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安特生1921年在仰韶村发掘开始，中国考古学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程，中国公共考古学也开始出现蓬勃发展之势。 中国的公众考古活动几乎与中国考古学同时发端，向公众宣传考古成果其实是中国考古学的优良传统。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在西阴村发掘后就做过公众演讲；苏秉琦在1950年即提出“考古是人民的事业”的倡导，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华文明起源新 ...

自安特生1921年在仰韶村发掘开始，中国考古学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程，中国公共考古学也开始出现蓬勃发展之势。

中国的公众考古活动几乎与中国考古学同时发端，向公众宣传考古成果其实是中国考古学的优良传统。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在西阴村发掘后就做过公众演讲；苏秉琦在1950年即提出“考古是人民的事业”的倡导，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华文明起源新探》以通俗的语言总结了毕生的研究成果，自称是“一本我的大众化的著作，把我一生的所知、所得，简洁地说出来”，有力推动了中国公共考古的发展。

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起了中国公共考古论坛，至2019年已经成功举办七届。论坛将全国各地积极投身公共考古活动的学者、媒体从业者、学生等各界人士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公共考古的理论和实践，对中国公共考古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是国内最高级别的公共考古盛会，本文拟对历届论坛进行回顾和分析，以从中窥见中国公共考古的发展历程。

历届中国公共考古论坛回顾

第一届中国公共考古-仰韶论坛在仰韶文化的发祥地河南三门峡举办，来自全国16家单位的40余人参加。论坛分三个部分：公共研讨、公共演讲以及专家与遴选考古爱好者互动。公共研讨环节由5位来自公共考古宣传的窗口——网站、杂志、博物馆的学者和5位来自高校文物爱好者协会的学生介绍在各自领域公共考古活动的实践与心得、行动与思考。公共演讲环节邀请了9位资深学者面向公众演讲，用通俗的语言，生动阐述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从5000年前仰韶的故事到2000年前的夏商文明发展史；从社会热点曹操墓的发掘和研究到国外公共考古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带给公众全新的考古视野。通过和现场听众的交流互动，学者们也开始思考中国公共考古的现状和转型，以及如何积极主动地传播考古学的真相，实现考古知识的社会化。

另外，论坛还联合中国考古网以有奖答题等形式面向社会选出了6位嘉宾参会，与现场的专家、学者进行互动，同时安排开放的茶话会，为专家、媒体、社团、公众提供自由畅谈、交流的平台。高蒙河教授评价此次论坛在“公众考古学上具有编年史的意义”。

第二届中国公共考古-仰韶论坛也是在三门峡举办，共25家单位的60多位代表参加。论坛包括三个部分，除了上一届的公共研讨、公共演讲，增加了公共考古活动展示。公共研讨邀请14位国内考古文博单位、考古文博类媒体、博物馆、高校文物爱好者协会等团体的代表展示公共考古活动的成果，大量精心策划、丰富多彩的公共考古活动展示了各方人士为考古知识的普及所做的努力。公共演讲邀请7位学者通俗易懂地讲述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内容从古代饮食到古蜀寻踪，从五千年前的“中国梦”到“梦回大唐”，从文物背后的故事到博物馆蓝海。雅俗共赏、娓娓道来，彰显考古人走出学术象牙塔，学科文化为社会公众服务，为社会服务的不懈努力。

中国考古网在此次论坛前组织了T恤衫设计作品、优秀公共考古活动、动漫微电影等征集活动，选出优秀者参会，颁发了证书和奖品，并将作品制作成展板供参观。还在晚上组织了茶话会，播放征集的动漫微电影。各文博单位、高校和媒体的代表就中国公共考古的发展现状、面临的问题等各抒己见，展开热烈而深刻的交流。

此次论坛不仅充分展示了考古的魅力和公共考古活动成果，也促使大家认识到利用新媒体大力发展公共考古事业，争取话语主动权的紧迫性。

2015年10月，第三届中国公共考古-首师论坛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举办，规模扩大，来自约50家文博单位和高校的120多位代表参会，覆盖面广、内容丰富，论坛同样包括公共研讨、公共演讲和公共考古征集作品展示三部分，在具体内容设置上有所提升。

在公共研讨部分设置三个环节，第一环节“公共考古在一线”由12位来自考古所、博物馆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从“第一线”的角度来为大家解读当地开展的各类公共考古活动；第二环节“公共考古在校园”由8位各大高校的老师和学生介绍高校公共考古事业的发展情况；第三环节“公共考古与媒体”特邀6位与考古有关的网站、出版社、报社的相关负责人以及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热衷于文博考古宣传的资深媒体人，从传媒的角度来探讨公共考古的传播，这是论坛首次以媒体为公共考古的主体组织研讨。

公共演讲部分仍然是最受公众欢迎的环节。7位学者从五千年前的良渚王者大墓到青铜文化催生的“中国”、从五千年前的祭祀拜祖到“事死如事生”的阴阳关联、从古史的构建到丝绸之路的灿烂辉煌，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这些演讲无一不是在展示我们灿烂的中华文明，展示考古的魅力以及学科文化带给公众的震撼。

中国考古网组织了优秀公共考古活动、考古也文艺和创意博物馆等有奖征集活动，选出优秀者参会，在晚上的茶话会期间为获奖者颁发证书和奖品。

第四届中国公共考古-荆楚论坛在湖北天门举办，保持了上一届的规模。有55家单位的130多人参会。内容设置也与上届相同。研讨的主题是“新思路、新力量、新展望”，形式上一改往年侧重介绍案例的情况，加强研讨。论坛精心挑选了8项有代表性的公共考古活动，包括博物馆展览、考古夏令营、遗址公园、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考古故事、考古纪录片、新媒体等内容。每项活动安排1名主讲人和6位评议人。主讲人介绍项目，评议人和听众深度讨论，以期发现亮点，推广借鉴；同时探讨项目的局限性，寻找更行之有效的方案。

公共演讲环节主题紧随公众关心的考古热点，从探索人类起源到寻找失落的文明、从史前石家河考古发现到历史时期的大都无城、从文物背后的大历史到科技考古的三维复原，还包括域外考古“玛雅名城的‘中国龙’”，带给公众跨越时空的文化体验。

第五届中国公共考古-李庄论坛在四川宜宾举办，有来自40多家单位的100多人参会，除了公共演讲、公共研讨，还增设了李庄专场，讲述李庄的故事，宣传地方文化。同时，组织了一场盛大的文创产品展示会，由博物馆和考古所的工作人员亲自走台，反响非常好。

公共研讨还是沿用了第四届荆楚论坛的模式，7位主讲者对公共考古活动与科考活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高校通识考古教育、媒体宣传与新闻导向等话题展开深度交流，评议人和听众间相互讨论，新的问题不断提出，新的共识也不断产生。公共演讲的考古故事从湖南华夏化进程到贵州的土司社会，从城市发展到海洋文明，还有考古多面手带来的创意无限。考古学科文化正在以多姿多彩的形式走入公众的生活，公共考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第六届中国公共考古-贵州论坛在贵安新区举办，有62家单位的120多人参会，研讨主题围绕着考古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展开，设置洞穴考古、考古与城市和西南地区民族考古3个专题，15位学者演讲，近50位专家学者进行精彩点评。

洞穴考古专题不仅仅展示了最新考古发现，还探讨洞穴遗址的保护、利用、展陈、社会价值及如何面向公众；考古与城市专题以雄安新区、贵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为例探讨考古在城市发展及新区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同时讨论考古资源情况及其涉及的城市建设规划及其对公众和当今社会的影响；西南地区民族考古则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角度探讨西南地区的交通对当地古文化的作用及其折射出来的文化交流，探讨公众参与相关考察活动的案例和经验。这三个专题都充分展示了考古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的关系。

主办方还在贵州大学、贵州省图书馆、贵州省博物馆3个分会场举办了6场公共演讲，吸引了众多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使公众成为公共考古的最大群体。论坛现场还举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手工技艺展及文创产品展，展示了贵州开展的丰富多彩的公共考古活动和独具特色的非遗文创产品。

第七届中国公共考古-桂林论坛在广西桂林举办，68家单位的150多人参会，承续第六届论坛的思路，主题为考古遗址与城市建设的融合发展，深度探讨考古学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更加突出公共考古的社会角色，真正体现了回馈社会、服务公众的学科目标。研讨环节的主题发言围绕“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以考古新发现和文化遗产保护实例探讨了文旅融合、大遗址保护、世界文化遗产、遗址公园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强调了考古成果对城市建设、经济融合、文化自信建设等方面的巨大贡献，以及公共考古在提高公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中不可忽视的作用。

7位一线学者在“考古新发现及研究新进展”专题中介绍了各自考古工作的新进展和研究成果，包括雪域高原远古人类的足迹、桂林盆地序列文化的发展、红山文化的祭祀、新疆西天山地区的青铜文化面貌、科技考古展示的甑皮岩智慧女神的三维复原、史前艺术信仰与文明构建、巍峨壮丽的石峁古城及深海考古的独特魅力。

8位学者在“城市考古与社会经济融合发展”专题中以桂林城市建设、广西秦汉城邑、秦汉栎阳城、北京地下文物、北庭故城、江口沉银、万年桂陶、万年桂花为案例，生动展现了城市考古与社会经济的融合发展。城市考古考古成果记录着城市的沧桑岁月，可以拓展城市历史，增添城市文化内涵，提高城市的知名度，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打造闪亮的名片。

11位学者围绕“考古遗址博物馆（公园）与公众考古”专题，探讨了考古遗址公园和博物馆对考古成果的保护、利用、展示及其对公众教育、社会价值等方面的意义；公共考古活动主体和内涵的拓展、理论的构建，及其对公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高，对公众文化自信、民族自豪感等方面的提高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论坛中设置的相关活动也让与会者见证了桂林公共考古的丰硕成果，如征文比赛、智慧少年、文物考古社、模拟考古乐园等。

从中国公共考古论坛看中国公共考古的发展趋势

通过对论坛参会人员、人员结构、论坛内容等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公共考古发展的趋势和脉络。

1.公共考古已经成为整个考古文博界共同的事业

从表一可以看出，参与公共考古的人员数量从第一届的45人到第七届的150人，增长了333%。而人员构成从前两届大多由从事公共考古工作相关的人员组成到后几届包含了由考古文博界各研究方向的学者组成，发生了质的变化。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单位领导开始重视公共考古工作，第六届论坛有27个省市的62家单位参会，其中就包括30家的单位领导亲自带队参会（只统计了考古所所长、副所长，博物馆馆长、副馆长等级别的领导），而第七届有25个省市68单位参会，其中包括23家单位的领导带队参会。公共考古已经不仅仅是公共考古部门、考古文博单位的宣传平台等机构的事业，越来越多的考古文博界的学者开始参与到公共考古的行列中，在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开始参与学科文化的大众普及和传播中，公共考古已经成为整个考古文博界共同的事业。

来自考古所等研究机构的人员增长幅度较大，虽然中间有起伏，但总体人员比重加大，从第一届的24%，到第六届最高占56%；而博物馆、高校及学生的比例增长幅度不大，中间略有起伏。博物馆人员最高占比为27%，是第七届桂林论坛，这和主要承办方是甑皮岩博物馆有一定关系；而高校教师的最高占比11%和学生最高比23%都出现在第三届首师论坛中，这和在学校举办有一定关系。参会的高校老师占比相对平稳定（图一）。

最显著的是在校学生比例下降，这和论坛日益“官方化”的取向有关。实际上，学生从第一届论坛开始，就是最活跃的公共考古力量，论坛应加强对他们的关注。

从演讲人员的构成可以看出，来自考古所等研究单位的比重最大，增长幅度也是最大的，从最低的38%，到第六届达到84%的高峰值，表明拥有第一手资料和成果的一线考古工作者，是公共考古宣传的主力。博物馆学者在第七届占比达到最高的26%，是可喜现象，因为博物馆毕竟是考古成果宣传最重要的窗口。学生比例的下降，同样令人堪忧（图二）。

2.公共考古已经成为考古学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越来越多的单位开始设置公共考古部门，也开始有更多专门的人员从事公共考古的研究，多数公共考古部门的人员都参与了论坛的讨论；中国考古学会成立的第一个专业委员会就是公共考古专业委员会，也是公共考古论坛的主办方之一；很多高校都已经开始设立公共考古课程，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还设立了公共考古的博士点，高蒙河教授在论坛中多次介绍了复旦大学的公共考古教育，北京大学的公共考古硕士研究生也多次介绍了从事公共考古的实践和心得；公共考古有了自己的学术刊物，2013年《大众考古》杂志创刊，2020年《公众考古学》创刊，《南方文物》还设立了“公共考古”专栏，更多的学术刊物也开始刊发公共考古的相关文章。中国公共考古论坛已经成为公共考古的年会，成为公共考古研讨的重要平台。目前，公共考古已经成为考古学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3.公共考古已经不仅是学科文化的大众普及，更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各届公共考古论坛越来越关注考古学研究成果及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经济融合的关系。前三届论坛主要围绕如何向公众宣传考古成果、弘扬中华文明，从第四届开始，考古成果宣传的内容只占50%，新增了考古发现对地方文化建设推动等内容。第五届论坛新增了对地方文化的研讨和推广环节，通过论坛带动地方文化的发展。第六届论坛更是有了显著变化，研讨主题都是围绕考古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相关问题展开，更加关注考古学研究成果对城市发展、环境保护、文化交流的作用以及考古学研究的社会价值。单纯的考古成果宣讲内容仅占16%。第七届论坛，有31位学者围绕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城市考古与社会经济融合发展、考古遗址公园与公共考古展开研讨，彰显了学科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紧密关系。研讨重心的转变，反映出公共考古更加关注考古学与城市建设、遗产保护、经济融合、文化自信建设的密切关系的趋势。

4.公共考古的主体越来越广泛

公共考古的主体越来越广泛，从最开始的考古文博单位的公共考古工作人员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第一届和第二届论坛的研讨都是对考古文博单位及高校文物爱好者协会等机构组织的公共考古活动演示及经验介绍；第三届论坛首次把社会媒体作为公共考古的主体，邀请了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资深记者介绍他们在考古学公共传播中的一些感受和经验，强调要关注公众的意愿，深思什么样的考古学文化能引起公众的共鸣，语言要更通俗化，考古人要学会讲故事。论坛还邀请了文化发展公司的考古爱好者讲述了青少年博物馆教育的一些体会，是首次让社会人士作为公共考古的主体加入主流论坛。

第四届论坛邀请了考古工地的志愿者讲述作为志愿者对考古的认知。第七届论坛中，配合城市考古与社会经济融合发展专题，邀请建筑施工方作了“路桥人和甑皮岩———公共考古助推桂林社会经济发展”的报告，也邀请食品有限公司代表作了“从万年桂花的发现到桂林桂花文化博物馆的建设”的报告。公共考古的主体在逐步扩展，已经发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

新形势下公共考古发展的思考

1.确立公共考古的大目标

总书记在2020年9月28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中说，“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这不仅仅为考古文博事业指明了方向，也明确了公共考古发展的目标。

从“重要的文化事业”的角度出发，公共考古应继续大力宣传考古成果、科普考古知识、弘扬中华文明，这是公共考古的基本目标。从“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的角度出发，考古工作本身就是社会公共事务的一部分，是建立文化自信的源泉，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基础。公共考古正是连接考古学研究和重大社会政治主题的桥梁，这是公共考古的大目标。

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出，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源，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础。2021年4月在福建考察时，他再次提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些论述对公共考古的开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共考古宣传当然还会坚持从小处入手，有精彩考古发现和重要文物的介绍，讲述考古工作者的艰辛、考古发掘的意义和文物背后的故事；但今后更要从大处着眼，服务于国家层面对以中华文明悠久历史为根基的“文化自信”建设。例如，受到广泛关注的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考古中国项目、夏文化研究等，自然应该成为公共考古关注的焦点。可以围绕这些主题，组织有更精心的顶层设计、更丰富的形式、更多方参与的大型、长效公共考古活动，持续配合相关考古学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真正发挥将考古成果转化为文化自信建设实践成果的功能。

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服务人民、服务社会，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到的大运河文化、长江文脉、五千年文明精华，这些都是公共考古传播的远大目标，那就是配合国家规划，为国家建设做好我们学科的贡献。

2.拓展公共考古的传播模式

公共考古要更好地达到上述基本目标和大目标，都需要进一步拓展传播模式。

2019年1月，在第12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提出了全新的“四全媒体”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破时空之维，即时性突发性共时性）、全息媒体（破物理之维，屏端一屏化）、全员媒体（破主体之维，人人都可以是记者）、全效媒体（破功能之维，集成内容、社交、服务功能）……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近年来，互联网正在媒体领域催生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促使“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受众对象、传播技术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融媒体、全媒体的提出，正在构建新的传播理念，公共考古也应具有这样的新传播理念。

除了传统的纸媒、网站、微博、微信平台，短视频应该是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可以充分利用主流视频平台，以严谨的学术性的专业知识为基础，分专题制作短小趣味性的小视频，系统传播考古学文化。3D、VR、全息影像等技术的应用也会日益广泛，多维展示考古场景。

在资源方面，做到同一资源多种表达，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直播等，让学科文化遍布各种媒介平台；在人员方面除了专门的传播人员，可以调动每个考古工作者、博物馆工作人员和文物保护工作者的积极性。每个人都可以是出色的、有创意的传播者，随手拍、随时写、及时发。让学科文化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

除了上面说的全媒体、融媒体的线上传播，线下传播也是很重要的传播模式。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创新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的精髓就是群众在哪里，我们的传播就在哪里。就像我们平时组织的公共考古活动，和群众面对面的交流传播。

在甘肃临洮马家窑文化节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策划的考古体验活动，学生通过亲身体验考古的过程，钻探、刮面、绘图、拼陶片、骨骼分类等，了解了家乡的文化资源、文明传承，在说到爱家乡的时候，可以自豪地说，爱家乡悠久的历史、绚丽的彩陶……，这对于当地人珍视祖先文化遗产、传承和弘扬马家窑文化都有重要意义。虽然这些活动规模不大，但通过口口相传，能将文化遗产保护意识逐步深入，只有人人参与，才能一起保护家乡的文化遗产，保护我们5000年灿烂的中华文明。

所以，线下传播的群众路线也是重要的传播方式，公共考古任重道远，就是这样一个个的群众才是公共考古的主体，也是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主体。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到考古学文化传播的行列中来，在博物馆、考古发掘开放工地、公共演讲会场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主流媒体开始参与到考古学的传播及考古学公共文化的构建中来。有中央电视台的探索与发现、考古进行时、考古公开课、国家宝藏；还有三联生活周刊的系列音频课程，“了不起的文明”由考古专家参与带领公众亲临考古现场，讲述中国及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博物馆的观看之道”通过对经典文物的解读，讲述文物背后承载的文明，以“物”的名义串起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变迁；还有大唐夜宴舞蹈产生的“出圈”爆款效应，带动河南博物院考古盲盒热销；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全网直播等，这些节目立意新颖、制作精良，演员和专家阵容强大，引爆空前的收视热情，使文物考古一时成为热点。这样的以非专业人士为主体制作的考古宣传产品不仅体现了公众的参与，让公共考古更加丰富多彩，也极大拓展了考古学学科文化在文化自信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影响力。

主流媒体的参与，让越来越多的公众了解考古、热爱考古，参与到考古学文化的传播行列中来，扩展了公共考古的主体范围。文化遗产保护依靠的是全民的参与，公共考古的主体也应该是全民。

考古学家的工作不仅仅局限于复原已经发生的过去，还必须解释历史是如何发展的，文化遗产的意义在哪里，如何呈现这种意义，这种意义能为当今的民众提供什么。这种种问题的解答正是中国公共考古学的核心所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庞大的公益事业，社会公众才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缺少了公众的支持，文化遗产保护将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考古任重而道远。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作者：乔玉 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文化传播中心；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1年第4期；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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