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议程

“印加路网:关于建造技术与经验的新研究”讲座纪要

摘要:   2016年10月24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2016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十二讲在考古研究所八楼多媒体厅举行。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特伦斯·戴尔特伊教授(Prof.TerenceN.D’Altroy)为大家做了题为“印加路网:关于建造技术与经验的新研究”(The Great Inka Road Network New Research on Design and Expe

  2016年10月24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2016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十二讲在考古研究所八楼多媒体厅举行。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特伦斯·戴尔特伊教授(Prof.TerenceN.D’Altroy)为大家做了题为“印加路网:关于建造技术与经验的新研究”(The Great Inka Road Network New Research on Design and Experience)的学术讲座。受王巍所长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刘国祥主持并点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学生们听取了此次讲座。

主讲嘉宾特伦斯·戴尔特伊教授考古所科研处刘国祥研究员主持为特伦斯教授颁发主讲嘉宾聘书

  在人类发展历史当中,印加路网作为重要的智慧结晶,无论是在视觉效果、建造规模、宏伟程度还是人力投资方面,都是首屈一指的,在讲座中,特伦斯教授着重从实际经验、方法、理论视角入手介绍了对于印加道路系统的理解。  在印加人出现以前之前,Tiwanaku, Wari 和 Chimu三支考古学文化都建立了扩张主义的国家,后两者甚至建立了帝国。因此无论是从地方性公共设施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强化、迁移方面,还是信息记录技术方面,印加人都充分借鉴了其社会组织成果。在长达一个世纪的的权利运转中,印加帝国是美洲独立以前最大的政治组织。以其完善的组织和宏伟的成就而闻名世界,而这一切都与他们独特的世界观密切相连。  土地对于印加人来说像人类一样的充满生命力的要素,是他们与其他人共享社会空间的生活实体。虽然现代的思想可能将修梯田、灌溉、农耕归为强化土地使用的行为,但印加人将其视为在共同的社会空间内,与共同居住的生命互动协商的过程。在这种世界观的框架下,印加王族专注于增加其集体的财富,一方面是为了尊重他们的祖先,另一方面积累财产可以保证自己能够拥有较高地位。他们在当下和未来都试图将自己置于人类和宇宙之间,成为必要的媒介。这些原理使得印加人在混乱、危险的世界中,加强了自身对秩序乃至文明的认知。  印加路网在设计和工程方面的都有着非凡的成就,以首都库斯科为中心向外辐射出四条道路通往帝国的4个方向,其中两条南北向的道路构成了该系统的基础主干,这两条公路连接了超过2000个基础设施,穿过山峰、沙漠、丛林向各个地域延伸,整个道路系统在实际和概念上统一了整个帝国。在没有精密仪器和机械技术的情况下,印加人仅仅使用木材、石头、编织物和铜制工具,就建造了至今在美洲仍能见到并继续使用的复杂的交通道路系统。  但在印加道路系统中也同样存在一系列的矛盾。印加人本身在建造公路系统并没有一个模本和框架,道路系统的设计、建造和维护牵涉广泛,道路网络的设计和施工都同样受到了地形的制约。虽然印加人修建道路是为了维护帝国统一,但道路网络的主要影响之一却是使得印加人与从属于他们的人民分离。从广义上看,印加帝国的晚期,道路系统是帝国权威永恒、宏大的象征,而在在早期殖民统治之下,它成为了统治者支配当地人的工具,进入现代它则成为了车辆运输、交流以及区际整合的基础。  接下来,特伦斯教授进一步从道路的通行成本和后勤系统入手,对作为经验现象的印加道路进行了详细阐述。在帝国内以步行为主的陆上通行方式,塑造了空间、移动和互动的机制,这种运输技术影响了印加帝国的军事和政治策略。考虑到地形和可用的运输技术,为满足补给需要而设立的后勤系统对于野外作战来说十分必要。为避免创建重复的供给系统,他们在道路沿途修建供给仓库,使用当地的劳动力运输货物,将消耗能量的负担转嫁给当地臣服于帝国的民众。  通过对道路系统的GIS分析我们得知,印加道路系统采用了成本最低的路线来为自己的驼队提供牧场和水源,这与大宗货物或贵重的物品的运输路线不同,其在从沿海到高原的长途运输中是卓有成效的。能耗最低的模式刚好与印加道路系统在安第斯山脉中部的实际路线相一致,这也表明印加人在修建道路之前对地形进行了预判。值得说明的是其无论采用何种模式,道路系统的基本结构始终都是从首都库斯科向外辐射而不与附属的次级中心相互连接,显示出了印加帝国的完整与统一。  许多考古学家也对道路系统上通行的经验,即对道路系统背后的社会问题进一步思考,衍生出许多有意思的新问题。在文化的观念下印加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道路就是其中之一,在英语的说法中把路称作脉络是很普遍的现象,而在印加人的认知里,道路的概念并非比喻而是有着更为本质的内涵。在很多安第斯地区的社会都持相同观点,认为物质因为带有一种叫做camaquen的生命力而成为有生命的东西。最突出的有生命的要素就是石头,其中部分可能是由人转变而来的,这种生命力应用在道路上就表现为印加用以统治疆域的计划需要对人和大地上的物质运用一种文明的秩序。印加人平衡了权利和协商、强制与说服的关系。因此,道路及沿途石质建筑的修建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既适用于上层秩序又能从大地与山石本身汲取生命力的策略;石头铺砌的道路可被视为类似于有生命力的、连接着中心与分支聚落的石质根茎。  在讲座的最后,特伦斯教授对今后进一步开展印加道路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说明我们的研究最好同时考虑两种研究模式。第一种解决物质遗存的问题,例如从A到B最早的路线是什么。第二种问题解决的是印加人理解的道路是什么,以及他们如何靠道路生活。  在GIS分析的实际研究中,我们需要考虑对印加人来说构成遗址、地域和节点的是什么,印加帝国的重要地点如何与道路网络分析中确认的节点一一对应。从军事的视角出发,与巨大利益相关的节点可能本身不是用于管理的设施,桥梁、关口和狭路反而可能更为重要。与之相似的是,从后勤和供给的视角出发,仓库、水源和有效劳动力的分布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我们用河流与山关代替路上的交叉点,那么道路网络看起来应当又是另一种表现形式。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影响印加人决定路线选择和成本消耗的因素可能依据空间规模或行为目标而变化。当我们考虑当时采取的是区域供给,而不是大范围的互动,那又会发生另一种布局方式。  最后回到道路系统对于印加人群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上,印加帝国的统治影响极大,帝国内的许多活动并不是依靠他们自身的,许多人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生活在自己的小社区内和自己的理念框架下的。但是印加帝国的道路系统一种有潜在的作用,能从根本上瓦解原有的交流与运输网络。印加人将自己嵌入当地人与他们的土地、祖先的中间,也嵌入当地人与周边人群之间。对印加人来说,道路是从库斯科通往其它地方的,但对于臣服于帝国的当地人来说,道路让他们背离了自己的故乡和文化认同。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怎么才能更好地理解道路系统的物质属性和精神内涵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指的是我们共同的记忆,但印加人和臣服于他们的人群对于道路的记忆肯定是不同的。我们需要记住,沿路走向远方的人们和生活在附近负责维护道路的人们的经历是不同的。印加人的道路同时兼具宣誓主权、促进沟通、便利运输的功能,同时对当地人来说,也是支配、剥削和瓦解的象征。  讲座结束后,与会的中美学者针对讲座涉及的相关问题和中外考古学发展现状与趋势进行了深度的交流。

中美考古学家座谈会现场

  李新伟研究员从文明互鉴的角度对于在国外开展考古工作的重要意义进行了阐述,并对我所科潘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和即将开展的埃及和印度的考古发掘项目进行了简要介绍。徐良高研究员从自身的研究领域出发,对如何看待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和研究人员三者的关系以及如何从社会简单化地角度探讨有关文明起源的研究这两个方面进行了提问。赛维林·福尔斯教授认为他所组织的项目与中国的研究情况不同,其文献记载及口耳相传的史料长期被忽视,在最近二十多年间才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真实复杂的古代文化现象。从美国本土文化来看,很多人是将文明与集权相联系,历史的目的并不是进化论所说的越来越复杂,而是如何从极权社会走出来。李峰教授则从信息、过程和共同问题相互对应角度进行了相关的回答,认为考古学与历史学能够提出一个共同的问题,再通过各自的学科资料去解决这个问题是两者相互结合的最高形式。特伦斯教授则认为考古学资料与文献资料各自承载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信息,当初创造它们的人有意识的割裂了这种信息,我们应当区别对待。  刘建国研究员对自己研究领域进行了介绍,并对在良渚遗址曾经参与的虚拟现实技术进行了说明。特伦斯教授表示了对良渚遗址很浓厚的兴趣,并且那里细致先进的考古发掘工作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张雪莲研究员对考古所碳14年代学实验室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对我们下一步将要进行的工作进行了说明。张君研究员对自己的研究领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向布莱恩·博伊德教授提出了圣经考古的有关问题。布莱恩教授表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以色列学者倾向于从考古工作中发现圣经中曾经提到的有关遗迹,而巴勒斯坦学者则反对这两者相互关联,主张将此区域作为纯粹的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  王学荣研究员对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相关工作和自己的研究领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对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如何处理其与社区的关系以及采取怎样的措施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五位教授分别就自己研究的领域,对意大利、马达加斯加、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美国遗迹秘鲁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了介绍。特伦斯还针对如何选取和判断文化遗产的价值与王学荣研究员进行了交流,了解了中国的相关工作情况。  段天璟教授对这次吉林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交流活动进行了介绍,并对今后的进一步合作进行了展望。崔剑锋副教授对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一行表示了感谢,并盛情邀请他们在可能的条件下与北大也开展相关领域的合作。施劲松研究员对自己的相关研究领域进行了介绍。徐龙国研究员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对印加帝国不同时期修筑道路的延续使用时间和年代判断依据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特伦斯教授进行了详细的解答,印加帝国的道路系统很多都是以先前的道路为基础,最早的道路比印加帝国还要提前一千多年。而道路具体的年代判断,则要结合与道路相关的中心建筑的年代来推断。  郭物副研究员对自己与特伦斯教授研究工作的相似之处进行了说明,并表示如果有机会进行实地的参观交流一定是很有意义的尝试。庞小霞女士结合自己研究方向,提出了在印加帝国统治期间内印加道路系统是否出现重大的变化这一问题。特伦斯教授表示在印加帝国长期的发展中,有许多高海拔的道路已经被废弃,这些道路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着改变。仝涛副研究员就自己在西藏和青海地区所做的考古发掘工作,对于印加道路系统不与经济活动相联系而仅有政治和军事的这一特点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特伦斯教授表示这与当地独特的社会经济系统和世界观密切相关,印加帝国大部分地区的人民共享各种资源,他们将土地视为与自己同源共存的事物,彼此之间追求资源的和谐与平衡。

现场交流与提问哥伦比亚大学李峰教授

  在最后的总结性发言中,刘国祥处长表示特伦斯教授这次的讲座通过考古学的角度对印加路网系统进行了全方位的阐释,不仅对考古材料进行系统的梳理,更有理论方面的思考,是一种全新的视角。印加路网201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深入了解印加道路系统相关情况对国内的文化遗产对比研究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中美专家深入热烈的讨论对于中外考古学的发展提出了许多理论和前瞻性的思考,对考古学科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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