也有待提高。正如麦瑞曼在前引论文中所言：“由于考古学家对大众关于考古信息的态度、概念和信仰缺乏了解, 造成了他们在对一群自己一无所知的听众盲目交流的局面, 无怪乎在考古方面许多沟通的尝试会以读者的厌倦与误解而告终”。美国学者对考古知识受众情况做过不少调查，玛利亚·拉莫斯和戴维·杜甘尼为美国考古学会做的调查采访了10106名美国成人，获得了可靠的结果 。在中国公共考古论坛中，有些大学的文物爱好者协会介绍了自己做的类似调查，对我们理解大学生对考古的认知很有帮助。这样的研究和探索无疑也应该深入进行。

　　新中国考古七十年，也是中国公共考古发展的七十年。在第一届中国公共考古论坛上，我们提出：“祖先再也不能回来为我们绘制绚丽的彩陶，制作精美的玉器，建筑高大的祭坛，巍峨的殿堂，我们的文化遗产、文明基因不可再生，是每个人应该倾心珍爱的瑰宝。这是考古人执着于公众宣传的深层动力。” 这样的情感和这样的责任感是考古工作者开展公共考古的初心。牢记此初心，中国公共考古才会迎来新的发展。

　　（作者：乔玉 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文化传播中心；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19年第5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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