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9年我国世界文化遗产舆情监测分析报告 前言 截至2019年，我国已有41项文化遗产（含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文化遗产最精华的部分，它们的保护管理与展示利用状况代表了中国文化遗产管理的整体水平。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在满 ...

2019年我国世界文化遗产舆情监测分析报告

前言

截至2019年，我国已有41项文化遗产（含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文化遗产最精华的部分，它们的保护管理与展示利用状况代表了中国文化遗产管理的整体水平。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之余，开始追求更加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并且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在此背景下，文化遗产尤其是世界文化遗产受到媒体与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除了能满足人们精神需求之外，世界文化遗产对于提高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有现实意义。如在2018年，云南红河州哈尼梯田等遗产地尝试将遗产保护与精准扶贫相结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果以“世界遗产”+“精准扶贫”为关键词在百度搜索引擎中进行搜索，在所得465万余个结果中，哈尼梯田案例的新闻报道与研究文章囊括前五名。这是舆情对于世界遗产管理工作的积极反映。

人们渴望获得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知识和信息，表达自己的看法，希望参与、影响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与展示利用工作，并从中获益。在这一背景下，社会舆论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反映与影响也日益增加。因此，舆情监测与跟踪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研究与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舆情应对能力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指标。2019年，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通过抓取互联网、电视、报刊等新兴和传统媒体信息，对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含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进行舆情监测，并形成本报告，旨在全面客观掌握世界文化遗产舆情信息，发挥舆论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作用，协助各级各地遗产保护管理机构不断完善管理体制机制，提高工作水平，同时对公众加强教育引导，推广遗产价值，不断探索创新管理模式，使世界文化遗产惠及民生，从而在遗产保护与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改善方面实现双赢。

1.舆情总体情况

　　据统计，2019年海内外媒体发布涉及世界文化遗产地的相关舆情信息共计44,176,866篇，经筛选获得核心舆情信息14,971篇。其中针对我国41项世界文化遗产（含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的共计11,487篇，占全部核心舆情信息的77%，报道对象覆盖了我国全部世界文化遗产。此外还有世界文化遗产其他相关宏观信息（未涉及具体遗产地）279篇。本报告主要针对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舆情信息进行研究（图1）。

图12019年核心舆情信息分布概况

2.舆情特点与趋势

2.1舆情增幅明显，古建筑类遗产最受关注

　　2019年，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核心舆情信息数量增幅明显，相较于2018年同比增幅达30.83%。其中信息量排在前五名的遗产分别是明清故宫（北京故宫、沈阳故宫）、大运河、长城、莫高窟、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除排名顺序略有不同外，与2018年的前五名一致（图2）。

图22019年各项遗产核心舆情数量情况

　　从报道对象看，核心舆情信息覆盖了我国全部的世界文化遗产。

　　从报道涉及的遗产类型看，古建筑类遗产的报道数量遥遥领先，占全部舆情信息的53%。以下依次为古遗址及古墓葬（13%），石窟寺及石刻（11%），古村落、历史城镇和中心（10%），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8%）和文化景观（5%）（图3）。

图3 2019年不同遗产类型的舆情数量情况

2.2宣传展示利用话题最受关注，保护管理话题热度上升

　　从报道话题看，2019年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核心舆情涉及《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数据规范（试行版）》提及的“宣传展示利用”“保护管理”“旅游与游客管理”“机构与能力”和“遗产保存情况与影响因素”等全部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宣传展示利用”话题关注度最高，核心舆情信息量占到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核心舆情总量的64.32%，涉及36项遗产；其次为“保护管理”，占比为17.73%，较去年同比上升6.44%，热度从第三升至第二；接下来是“旅游与游客管理”，占比12.28%，同比下降6.27%，排名降至第三；“机构与能力”相关报道较去年也有上升，从2.62%升至4.51%，主要关注“机构、经费、人员”、“人才培养与培训”和“政策法规规章”；“遗产保存情况与影响因素”相关信息最少，占比仅为1.17%，同比下降约一半，其中以“商业开发与城市建设”为代表的人为影响因素相关内容为主，自然环境和灾害影响也是关注点之一，对遗产本体病害的关注则较少（图4）。

图42019年核心舆情信息的内容分布情况

2.3下半年舆情高发，年底公众转载量大

　　从舆情发生的时间看，2019年下半年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核心舆情数量明显高于上半年。

　　具体说来，7—12月报道数量占到全年的55.86%，是1—6月份报道数量的1.27倍，核心舆情峰值出现在7月和12月（图5）。

图5 2019年核心舆情信息的发生时间情况

　　从社交媒体转发量上看，2019年6-10月均在210-280万条之间浮动，11月则出现了爆发式增长，达到531万条，超过10月近1倍。12月稍有回落，也高达453万条（图6）。

图6 2019年6-12月核心舆情信息转发量情况（1-5月无数据）

2019年核心舆情转载量Top10

2.4九成舆情信息以非负面情绪为主，“遗产保存情况与影响因素”相关负面舆情发生率最高

　　从情感倾向看，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核心舆情信息绝大多数为非负面，负面舆情仅99篇，占比0.86%，共涉及15项遗产。其中与长城相关的负面舆情数量最多，达23篇，占全国负面舆情信息总量的近四分之一。

　　从遗产类别看，文化景观类遗产负面舆情率最高（1.82%），其次是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1.8%），古村落、历史城镇和中心（1.68%）、古遗址和古墓葬（1.29%）、古建筑（1.22%），石窟寺及石刻类最低，仅占0.25%（图8）。

图8 2019年不同类型遗产的负面舆情发生率情况

　　从舆情内容看，“遗产保存情况与影响因素”的负面舆情发生率高达25.4%，“保护管理”“旅游与游客管理”的负面舆情发生率较低，分别为4.3%和2.8%，“宣传展示利用”“机构与能力”则未发生负面舆情（图9）。

图9 2019年不同主题的负面舆情发生率情况

2.5中国内地媒体、网络媒体主导，报道情感倾向各异

　　2019年，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核心舆情涉及的媒体源共1,304个，包括中国内地媒体1,279个，国际及港澳台媒体25个（图10），其中内地媒体中的中国新闻网、《新京报》、新华网、《中国旅游报》、腾讯微信、人民网、《北京青年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北京日报》等10个媒体源的报道较多

　　从媒体类型看，传统媒体数量占37.45%，网络媒体数量占62.55%。

　　从舆情情感倾向看，2019年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的负面舆情主要来自82个媒体源。中国新闻网、环球网、《新京报》、参考消息网、新华网、人民网、澎湃新闻、海外网（人民日报旗下）、腾讯微信、新华社等10个媒体源报道的负面舆情数量较多。其中，排在第一位的中国新闻网报道量明显多于其他媒体（图12）。

图12 2019年报道核心负面舆情媒体TOP10统计

　　从舆情情感倾向的发生率来看，人民日报海外版、《北京晚报》、《扬州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等媒体更倾向于报道及转载非负面舆情；而环球网、《北京商报》、参考消息网、澎湃新闻、海外网等媒体报道及转载负面舆情的概率较高。

　　2019年，共有25家国际及港澳台媒体报道了我国世界文化遗产舆情56篇，涉及15项遗产，全部为非负面报道。其中，报道量最大的是明清故宫（北京故宫、沈阳故宫），占到全部国际及港澳台媒体报道量的26.8%，其次是莫高窟（19.6%），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16.1%）、长城（12.5%）和澳门历史城区（12.5%），5项遗产的舆情数量占到国际及港澳台舆情总量的87.5%（图13）。

图13 2019年国际及港澳台媒体核心舆情报道情况

　　从舆情内容看，除“遗产保存情况与影响因素”内容传统媒体报道量与网络媒体基本相当外，其他内容均是网络媒体明显高于传统媒体（图14）。从上可以看出，现今互联网时代，网络媒体的发展和传播的效果及速度远远优于传统媒体。

图14 2019年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报道的舆情内容情况

3.舆情反映的问题及其原因

3.1舆情分布不平衡

3.1.1各遗产地主客观条件决定了遗产地舆情总量的不平衡

　　排名前五的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的报道量占核心舆情总量的72.34%（图15），其中排名第一的明清故宫约为排名第二名和排名第三之和，是报道量最少的遗产地（高句丽王城、王宫及贵族墓葬）的近364倍。良渚古城遗址在2019年7月6日，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审议通过，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新晋遗产地，热度排在第9名，但相关报道量也仅占舆情总量的3.7%。

图15 2019年核心舆情信息主要分布情况

　　从核心舆情增量看，与2018年相比，2019年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新增舆情数量的72.07%来自热度前五名的遗产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受到“世界遗产”身份的影响。据统计，尽管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与列入预备名单中的文化遗产数量基本相当，但前者的报道量达到了后者的5.7倍。可见社会对具有世界遗产身份的遗产关注明显更多。这说明申报世界遗产，对于遗产地扩大影响和价值传播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第二，与遗产规模与分布范围相关。舆情数量居前五名的遗产中，跨行政区分布的遗产有4项，其中大运河、长城、丝绸之路更是跨越多个省级行政区分布，长度自数千千米至2万千米不等，均是世界范围内规模较大的文化遗产，报道量多也在情理之中。

　　第三，与遗产地知名度相关。舆情数量居前五名的遗产知名度普遍较高，主要受以下4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1.观赏性。普遍具有观赏性强、旅游价值高的特点；

2.易达性。大都交通便利，容易到达，莫高窟地处相对偏僻，但道路条件较好，旅游设施完备；

3.管理机构负责人知名度高。如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是名副其实的“网红”，在他担任院长期间，大力推动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扩大开放区域和藏品展出，拆除违建，积极与社会互动，参与《国家宝藏》等电视节目，支持文创产品开发以及《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纪录片的拍摄，举办文化讲座等，凭借其丰富的学识和个人魅力扩大了故宫的影响力。以新浪微博话题为例，通过搜索可获得与单霁翔相关的热门话题70余个，其中“故宫院长单霁翔退休”“网红院长单霁翔谈故宫的猫”“单霁翔不想被叫网红”等话题的阅读量均超过亿次；敦煌研究院原院长、“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以其对莫高窟文物保护事业的热爱、坚持与重大贡献，感动了无数公众，当选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并于当年获颁共和国勋章和“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新浪微博上“樊锦诗先生守护敦煌56年”等话题阅读量也超过了1,000万；

4.管理机构具有较强的宣传与社会沟通能力。以故宫博物院为例，他们建立了专门的新媒体运营团队，利用新浪微博、微信及多种手机app等新媒体平台，从受众体验出发，通过年轻化的语言，寓教于乐的传播方式主动开展故宫文化推广，充分发掘故宫文化资源，结合社会关注热点适时设置话题、推出文创产品和线下活动，扩大故宫的影响，同时拉近遗产地与媒体读者和游客的情感距离，使北京故宫在舆情数量上相较其他遗产遥遥领先的同时，负面舆情率持续保持在较低的比例。

2019年核心舆情数量Top5的遗产地特点一览表

　　多与国家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契合，或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或遗产所在地主要领导的关注。如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文化渊源，并且成为这一倡议覆盖地区的基本线索；长城、大运河则是2019年底中办、国办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的实施对象；莫高窟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文化遗产地，2019年8月总书记考察了莫高窟，并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肯定了莫高窟的历史文化价值，作出了推动敦煌文化研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和加强敦煌学研究的指示。领导的关心重视无疑增加了这些遗产地的曝光度和社会关注度。

3.1.2热点事件、名人效应、报道主体与受众需求差异等共同导致各遗产地舆情增量与时间分布不平衡

　　与2018年相比，2019年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涉及的核心舆情增量为4235条，其中明清故宫、大运河、长城和莫高窟4项遗产的核心舆情增量达到3052条，占总增量的72.07%（图16）。通过对4项遗产核心舆情分析可知，2019年《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的发布，使长城、大运河受到了广泛关注，新闻媒体对这一消息进行了广泛报道，转载量也位居全年核心舆情转载量之首。另一方面，在方案发布后，在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以“国家文化公园”为关键词进行话题搜索，可得“2023年底基本完成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两条，阅读量分别达到1.3亿次和1,000万次。北京故宫和莫高窟受到热点事件和名人效应的双重影响。微博上某知名艺人发布的关于北京故宫的一条微博转载量高达100万条，另外《上新了故宫第二季》开播，节目邀请的明星及众多网友也纷纷转发消息，此外北京故宫的雪也引发众多网友刷屏；樊锦诗先生获颁共和国勋章和“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等新闻，也使莫高窟备受关注。而丝绸之路由于没有发生热点关注事件，舆情总量与去年相比出现了明显减少。

图16 2018-2019年明清故宫等5项遗产核心舆情数量变化情况

　　热点事件和名人效应也导致了月度核心舆情数量时间分布不平衡的现象。

　　2019年，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核心舆情数量出现了7月、12月两个高峰。其中7月报道量与6月相比增加了近50%，而12月则比11月增加近35%。在2019年核心舆情转载量Top10（表1）中，有8篇发生在7月和12月。其中12月5日发布的“中办、国办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和7月24日发布的“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等两篇报道分别被各大媒体转发1629次和1020次，位居全年核心舆情转载量前两名。

　　社交媒体转载量方面，高峰集中出现于11月、12月。其中11月较10月激增92.4%。这是由于百万转载量的明星微博和《上新了故宫第二季》开播均发生在11月。

　　此外，舆情增量的不平衡、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舆情高峰差异现象还反映了报道主体与公众之间存在客观的需求差异。新闻媒体方面。他们出于职能定位和工作需要，比较重视发布政府官方消息，包括宏观政策发布、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遗产地进行考察或发表讲话等。部分遗产地往往具有重大政治影响或较好工作基础，能够对地区或国家发展进行战略支撑。而作为社交媒体主要使用者的公众则主要注重遗产地的艺术价值和获得的文化体验，遗产地周边居民则更加关心经济效益。再加上新闻热点和名人发布消息时间的随机性，导致了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舆情转载量和高峰时段的差异。

3.2舆情偏离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客观实际

3.2.1社会与专业人员需求差异导致舆情热点不能全面反映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需求

　　从报道涉及的遗产类型看，古建筑类遗产的报道数量遥遥领先，占全部核心舆情信息的53%。以下依次为古遗址及古墓葬（13%），石窟寺及石刻（11%），古村落、历史城镇和中心（10%），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8%）和文化景观（5%）。相较于不同遗产类型的数量，古遗址及古墓葬作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类型最多的遗产地（38%），舆情信息占比仅有13%，这表明社会对古遗址及古墓葬类遗产地的关注度明显不足（图17）。

图17 2019年不同遗产类型的数量与核心舆情信息数量占比情况

　　从中可见社会公众和专业遗产保护管理人员之间存在客观的需求差异。

　　据前文所述，社会对遗产的关注，聚焦在工作基础好和艺术价值高者身上，古建筑类遗产的特点决定了它们更能够满足媒体和公众的需要。

　　但从专业力量角度来看，不同类型的遗产同样具有突出普遍价值，不存在优劣高下之分，他们关注遗产本体和环境的保存与保护，希望对于保护力量相对弱、保存环境相对差的遗产投入更多资源，古遗址及古墓葬类遗产中有很多就属于这种情况。与此同时，古遗址类遗产可观赏性相对差，在没有阐释的情况下，公众很难看懂，这也削弱了该类遗产地对社会的吸引力。

　　由此，社会与专业需求之间就产生了偏差，导致各类遗产数量与报道量的不匹配。

　　3.2.2宏观舆情不能客观反映保护管理水平

　　从各类负面舆情比例看，2019年“保护管理”“旅游与游客管理”“遗产保存情况与影响因素”这三项内容的负面舆情占比远高于舆情占比，“遗产保存情况与影响因素”的负面舆情发生率远高于其他四项内容（图18）。

图18 2019年各类舆情占比和负面舆情发生率情况

　　一方面，“保护管理”“旅游与游客管理”“遗产保存情况与影响因素”三类舆情所反映出的问题较明显。从舆情发生率看，“遗产保存情况与影响因素”的问题十分突出。另一方面，这一统计结果与文化遗产专业保护管理人员的认知存在较明显的差异。

　　遗产保存情况是遗产保护的结果，当遗产本体与景观环境遭受破坏，最易被发现，而部分影响因素如自然灾害、生产建设活动等，也能够通过肉眼观察到。遗产保护与旅游管理行为，包括制度、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等作为遗产保护效果的直接原因，则需要经过一定程度的思考与调查才能了解。而机构与能力建设是遗产保护工作的基础，专业队伍建设的薄弱才是遗产遭受破坏和部分影响因素存在的根本原因，一般情况下只有专业人员才有机会接触到，而未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公众和公共新闻媒体不易触及，也并不关注。因此，“遗产保存情况与影响因素”负面舆情发生率高，实际上意味着遗产保护管理机构与能力有待提高。这一点从负面舆情统计结果中得不到体现。与此同时，社会关注度最高的“宣传展示利用”未发生负面舆情，并不意味着这项工作内容不存在问题，而是由于目前对于遗产的宣传展示利用好坏缺乏评价标准。

　　此外，各类负面舆情的绝对数量也不能反映各项工作的相对好坏，这与遗产的规模和管理力量相关。以长城为例，长城负面舆情数量最多，但负面舆情率并不高。如果仅以纳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山海关、八达岭、嘉峪关三地计算，则负面舆情数量与负面舆情率均跌出遗产地排名前十。由此可见，长城的负面舆情并不算突出。而负面舆情绝对数量大，与它们的高知名度有关，长城更以其无比宏大的规模和象征意义，导致社会对其关注度高，但破坏容忍度低。

3.3小结

　　综上所述，2019年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核心舆情信息反映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各遗产地舆情分布极不平衡，受遗产地主客观环境特点影响较大。首先是受到“世界遗产”身份的影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受到社会关注明显比其他文化遗产地更多，可见申报世界遗产，对于遗产地扩大影响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第二与遗产地本身的规模和分布范围有关，总体上看，规模越大、分布范围越广的遗产地，舆情数量越多。第三与遗产地的知名度相关，而遗产地知名度客观上受遗产地的可观赏性和易达性等客观条件影响，主观上取决于遗产保护管理机构社会沟通能力、意愿以及机构负责人个人的影响力等因素。第四是遗产地与国家发展大局密切相关。舆情最集中的遗产，往往与国家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相契合，或受到国家或遗产地主要领导的关注。

　　2、热点事件、名人效应，以及报道主体与受众需求差异等共同导致各遗产地舆情增量与时间分布不平衡。一是月度舆情数量分布的不平衡。热点事件和名人效应成为遗产地舆情数量高峰出现的直接原因；二是新闻媒体报道量与社交媒体舆情峰值出现的时间不一致，体现了媒体与公众关注点的差异。前者倾向于传播遗产保护相关政策，后者则聚焦于遗产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体验，而不同焦点的热点事件出现时间存在随机性和差异性。

　　3、舆情热点不能全面反映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需求。具体体现在各类型遗产地的数量比例与报道量比例存在明显差异。社会对古建筑类遗产地的关注度高，而对古遗址和古墓葬类遗产地关注度相对低。古建筑类遗产地观赏价值高，社会资源投入也更多；古遗址和古墓葬类遗产地在缺乏足够阐释的情况下很难被普通公众所理解，与此同时，后者的保护压力也更大。

　　4、宏观舆情不能客观反映各遗产地的保护管理水平。从情感倾向上看，负面舆情主要涉及“保护管理”“旅游与游客管理”“遗产保存情况与影响因素”三类内容。“宣传展示利用”和“机构与能力”两方面内容则未发生负面舆情；从舆情发生率看，“遗产保存情况与影响因素”的问题十分突出。但这一统计结果与文化遗产专业保护管理人员的认知存在较明显的差异。遗产保护工作的好坏，是遗产管理机构能力的体现，社会公众易于观察到遗产破坏的结果，但一般不会思考和触及造成结果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社会关注度最高的“宣传展示利用”未发生负面舆情，并不意味着这项工作内容不存在问题，而是由于目前对于遗产的宣传展示利用好坏缺乏评价标准。此外，各类负面舆情的绝对数量也不能反映各项工作的相对好坏，这与遗产的规模和管理力量、经费，以及个别遗产地的特殊价值相关。

4. 对策建议

　　针对2019 年度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核心舆情信息所反映的问题，本报告面向各级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机构提出以下几点工作建议：

4.1 提高工作站位，用足国家政策，推动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通过上面的舆情分析，可以看到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得到了国家层面的日益重视，但舆情所体现的专业需求与社会需求差异，表明遗产保护事业与当地社会联系不够紧密，尚不足以支撑地区发展和国家战略实施。世界文化遗产不是孤立存在的，其可持续发展需要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因此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者需要转变观念，站在更高的层面看待事业，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的契机，认真学习十九大以来国家发布的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政策，开展社会调查，了解和满足国家需求与公众需求，以哈尼梯田精准扶贫案例为榜样，努力做到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惠及民生，发挥遗产保护工作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从而争取各级人民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支持；在此基础上，从专业角度出发，积极探索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新方法和新途径，在实践中逐步建立符合遗产保护实际的展示利用标准，提升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在遗产利用中的话语权，最终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赢。

4.2 补齐工作短板，发挥比较优势，实现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各项工作和各遗产地的均衡发展

　　各遗产地应从本地实际出发，通过比较研究，了解遗产地的优势和不足，并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如，地处偏远的遗产地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条件；古遗址、古墓葬等观赏性较差的遗产地应加强价值阐释和本体展示，提高阐释与展示内容的通俗性和趣味性，讲好遗产故事，以引起公众的兴趣。

　　国家和遗产所在地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将舆情作为决策的重要参考，进一步统筹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尽量避免在经费投入过程中产生“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现象。

4.3 加强舆情分析，提升处置能力，积极应对舆情快速增长，负面舆情频发的新形势所带来的挑战

　　遗产地监测机构应对遗产相关舆情开展持续的搜集、跟踪，及时向遗产保护管理机构通报舆情热点与动态。加强数据积累与分析，并通过长期的数据积累进行规律总结和趋势分析，形成报告，在此基础上向遗产保护管理机构提出相应的工作建议，发挥舆情监测对于改进工作的作用。

　　各级遗产保护管理机构应建立与政府、媒体、社会公众等行业外利益相关方的有效沟通机制。一是可以考虑在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等规模大、知名度高的遗产中选择几处工作基础较好，有一定宣传能力的遗产地开展试点工作，研究建立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新闻发言人制度，定期发布遗产地保护、管理、利用相关信息，传播科学的遗产保护理念；与中国新闻网等发布负面消息较多的媒体开展定向交流活动；对本遗产地新发生的负面舆情积极、主动、及时地做出正面回应。二是顺应时代潮流和社会需要，推动新媒体建设，打造专业团队，扩大遗产地的影响力，主动设置话题，引导媒体和公众正确认识遗产保护工作；利用社会热点，有针对性的开展公众宣传教育，用活泼的形式传播科学的遗产知识，推动社会加深对行业的理解。

　　（来源：世界遗产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