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敦煌研究院主办的第65期“敦煌读书班”2020年11月28日下午于兰州院部一楼敦煌文献研究所阅览室举办。读书班负责人人文研究部部长杨富学研究员首先介绍了参加读书班的各位专家学者和年轻学子，其中有来自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兰州城市学院、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歌舞剧院、甘肃省史志学会和敦 ...

由敦煌研究院主办的第65期“敦煌读书班”2020年11月28日下午于兰州院部一楼敦煌文献研究所阅览室举办。读书班负责人人文研究部部长杨富学研究员首先介绍了参加读书班的各位专家学者和年轻学子，其中有来自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兰州城市学院、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歌舞剧院、甘肃省史志学会和敦煌研究院的代表，现场计有四十余人，与此同时参与网络直播的学者有千余人。

本期读书班由甘肃省博物馆李永平研究员（线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俊民研究员和甘肃省史志学会副会长孙占鳌研究员主持并评议。

张俊民研究员

孙占鳌研究员

甘肃简牍博物馆肖从礼研究员、兰州城市学院简牍研究所陈玲副教授、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赵兰香副研究馆员分别做了题为《汉简所见西汉敦煌地区的“三十分升”容量制》《汉代“徒复作”考论》《河西汉简科技史料整理与研究》的报告。

肖从礼研究员

肖从礼研究员通过考察近年新刊布的玉门关汉简和悬泉汉简的有关量制记录，讲到在西汉时期的河西边塞对粮食谷物容量有采用的“石、斗、升、分升”的“四量”单位序列的情况，其中又以“三十分升”简例为多见；西汉时期河西边塞采用的“升龠制”的使用对象主要是盐；“升合制”的使用仅见于新莽时期的汉简，用于计量粟类谷物；西汉时期的河西边塞对粮食谷物的容量统计亦采用“石、斗、升”的“三量”单位序列，升以下则精确到“半升”。此外，汉简中习见的“三石三斗三升少”可能采用的也是“三量”单位序列；河西边塞使用诸如“三十分升”“二十七分升”这类容量单位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精确计量的需要，另一方面便于计算统计时的单位换算。

陈玲副教授

陈玲副教授阐述了西北汉简中常见的“徒复作”并非“徒”与“复作”的合称，而是一种独立称谓。“徒复作”即“复作”，其罪虽遇赦令有所减免但仍需服劳役，故时人仍以“徒”称之。史家笔下的“赦天下”与“大赦天下”只有文字表述上的差异，而无实质内容上的区别。“复作”何时结束劳役，与“大”赦天下并无直接关系。两汉罪人遇赦“复作”似是定制，而“毋有复作”属特殊恩赦，并非常态。

赵兰香副研究馆员

河西汉简不啻于打开了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文献宝库，为研究汉代河西历史地理、汉代丝绸之路保障体系、汉代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等提供了原始的第一手的珍贵史料。在数万枚河西汉简中保存有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科技史料。诸如反映汉代最具代表性科技成就的医学、农业技术、军事技术、手工业技术、纺织技术、食物加工、日常技术应用等等，在河西汉简中均有着丰富的记载。毋庸置疑，河西汉简中所记载的大部分科技史料为传世文献所阙载。河西汉简中的科技史料还比较全面地再现了汉代河西科技发展水平和技术应用范围，其科技史料价值更值得得我们进行全面系统地整理和研究。赵兰香副研究馆员着重从农业技术、纺织技术、建筑技术、医学技术、计量技术几方面来探讨了河西汉简所包含的科技成就。她认为从汉代出土文物中我们看到各种规格的使用器具都可证明汉代器物制作的规格化、精密化、标准化。不同规格的尺寸物品皆有不同的用途，反映了汉代计量技术的成就，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汉文化。

每位发言结束后，由主持人进行评议，然后进入讨论环节。由于事先在读书群内已将论文挂出，大家可事先阅读，而且在发言时表述比较充分，也给予了听众充分的讨论空间，线上线下讨论十分热烈，大家或提问，或批评，或质疑，或提供补充资料，总有觉得时间不够之感，收到了良好的研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