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议程

中韩城市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与保护学术会议纪要

摘要: 中韩城市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与保护学术会议于11月12日采用远程视频方式召开。会议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韩国文化财厅国立中原文化财研究所共同举办。 背景 ·2012年,为促进中韩两国古代冶铁文化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韩国文化财厅国立中原文化财研究所签订了为期5年的合作协议。合 ...

中韩城市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与保护学术会议于11月12日采用远程视频方式召开。会议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韩国文化财厅国立中原文化财研究所共同举办。

背景 ·

2012年,为促进中韩两国古代冶铁文化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韩国文化财厅国立中原文化财研究所签订了为期5年的合作协议。合作期间,中韩双方每年相互访问并交流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举办了多场学术研讨会,为业界同仁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学术意见、研究成果和工作经验的平台。这些活动有效增进了中韩两国学者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了交流与合作,拓宽了研究视野。

为进一步促进两国古代文明与文化遗产领域的交流与合作,2017年11月31日,双方又签订了为期5年的“中韩古代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合作研究”协议书,内容涉及古代冶铁文化、城市的形成与发展、都城、寺院、墓葬等相关研究,以及文物保护、修复与利用等诸多方面。本次研讨会就是在双方合作协议的框架内召开的。会议分为开幕式、中韩双方报告,以及双方讨论和闭幕式等环节。

开幕式 ·

开幕式由韩国国立中原文化财研究所田庸昊先生主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刘海旺院长和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池炳穆所长分别致辞。

  刘海旺院长在致辞中表示,今年以来,由于受全球新冠疫情肆虐的影响,中韩双方不能正常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互访活动,但这并没有影响双方的情谊与牵挂。双方以线上的方式共同举办了以城市文化遗产调查研究与保护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在这极其特殊的年份,这次活动在中韩两国学术交流史上将具有特别的历史纪念意义。

  本次会议的主题既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也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城市文化遗产是古代社会文明最集中的载体,是一个城市的历史文脉,贯通古今,是一个城市永葆享用的珍贵文化财富。我们应该不断思考在当今中国突飞猛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卓有成效地研究好、保护好、展示好城市文化遗产,并付诸探索和实践。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学术研讨会来交流双方的心得体会和成功经验,也希望双方就这一课题能够持续地深入交流下去。

  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池炳穆所长在致辞中表示,从2012年起,中韩双方就进行了合作,对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为历年来双方的文化交流活动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韩方也会继续为今后双方的合作交流不断努力。此次会议为中韩两国之间的古代文明的相互交流与研究提供了平台,同时,期待参会学者在讨论会上就双方关注的学术问题畅所欲言,深入交流!

中方报告 ·

  中方报告在上午举行,报告会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梁法伟副研究员主持。

  报告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自社副研究员:《隋唐洛阳城考古与保护新探索》

  报告主要介绍了洛阳盆地的古代都城、隋唐东都与北宋西京城考古工作、隋唐洛阳城保护和利用的探索实践三个方面的相关情况。

  

  报告在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天堂、明堂、应天门、定鼎门、宁人坊、履道坊白居易宅院、南市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现,指出隋唐洛阳城的设计思想与洛阳盆地的山水融合,达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的典范。自1954年以来,通过详细的考古勘探和重点发掘,不仅究明了城址的规模和格局,确定了多数城门的具体位置,为复原隋唐洛阳城的平面布局提供了关键性的坐标点。其次,还探明了街道、里坊与市场的布局,证明其规模、形制与文献记载一致。而自1980年代以来,在宫城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使得宫城中心区的平面布局也已基本清晰,由多个相对独立的宫院组成。总之,通过对隋唐洛阳城遗址全面考古工作的开展,为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的空间规划、管理制度和居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通过考古发掘,可知隋、唐、宋三代宫城正殿及其所在宫院位置的变化,特别是宋代太极殿及其宫院所在位置的北移,应是宫城形制布局的大变化而引起的局部变化。中国古代都城由东汉时期的南北宫制到北魏时期的单一宫城制,再到隋唐时期在宫城之南形成独立横长方形的皇城布局,进而演变为北宋及其以后时期的内外城相套的形制布局,为揭示中国古代都城制度这种承上启下的转折变化提供了新线索。报告在最后与参会学者分享了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公园的总体规划思路和设想。

  报告二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周润山:《开封北宋东京城遗址的考古概况》

  报告着重对北宋顺天门遗址、汴河遗址和州桥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重要意义进行介绍。其中,顺天门遗址的发掘是北宋东京城遗址考古史上规模最大、发掘地层最完整的一次考古发掘,也是首次对北宋东京城城门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揭示了顺天门主城门的规模、形制、基础建筑方法,五代至北宋时期该门址由单门道到三门道、瓮城从无到有的变化过程等,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古代都城中最早的方形瓮城遗址,填补了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史的空白。近年又对州桥以及附近的汴河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目前已揭露了部分州桥桥体,而汴河遗址不仅发现了“木岸狭河”的遗存,同时还揭露出了唐宋至明代开封城内的汴河形态,展示了自唐宋至今汴河的修筑、使用、兴废等发展演变规律,对中国大运河汴河段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出土的各时期瓷器标本,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居民的社会生活状态,同时为研究古代中国制瓷业发展、运河漕运、南北交流、社会商业发展状况等提供了重要资料。报告最后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开封北宋东京城的文物保护、考古工作已经迈入了新时代,北宋东京城的文物考古事业将得到更大的发展。

报告三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杨树刚副研究员:《城市记忆——郑州商城城市生命史的考古再现》

  报告结合历年的考古发现,以叩醒商城——考古发现书写历史;商邑翼翼——郑州商城都城文明;文脉不断——郑州城市生命延续;再现辉煌——历史机遇使命担当四部分对郑州城市发展史的脉络进行梳理。指出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政治昌盛、经济繁荣时期的产物,说明郑州商城不仅是当时的一座王都,而且是迄今所发现的我国商代前期规模最大的一座都城遗址。到了战国时期,韩国仍利用商代城垣并对其进行修补,城内发现有同时期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等,延用商城的城门和街道。而郑州商城的范围内尚未发现任何可以定为西周和春秋时期的文化遗存。通过综合考察商代宫殿区的窑场和周围的墓葬,说明到了汉代,郑州城是有人居住的。至隋开皇十六年(596年),当时的管城再次成为郑州地区的政治中心,后历唐宋金元,迄至明清,经久不绝。可以说,郑州商城所处区域自商代以来,3600年间一直处于城市中心区,人脉不息,文脉不断。最后特别指出,城市的生命,正来自于文化的传承。守护好城市的文脉,我们必须敬畏历史、尊崇文化,处理好改造开发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实现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这才是宜居的美好家园。

韩方报告 ·

  韩方报告会在下午举行,由韩国国立中原文化财研究所田庸昊先生主持。

  报告一 韩国国立中原文化财硏究所的学艺研究士曹珍旭、学艺研究员李芝恩:《从考古学角度来看的中原京调查研究现况及课题》

  报告首先提出通过考察中原京设置前后的治所位置,有必要确认核心设施的迁移过程,同时有必要在韩国古代史时间维度上了解地方政府规模的变化情况。其次,鉴于当前对中原京的综合研究欠缺,有必要加大对中原京治所的城市规划等结构的研究,同时为了确认中原京作为地方行政中心的治所规模和地位等,有必要对治所和城市以及相关配套设施进行研究。

  报告二 韩国圆光大学校都市工学部李京赞教授:《韩国古代城市遗址与其整治方案》

  报告提出对城市遗址进行调查研究和修缮需考虑的若干事宜。首先,应考虑是从城市遗址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出发、进行以遗址为单位的修缮,还是从城市角度出发、推进遗址修缮。其次,应考虑城市遗址的古地形和当前生活圈之间的关系,设定修缮标准。第三,应设定城市遗址修缮对象以及修缮方法标准,继而探索修缮遗址的多种方案。最后,应考虑遗址后续利用的修缮方案。

  报告三 韩国首尔市立大学校国史学科申熙权教授:《风纳土城保护管理现况与前景》

  报告指出风纳土城是百济时期以土所建的城,由出土遗物推断其曾经作为王城的可能性很高。目前,基于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基本计划,在制定风纳土城综合利用方案以及阶段性利用计划的同时,围绕实现地区居民、首尔市民互惠发展以及首尔市的发展前景,正积极开展广泛论证。与此同时,也积极探讨了关于首尔百济时期遗址利用的基本计划、探索有效利用方案、阶段性实施计划等相关计划。为此,首尔市随时与各领域专家进行沟通和咨询,收集了各方意见。目前,首尔市一方面加快推进与首尔百济时期遗址有关的世界遗产扩展申报工作,并制定遗址保护管理和综合利用计划,另一方面携手学术界和专门研究机构,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研究。

讨论会 ·

  讨论会由韩国国立韩巴大学沈正辅教授主持。参加讨论的人员由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陈朝云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书林、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刘亦方、韩国交通大学校博物馆百种伍馆长、韩国国立扶余文化财研究所黄仁浩所长、江陵原州大学校史学科洪亨雨教授,以及中韩双方的参会学者组成。讨论会上中方报告者就韩方学者提出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参会的中方高校学者就相应报告进行了总结发言。

  王书林老师就隋唐洛阳城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总结,重点对以下两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首先,是关于唐代洛阳城明堂中轴线的问题。中轴线上的建筑,从隋代到北宋有一个逐步向北移过程。一般来说,古代建筑在后代经常会利用前代遗址,这样比较省工,武则天在修建明堂的时候,对隋朝以及高宗时期的殿址会有一定的继承。到了武周以后,东都洛阳不再是朝廷的中心,所以这个宫殿不像长安的宫殿那么繁华,有一定的衰落。到了北宋初期再建西京洛阳宫的时候,已经和唐时的宫殿建筑相隔了两百年。虽然在宋人的文献中,太极殿仍然延续着唐代正殿的位置,但考古发现证明并非如此。所以,可以说明到了北宋前期,北宋人已经不明确当时洛阳宫的中心位置,只能找到一个时人自认为的中心位置。从空间上讲,主殿向北移动,这个移动对整个宫城的布局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北宋太极殿以北的空间就变得比较局促,要布置更多建筑就只能再向北扩展空间。

  其次,是关于天堂的位置问题。过去我们根根据文献的记载,一直认为天堂在明堂北部,而考古发掘确认天堂的位置位于明堂西北。它的位置非常特殊,是在明堂建筑的西边廊道和北边廊道的交叉点上。天堂选址在这个位置,对它来说交通便利,但是对于整个宫殿来说,交通布局被打破,天堂阻挡了交通要道。但天堂被毁之后,这条东西向的道路再次被打通,且一直延续到北宋。天堂为什么会选址在这个位置,是一个很困难的题目。可能跟西北方向的乾位有关,和天的方向有关,不过这只是一个推测,希望有更多同仁参与这个讨论。

  陈朝云教授就北宋东京城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总结,发言中指出两点。

  首先,北宋东京城的修建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规划布局反映了汉唐城市里坊制度的崩溃及开放式街巷出现的转折过程。宫城居中的三城相套、外绕护城河的城市规划布局,一方面反映了封建中央集权的强化及皇权至上统治思想的外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原地区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军事防御的需要。隋唐洛阳城是里坊制度成熟的典型代表,北宋东京又是里坊崩溃、开放街巷形成的典范。这两座城市在规划布局方面的变化,中间有一个酝酿时期。从文献记载看,酝酿期在五代,东京的里坊制度损坏在五代时已见端倪,如后周侵街行为的发生及后周世宗的扩街和“展筑京师”。韩国和日本学者在这方面都有比较深入研究,但主要是基于文献记载。

  其次,北宋东京城的发展也是城市生活发展的结果。《东京梦华录》《清明上河图》中既有对宋代东京工商业的描绘,也有关于宋代市民阶层寻常社会的描绘。茶楼、酒肆、瓦子勾栏及夜市等,反映了宋代东京城人流涌动、“昼夜喧哗”的自由繁华景象,与汉唐时期的等级森严、宵禁制度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城市特质还延续到元明时期,现在正在考古发掘的州桥、汴河河道中出土的瓷器,产地南北皆有、多种窑口瓷器并存,而且瓷器种类还很丰富,除百姓家庭各种日用器皿外,还有各种玩偶、娱乐博具,反映了市民阶层的闲适,以及东京城水陆交通便利情况下的物资流通的发达。

  刘亦方老师在发言中对郑州历代城市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梳理。

  总体来看,郑州自早商建都以来,区域内经过了反复的古人活动和城市营建活动。到了商代晚期以后,郑州城市不再具有都城的地位,城市的规模也在缩小,最终限定在早商都城内城的南部区域。这一区域也是城市沿革最为剧烈的区域,而这也影响了这一地区发现的早商城市遗迹的保存问题,以及我们对于郑州早商都城形态布局的认识,这是需要今后城市考古工作尤为注意的一点。在现今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的前提下,我们要构建古今联系,追寻城市的历史记忆,只有在了解城市的沿革,理解晚期城市与早期城市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把握早商郑州都城以及当今郑州之间的传承与演变过程,才能真正建立起城市过去与现在的关联性。目前,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为深入探讨晚期郑州城市的形态的演变奠定了基础,而这项工作应该是接下来郑州城市考古的一项重要内容,才能为郑州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城市考古遗址公园规划方案的制定、修订、评估与实施,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闭幕式 ·

韩国国立中原文化财研究所文载范所长在闭幕式上进行了总结,对双方的参会学者,以及同仁对这次会议的筹备和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刘海旺院长最后指出,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我们相信,通过互相交流,中韩双方将增加了解,合作将更加深入,友谊将更加深厚和持久,我们也必将为中韩文明的丰富和多彩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我们希望在两国学术交流的影响下,有更多的朋友了解和热爱城市文化遗产,我们愿与大家一道,携手并进,共谋发展。为文化遗产回馈社会、服务大众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方翻译员:尹玉花;韩方翻译员:金旼智等)


审核|刘海旺

设计|牛 维

出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邮箱|hnkgyjy@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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