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南京出土的六朝洪州窑瓷器文 图 / 苏舒 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历年来的城市考古工作中，发现的六朝文化遗存非常多，其中青瓷又占据很大比例，这与六朝青瓷烧造技艺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因为南京是都城，集各路优质资源于此。南京城内出土的六朝青瓷，窑口众多，东吴、西晋瓷器中，以当时久负盛名的越窑青瓷产品为大宗；东晋以后，长江中游地区的瓷器逐步 ...

南京出土的六朝洪州窑瓷器

文 图 / 苏舒

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历年来的城市考古工作中，发现的六朝文化遗存非常多，其中青瓷又占据很大比例，这与六朝青瓷烧造技艺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因为南京是都城，集各路优质资源于此。南京城内出土的六朝青瓷，窑口众多，东吴、西晋瓷器中，以当时久负盛名的越窑青瓷产品为大宗；东晋以后，长江中游地区的瓷器逐步输入，以江西洪州窑瓷器极具代表。

出土情况

南京出土的六朝洪州窑瓷器均属东晋南朝时期，大部分出土于墓葬中，少数出土于遗址等其他遗迹中（南京中华门外西街遗址近年来出土了一定数量的洪州窑瓷器，品种以碗、盘、罐为主，资料尚未公布）。

东晋时期

南京出土的这一时期洪州窑瓷器以一系列饰有点褐彩的器物为主。器型有碗盏类、带盖钵、香薰、盖罐等这几类。

碗盏类（钵） 这类器物通常饰点褐彩于器物口沿或外腹部，代表器物有 1965 年西水关出土青瓷碗，口沿等距离饰 4 处点褐彩，与洪州窑乌龟山窑址西晋至东晋早期地层出土的点彩碗属同类器型。此外，权奎山在《洪州窑瓷器流布初探》中提到，南京甘家巷东晋墓出土的青瓷点彩钵也应是洪州窑产品，这件器物装饰风格较特殊，自口沿至外腹部等距离饰直线形点褐彩，这种装饰目前发现不多，洪州窑中尚未见相同器物出土，其窑口尚难以判断。

带盖钵 这类器物目前发现不多，代表器物有 1970 年象山 M7 出土带盖钵，盖面以纽为中心，沿器盖点饰十字形褐彩。这件青瓷钵与江西地区东晋纪年墓中出土的青釉盖盒造型几乎一致，装饰风格略有不同。

点彩器盖 点彩器盖或单独出土，或与罐等其他器物共出。代表器物有 1955 年郎家山东晋墓出土的带盖罐，盖面上部为一平面，盖面自纽向外饰两周散点状褐彩。这种装饰风格的器盖最早即见于洪州窑产品中，在洪州窑乌龟山窑址西晋至东晋早期地层中有这种点彩器盖。

西水关出土青瓷褐彩碗

洪州窑窑址出土青瓷褐彩碗

此外，南京地区还出土一种器盖，器形与郎家山东晋墓出土的器盖一致，仅盖面所饰点彩略小，如建康城遗址出土点彩器盖、仙鹤观东晋墓出土器盖等，这种类型的器盖同样也见于洪州窑窑址，器形及装饰风格完全一致，应该也属洪州窑产品。

象山 M7 出土带盖钵

建康城遗址出土点彩器盖

老虎山颜镇之墓出土

青瓷香薰

洪州窑窑址出土青瓷香薰

香薰 南京出土的洪州窑香薰分两种，一种为熏体带三角形镂孔式，如象山 M7 出土香薰、1958 年老虎山 M4 东晋颜镇之墓中出土香薰等。这类香薰下部承接一矮柱及托盘，上面为周身镂三角形小孔的小口罐。熏口沿及下部碗形承盘口沿均饰一圈褐色点彩。这种器物在东晋墓中较为常见。洪州窑乌龟山窑址的西晋至东晋早期地层中出土了这类香薰，与南京出土的这几件香薰釉色、器形等特征几乎一致。

另一种为博山炉式香薰。如雨花台区宁丹路东晋墓出土香薰，由熏盖、熏盘、承柱、承盘 4 部分组成，其中熏盖呈锥形，顶部为一坐像，盖面饰多层指状贴塑，盖下部饰三角形镂孔，下方承接承柱及托盘，类似器物还见于雨花台区花神大道附近东晋纪年墓。这种器形在南京目前仅见这两例，其余多见于福建、江西地区的东晋南朝墓葬中，如江西丰城东晋墓中出土博山炉式香薰，整体造型与南京出土的 2 件香薰接近，熏体较细长，盖面呈山峰式层峦叠嶂，研究者将此件器物定为洪州窑早期产品。

象山 M7 出土青瓷香薰

江西丰城出土博山炉式香薰

花神大道东晋墓出土博山炉式香薰

南朝至隋

南朝时期，南京地区的洪州窑瓷器品种有所增加，有盘口壶、长颈瓶、莲瓣纹碗、莲瓣纹盏托、唾壶、盖罐、高足盘等。

盘口壶 南京出土的洪州窑盘口壶有两种，一种是口沿下带环形系的，另一种是肩部饰花瓣纹的长颈盘口壶。

口沿下带环形系的盘口壶，如 1965 年珠江路出土盘口壶，盘口下方有一对环形系，肩部置四组桥形系，这种类型的盘口壶见于洪州窑址南朝地层中。南京地区出土的同类型盘口壶还有铁心桥马家店南朝墓出土盘口壶、望江矶南朝墓出土盘口壶等。

洪州窑窑址出土盘口壶

珠江路出土盘口壶

江西省博物馆藏青釉六系弦纹盘口壶

燕子矶南朝墓出土长颈瓶

第二种肩部饰莲瓣纹的长颈盘口壶，如南京理工大学南朝墓出土的盘口壶，颈部饰两道凸棱，肩腹部饰覆莲瓣纹，整体器形高大，与江西省博物馆藏青釉六系弦纹盘口壶器形及装饰风格几乎一致，研究者将其年代定为隋代，从足端外撇、颈部饰凸棱等特征来看，这件盘口壶与南朝时期盘口壶有所区别，确有南朝晚期向隋代过渡时期的特征。

长颈瓶 长颈瓶在南京极为少见，目前仅燕子矶发现一件。此类器物多见于江西、福建地区的南朝墓葬中，尤以江西地区居多。

莲瓣纹类器物 南朝时期，莲瓣纹装饰逐渐流行起来，见于各窑口青瓷产品中，其中又以洪州窑莲瓣纹装饰运用最早、纹样种类最多。南京地区墓葬及遗址出土了大量饰有莲瓣纹的青瓷，不少均为洪州窑产品，主要有碗、盘、盏托、唾壶等器形。

南京地区出土莲瓣纹碗的代表器物有 1995年孟北村南朝墓出土莲瓣纹碗、1972 年尧化门南朝宋元徽二年（474）明昙憘墓出土莲瓣纹碗、1986 年秦淮河出土莲瓣纹碗。莲瓣纹碗在南朝时期见于多个窑口生产，权奎山先生研究指出，南京出土的这几件均系洪州窑产品。观察器形及装饰风格后可发现，这几件碗的外壁莲瓣中间均有竖向刻划出的花瓣梗，这种莲瓣中间刻划花梗的做法目前多见于洪州窑产品中，如洪州窑龙凤李子岗出土莲瓣纹碗。

秦淮河出土莲瓣纹碗

尧化门南朝墓出土莲瓣纹碗

孟北村南朝墓出土莲瓣纹碗

除青瓷碗外，南京地区出土的饰莲瓣纹洪州窑青瓷还有盘、盏托、唾壶、罐等。权奎山先生研究指出，1965 年通济门外出土莲花纹盘、1973 年江宁东善桥祖堂山南朝墓出土莲花纹盏托、1957 年珠江路西大影壁出土唾壶等，均为洪州窑产品。这些器物的器形与装饰手法都具有洪州窑南朝青瓷的典型特征。通济门外出土的盘，盘心所饰纹样与洪州窑龙凤李子岗窑址出土的盘内纹样一致，江宁祖堂山南朝墓出土的盏托与洪州窑窑址出土盏托器形及装饰风格均一致。

此外，南京市博物馆藏的一件南朝青瓷罐可能也为洪州窑产品，这件青瓷罐施淡青釉，釉面有细碎开片，下腹部刻划一周覆莲瓣纹，与洪州窑窑址出土的南朝青釉莲瓣纹六系罐器形和装饰风格接近，不见其他地区窑场出土。

洪州窑窑址出土青瓷罐

洪州窑罗湖寺前山窑出土高足盘

江西地区南朝墓葬出土插器

高足盘 高足盘在南京地区发现数量不多，南京理工大学南朝墓出土 1 件，这件高足盘茶黄色釉，釉层部分脱落。这种器物多见于长江中游地区隋至初唐墓中，洪州窑窑址中也有出土，有的盘内心还模印有纹饰。

除了以上器形外，南京南朝墓葬中还出土了一些仿洪州窑青瓷的陶器，如板桥南朝墓中出土了一种陶质插器，这种器物多见于江西、福建等地区南朝墓葬中，但这里的出产多以瓷质为主。

相关问题

东晋南朝洪州窑发展概况

南京地区出土六朝瓷器的情况与六朝青瓷的生产格局休戚相关。得益于水路条件的便利，东吴西晋时期，建康地区的用瓷多为邻近的越窑产品，越窑亦是当时烧造水平最高的窑口。到了东晋南朝时期，众多窑口兴起，都城建康的瓷器面貌随之发生变化，尤以长江中游窑口瓷器的不断输入最为突出。

南京地区发现的洪州窑瓷器类别十分丰富，有碗、盘、香薰、盘口壶、高足盘等，其中部分器型深受市场欢迎。如三角形镂孔香薰，据不完全统计，在目前考古资料公布的南京地区70 座东晋墓葬中，有 12 座墓葬出土香薰，其中出土三角形镂孔香薰的墓葬即有 8 座。洪州窑产品的装饰技法亦十分精美，莲瓣纹、点彩等装饰纹样千变万化，相较于同时期的瓷器产品而言，独具一格。

南京中华门外的西街遗址近年来出土了大量六朝青瓷，该遗址在六朝时期位于长干里地区，是建康城人烟最密集的区域，商品贸易发达。该遗址出土的瓷器，或可对当时的制瓷业面貌起到管窥作用。据粗略观察，西街遗址出土的东吴西晋瓷器中，以越瓷为大宗，鲜见其他窑口产品 ；东晋南朝瓷器的窑口却显得纷繁复杂，出现了大量来自长江中游窑口的瓷器，其中包含有一定数量的洪州窑瓷器。

由上可知，东晋南朝以后，洪州窑瓷器开始逐步引入建康城，越窑青瓷在东吴西晋时期独占鳌头的局面不复存在。都城建康对洪州窑产品的接纳与认可充分说明这些瓷器的市场竞争力。洪州窑自东汉晚期创烧后，一直在改进制作工艺。六朝时期，其装烧方法及装饰技法均取得很大的改进。东晋南朝至隋代，洪州窑的发展达到鼎盛。这一阶段，洪州窑发明出匣钵，大大提高了产量，且装饰技法更加丰富，产品的档次有很大提升，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产品迅速遍及全国各地。

运输条件与消费市场

洪州窑瓷器主要通过水路抵达都城建康，沿赣江北上进入鄱阳湖，入长江再运来南京。此外，洪州窑瓷器出现在都城也可能与官吏贵族往来有关，不过目前尚无十分可靠的证据。据目前南京地区发现洪州窑瓷器数量来看，它并非市场上最主要的消费用瓷。就已刊布资料而言，仅有少数等级较高的墓葬中出土了洪州窑瓷器，如象山 7 号墓、仙鹤观东晋墓、王兴之夫妇墓、老虎山晋墓等，其墓主均为六朝时期的贵族阶层。这从侧面反映了洪州窑瓷器烧造精良，造型装饰风格受到社会上层人士喜爱。西街遗址出土了一定数量的洪州窑瓷器，当与商贸集散地有关。除此以外，能辨识出的洪州窑产品并不很多，一方面，目前缺乏科学检测数据，部分洪州窑瓷器尚未得以确认 ；另一方面与运输路径遥远有关，大量平民墓葬中所使用的青瓷，或许仍以附近地区（越窑、宜兴窑等）所烧产品为主。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江西省考古研究院张文江先生、南京市博物馆综合业务部岳涌先生的帮助和指导，特此感谢！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0年02月刊，作者为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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