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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淅流域早期文明学术高峰论坛”会议纪要

摘要:   2020年11月2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局主办,淅川县委、淅川县人民政府承办的“丹淅流域早期文明学术高峰论坛”在河南省淅川县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 ...

  2020年11月2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局主办,淅川县委、淅川县人民政府承办的“丹淅流域早期文明学术高峰论坛”在河南省淅川县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随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信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及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西北大学、郑州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南阳师范学院等高校的数百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

  会议围绕“丹淅流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楚文化与楚都问题”、“丹淅流域与周边地区的先秦时期文化互动与交流”、“丹淅流域早期文化通道与资源”、“丹淅流域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发展”等主题开展。

合影留念

  第一场主旨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徐良高研究员主持。

  中国科学院大学宋国定教授介绍了丹江口水库(河南)淹没区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新发现和主要研究成果,以坑南遗址群为例,通过环境、位置与面积等信息介绍了遗址群的大概面貌,并详细介绍了发掘方法、发掘收获(地层堆积及石制品)、遗址年代、文化特征,通过遗址年代的连续性和技术特征的过渡性说明了坑南遗址群的重要考古学意义。报告最后对手斧研究、石制品表面残留物分析和燧石遗存调查与研究等三个专题研究进行了拓展性的阐述。

  首都师范大学袁广阔教授对丹淅流域仰韶文化遗存的发现和研究进行了介绍,通过分析邓州八里岗遗址、方城大张庄遗址并结合白河流域的调查发现的裴李岗文化遗存,认为南阳盆地早在贾湖一期就是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的分布区域,裴李岗文化是当地仰韶文化的源头。该区域仰韶文化发展过程中,先后受到半坡类型、庙底沟文化、大河村类型的影响,最终受到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冲击而没落。报告最后对丹淅流域仰韶文化进行总结,认为该区域文化源远流长、文化发展序列清晰,同时该地区也是连通豫陕间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文化走廊”特征突出。

  郑州大学靳松安教授介绍了淅川沟湾遗址史前遗存的研究,首先介绍了沟湾遗址的地理环境及位置,然后依据遗址的层位关系,结合出土器物的组合、特征及演变规律,将沟湾遗址史前遗存分为14小段,并依据测年结果可知遗址的绝对年代为距今7000-3800年。该遗址仰韶文化时期除本地区文化因素外,还发现来自豫西、豫中、关中和汉中的仰韶文化因素,以及长江中游大溪文化因素;屈家岭文化时期则反映了屈家岭文化的北渐和大汶口文化的西进;石家河文化时期最为典型的该地区较为常见而长江中游文化系统少见的陶斝,应是在中原庙底沟二期文化陶斝的基础上继承并发展来的;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大举南扩取代了本地区石家河文化形成新类型的文化现象则印证了“禹征三苗”古史传说的真实性。靳松安教授还介绍了沟湾遗址的聚落变迁,以及石器微痕分析、植物考古、动物考古、体质人类学研究和制陶工艺等多学科合作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高江涛研究员从文化互动的角度介绍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淅川下王岗遗址,通过分析下王岗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存,认为其年代相当于典型的二里头文化三、四期遗存,并认为以前发掘所认为属二里头文化一期的遗存实为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下王岗二里头文化遗存中既有典型二里头文化陶器,也有本地区特色器物,可称为“下王岗类型”,该类型主要分布于鄂豫陕交界地区,主要形成原因是二里头文化向该区域扩张的结果。高江涛研究员通过介绍两条通道:关中与江汉沟通的武关道、洛阳和江汉沟通的南襄通道,强调了丹淅流域作为交通要道枢纽的重要地位,并以下王岗遗址为典型,通过朱砂、玉料及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倒钩铜矛等材料,详细论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下王岗遗址作为文化互动的枢纽的重要地位。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尹弘兵研究员依据清华简《楚居》的相关内容讨论了楚都丹阳的相关问题。首先依据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推断出丹阳并非一个地点,而是一片不算太小的区域,而夷屯应是具体地点。接着对传统的丹阳地望当涂说、枝江说、秭归说、丹淅说等观点进行了梳理,认为丹淅说最有可能。最后通过鄀国地望在丹淅之地、而早期楚国紧邻鄀国的推论,认为丹阳应在丹淅流域,并考虑到早期楚国势力弱小,淅川附近的大型周代遗址都有可能为文献记载的楚都丹阳、《楚居》所记的夷屯之所在。

  北京语言大学方铭教授通过《离骚》探讨了屈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认为屈原具有正道直行的人生态度、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追求美政的坚定信仰和九死不悔的底线意识,屈原也是历史上第一位与“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名人。

  河南法制社高级编辑吴元成通过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关于淅川地区的山水地望、历史文化的记载,在前人对楚文化及清华简《楚居》的研究基础之上,对隈山、商密、鄀、为郢等地点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认为楚国早期都城夷屯应在淅川境内。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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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场报告由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院长戴向明研究员主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张居中教授认为以贾湖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具有独立性,应属贾湖文化,贾湖文化表现出的的稻作驯化程度高、太阳纹符号表现的太阳崇拜、不同于北方的彩陶体系、占卜体系等文化特征,显现出与东南沿海甚至台湾、日本列岛地区的共同性。张居中教授以追踪贾湖文化来源为目的,依据古人类、古环境、古气候、考古学等方面的证据,提出了一个文化迁徙的假说,认为约万年前,中国北方内陆族群和南方沿海族群因气候演化、海平面上升而迁徙,在约9000年前产生了南北方的大融合,并催生了鼎文化的诞生,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符号。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罗运兵研究员详细介绍了丹淅流域早期文明的生业情况。丹淅流域先秦时期农业发展过程可概括为四个阶段:前仰韶—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时期,家畜仅有猪、狗,作物品种有粟、黍、稻;石家河文化—龙山时期,家畜品种新传入家羊、黄牛,作物品种新传入大豆和小麦;西周时期,家畜有猪、狗、牛、马,稻作式微;东周时期,六畜齐备,五谷俱全。从农作物种植来看,丹淅流域以旱作为主,代表了一种较为典型的山地经济模式。通过对比鄂东南西周时期土著遗存,丹淅流域的西周时期遗址植物考古材料显示,该区域的旱作传统当与周文化的扩张有关,楚文化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其生业模式更多是承袭周人。而东周时期,山地经济难以支持楚文化的发展,从山地到平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首都师范大学马保春教授讨论了丹淅流域的地理形势和考古学文化,首先介绍了丹淅流域的河流、山脉、河谷、盆地等各类地貌的分布格局,接着介绍了丹淅流域地理区位与交流通道的形成,最后结合该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和传播,详细讨论了丹淅流域的地理特征。

  中山大学王宏副教授梳理了丹淅流域早期楚文化的发现和研究,首先介绍了丹淅流域的西周遗存,并说明早期楚文化是楚人建国立业时期的楚文化,是有了楚的信史之后的楚文化,并认为先楚时期的物质文化面貌尚不可考;然后主要介绍了淅川盆窑和下王岗两个遗址的发现和研究,认为盆窑遗址对探讨楚文化的渊源十分重要,而下王岗遗址的西周早期遗存应该是早期楚文化最早遗存的代表,江汉平原楚文化的来源应当在丹淅一带,另外还介绍了商州东龙山、丹凤巩家址和商南过凤楼等与楚文化有关联的遗址;报告最后指出了早期楚文化探索存在的问题。

  郑州大学教师张建博士以淅川申明铺东遗址文坎沟东地点和单岗遗址为中心,介绍了丹淅流域两周遗存的发现与研究。首先介绍了文坎沟东地点和单岗遗址的发掘经过及收获,并指出文坎沟东地点包含西周中期聚落和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墓葬,单岗遗址为西周晚期至战国早期聚落,认为这两处遗址(地点)为进一步完善该地区西周早期至战国晚期的文化面貌、探索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其中,文坎沟东地点发现的具有中原风格的楚墓,为探索楚文化的构成体系、社会结构、丧葬习俗等研究提供了新材料,而单岗遗址两周聚落的发现,为全面了解丹淅流域中小型聚落形态、布局、结构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郑州大学田成方副教授从楚墓王陵的规制这一角度,讨论了淅川下寺楚墓在楚墓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价值。首先介绍了目前发现的楚王陵级别墓地,这些墓地主要集中分布于四处区域:湖北当阳季家湖古城、荆州纪南城、河南淮阳(陈郢)、安徽寿春(寿郢),并从面积、主副冢封土、方向、墓口、台阶、殉葬墓、车马坑和祭祀坑等要素对楚王陵级别墓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楚国王陵在形制、布局、规模方面尽管存在差异,但遵循一些基本的共同特征。接着通过分析下寺墓地中主墓与陪葬墓、殉葬墓、车马坑的方位、布局等,发现与楚王陵园的结构高度相似,认为战国时期楚王陵园的埋葬习俗,至少在春秋时期的下寺墓地已经有了鲜明的体现,战国时期楚国高等级贵族墓地表现出的种种规制,显然有着较早渊源。

  郑州大学崔天兴副教授介绍了丹江口地区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工业的研究。报告指出,以往学界对磨制石器的关注度不高,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地区考古工作新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石制品,分析这类遗存,将会为理解本区内新石器时代石制品的生产、组织、分配、消费模式提供一个极佳视角。通过鉴定丹江口地区河流剖面常见岩石和该地区史前遗址出土玉石器的岩性,认为该地区制作玉石器的原料对来自本地玉石矿资源,通过内部交流,使玉石器遍布该地区。同时,通过复制磨制石器,对石斧、石铲、石刀进行模拟实验和显微观察,以及磨制石器切割工艺等系列实验考古,加深了对磨制石器使用方式及痕迹的研究。通过对本地区各时期遗址的石器数量统计,发现石斧始终占据大宗地位。通过出土石器的残留物分析对本地区农业有一定认识。最后,报告讨论了磨制石器“操作链”研究与区域交换的形成,磨制石器空间分布与古人社会生产生活、聚落结构的关系。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凡国栋研究员作了题为“东周时期小口盥洗器的自名——兼论所谓字的释读”的报告。首先指出东周时期小口盥洗器分为小口鼎和小口缶,并梳理了两类器物的出土情况和铭文,并回顾了学界以往对小口盥洗器的研究成果,指出小口盥洗器的功用与铭文字释读的问题。通过古文字考据的方法,认为字应释读为“役”而非“沐”,并通过辞例检验,证明“役”字的改释可行。同时指出,楚简中大量的职官名均应改为“役尹”、“役史”等,“役”即充任、供职之意,其用法可能同秦汉时期的“守”相似,是一种暂时代理政务的任职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锐研究员通过文献记载中的线索,认为淅水就是《淮南子》中提到的四条神泉之一的弱水,并结合部分考古学研究讨论了文献记载中的鸟夷、三苗、巴人及楚族,说明了丹淅流域是古代文明交流、互动的重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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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场报告由西北大学赵丛苍教授主持。

  暨南大学谢肃副教授通过出土文字材料对淅川周围区域的西周地名进行了介绍。报告主要对见于中甗和士山盘的“方”、见于中甗和启尊的“洀水”、见于启卣的“(顺)水”和见于征人鼎和京师畯尊的“斤”共四个地名进行了梳理,并认为这些地名的确认,对于重估以淅川为中心的丹淅流域在宗周与江汉地区交通上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西北大学教师唐丽雅博士介绍了近年来鄂西北豫西南、鄂西南的植物考古研究,通过对下王岗、大寺、计家湾、穆林头和万福垴等遗址进行的植物考古研究,认为鄂西北豫西南、鄂西南山区自史前至早期楚文化时期,逐渐形成和发展了旱稻混作、粟作为主、广泛利用果树资源的山地农业。同时探讨了这种农业模式的成因,或许同周文化与楚文化的互动有关,并进一步讨论了影响农业经济结构的因素不只是环境,文化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生高范翔、武钰娟对丹江下游史前聚落进行了分析。报告指出丹江下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基本序列为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分别选取下王岗遗址、黄楝寨遗址、青龙泉遗址为代表进行分析。仰韶文化早期,先民的日常活动在社区内进行,可能已经出现多个社区联合进行的仪式;仰韶文化中期,社区间的互动增强,单个社区的优势地位凸显,聚落的功能性增强;仰韶文化晚期,下王岗出现长屋类建筑,并少见各家户私有的仓储设施,表明这一时期生产生活的共居性显著增强,可能是应对气候恶化的行为策略;屈家岭文化早期,社区内家户仍然是最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财富差异不明显;至龙山时代,不同家户之间贫富、仪式活动的差异越来越明显,社会复杂化现象日益显著。

  第四场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锐研究员主持。

  河南师范大学张志鹏副教授主要介绍了曾伯克父的相关研究。报告首先介绍了自海外回归的八件曾伯克父青铜器,针对其中的曾伯克父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该器与1972年随州熊家老湾出土的无铭铜壶属同类器型,此类器型更多出土于海岱地区。综合来看,此类器型显然是海岱地区所特有。随州熊家老湾出土的无铭铜壶应是以某种方式从海岱地区流入与其相距甚远的位于江淮地区的曾国境内,而曾伯克父的铸铭显示其为曾国器物却拥有海岱地区特有的器型,内中原因仍需探究。此类器型在相距甚远的海岱地区和江淮两地同现,对探讨两地的文化交流有重要意义。此外,此器过去有、壶、鈚(瓶)等多种叫法,应以壶命名较为妥当。

  南阳师范学院唐新教授对丹淅流域出土的楚国编钟进行了梳理,从出土情况、纹饰、铭文等情况作了介绍,与周边地区同时期墓葬中出土的编钟进行了比较。

  丹淅流域的早期文明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道路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相信此次会议的召开将会提高学界对丹淅流域早期文明的关注,使丹淅流域早期文明的研究进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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