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良渚文化遗存自本世纪三十年代被发现,迄今已五十年了。七十年代以来,一批良渚文化的玉器被发掘出土,使人们对该文化的内涵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其中的玉琮和玉璧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琮、璧,它们自然成为国内外考古学者研究的对象。通过对良渚文化的玉琮进行器物形态学分析,可以看出,它们在造型和纹饰等方面都有若干差异。这些差异有无年代早晚的差别?对此 ...

Analysis of Jade cong in Liangzhu Culture

【作者简介】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良渚文化遗存自本世纪三十年代被发现,迄今已五十年了。七十年代以来,一批良渚文化的玉器被发掘出土,使人们对该文化的内涵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其中的玉琮和玉璧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琮、璧,它们自然成为国内外考古学者研究的对象。通过对良渚文化的玉琮进行器物形态学分析,可以看出,它们在造型和纹饰等方面都有若干差异。这些差异有无年代早晚的差别?对此尚无人论及。本文拟根据目前已发表的资料,采用器物形态学的方法,对良渚文化玉琮的型式划分、年代序列和发展过程进行探讨,并对其起源、用途等问题略谈浅见。

一、型式的划分

据笔者统计,目前已发表的良渚文化玉琼共有72件,其中有明确出土地点的49件,它们均出于墓葬。主要有江苏吴县张陵山M4,上海青浦福泉山M6,江苏武进寺墩MI、M3、M4,吴县草鞋山M198、M199。其中一些墓葬有陶器共出,为我们对这些玉琮进行分期和断代提供了依据。

目前所见良渚文化的玉琮,按其形制可分为器宽大于器高的短筒形琮和器高大于器宽的长筒形琮两类。为了叙述方便,本文将前者称为A型琮,后者为B型琮。

(一)A型琮

目前发现23件,其中有明确出土地点的13件。吴县张陵山M4出3件,上海福泉山M6出3件,武进寺墩M3出5件,寺墩M1、M4各出1件。根据其形制和纹饰可分成五式。

AI式:以张陵山M4:02为代表。这件玉琮形状近似手镯,孔径大,器表有四条竖向宽凹槽,以减地法突出四块对称的弧面,面上阴刻兽面纹图案,形象生动(图一,1)。同墓所出的另外两件玉琮形制与之相近,只是素面无纹,亦属此式。

AⅡ式:以上海福泉山M6:14和武进寺墩M3:43为代表。琮体呈圆筒形,两端的尺寸略有不同,上端稍大。外璧以减地法使表面略呈四角状凸起。中部以一浅槽将琮体分为上下两节,每节以四角为中线,饰四组兽面纹。上下两节的兽面纹略有不同,下节以椭圆形凸面代表眼眶,内以阴刻的圆圈代三表眼睛,二目之间以凸面代表额和鼻,鼻下以横置的窄条凸面代表嘴。上节的纹饰比下节简单,没有眼眶和额、鼻的凸面,仅以两个小圆圈代表双目,以横窄条的凸面象征嘴部(图一,2)。这两种纹样在良渚文化玉琮中较为普遍,具有分期意义。为了便于叙述,我们将下节的纹饰称作“象形兽面纹”,上节的纹饰称为“简化兽面纹"。

AⅢ式:以福泉山M6:21和M6:13为代表。M6:21的琮体外璧的四角比AⅡ式略为突出,琮体横剖面近似弧边方形。琮体也分上下两节,上节饰简化兽面纹,下节饰象形兽面纹。在眼眶、额、鼻、口等凸起的部位,都刻有细如发丝的几何图案,可暂称之为地纹。在每组兽面纹的两侧,各刻一只飞鸟，鸟身也刻着极细的纹饰(图二,左;图三,左)M6:13,形制与M6:21相似,但表面剥蚀严重,纹饰不清。

AⅣ式:以武进寺墩M4:1为代表。横剖面呈弧边方形,四角较Ⅲ式更为凸出。兽面纹饰与Ⅲ式相似,上节为简化兽面纹,下节为象形兽面纹。在每组兽面纹的凸面部分及边框之上,都刻满细密的地纹。与Ⅲ式不同的是,上下节兽面纹的眼睛均以重圈来表示,上节的简化兽面纹眼睛两侧有阴刻的三角形弧线作眼角(图二,右;图四)。

AV式:以寺墩M1:3、M3:5、13、29、41为代表,昆山绰墩及武进寺墩采集的部分玉琮(简报中称Ⅱ式琮)亦属此式。其特点是:琮体的横剖面呈方形或方而略带弧形。在纹布方面,下节的象形兽面纹已为简化兽面纹所取代。以对称的重圈或单圈代表眼睛，前者并有弧线三角纹作眼角(图一, 3、4 )。

(二)B型琮

目前发表的B型琮共49件,其中有明确出土地点的35件。上海福泉山M6出土2件;武进寺墩M1出1件,M3出27件;吴县草鞋山M199出1件,M198出4件。这些B型琮在形制及纹饰方面都存在着若干差别。我们试把它们分成三式。

BⅠ式:以草鞋山M199:1为代表,形体较小,横剖面呈弧边方形。琮体分上下两节,器表以四角为中线,共刻八组象形兽面纹。上下两节的纹饰相同,在兽面纹的眼睑、额、鼻口部周围,刻有细如发丝的短直线、斜线和曲线，代表兽面的毛发,纹饰形象生动,繁缛精致(图五,4)。

BⅡ式:以福泉山M6:23和常熟黄土山采集品(莫3)为代表。形体亦较小,横剖面呈弧边方形。琮体也分为上下两节,每节又分为上下两部分。每节的上部为四组简化兽面纹,下部为两组象形兽面纹。常熟黄土山采集的一件形制与福泉山M6:23相似,而纹饰的布局略有不同。上节为四组简化兽面纹,下节为两组象形兽面纹(图三,右)。

BⅢ式:以寺墩M3、M1和草鞋山M198出土的B型琮为代表。常熟嘉菱荡遗址的采集品及《古玉图考》所收“大琮”亦属此式。此式琮形体多较大,以六、七节者为多,最多者达十五节,最高达36厘米。横剖面为方形,表面刻简化兽面纹(图五,1-3)。

值得注意的是,此式琮有一部分兽面纹以重圈或单圈加点象征眼珠,眼圈两侧各有一短横线表示眼角,口部以弧线、横线象征上下唇和獠牙;另一部分则以单圈代表眼睛,以窄横凸面象征嘴,不见其它细部装饰。前者以常熟嘉菱荡的采集品和寺墩M:315、25、26、36、71等为代表(图六)。后者主要出于寺墩M1和草鞋山M198等墓中(图五,1-3)。将这两种兽面纹饰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前者的手法和风格还留有象形兽面纹的痕迹,后者则更为简化。因此我们认为前者的年代有可能略早于后者。

二、年代序列及其相互关系

关于AⅠ-AV式,BⅠ-BⅢ式琮的相对年代,可以从与玉琮共出的陶器的形态学分析中得到印证。

张陵山M4与AI式琮同出的陶器有鱼鳍形足鼎、带把杯等,均为良渚文化早期的典型器(图七,1-4)。碳14测定该期遗存的年代为距今5160±230,树轮校正为5785±240,一般认为此数据可能偏早,其年代约作公元前3000左右。

上海福泉山M6,与AⅡ、AⅢ式琮共出的陶器很少,仅有一件黑陶盉和一件扁平圆形器盖。与之相似的陶器在上海松江广富林、金山亭林等遗址中都曾发现过。这些遗存的年代被认为属于良渚文化晚期偏早。另外,福泉山M6所出扁平石斧与张陵山上层良渚文化早期墓葬中出土的石斧形制相近;弧刃石斧与松泽文化的石斧相类似。福泉山墓葬的发掘者认为,M6的年代应晚于张陵山上层墓,早于良渚文化晚期。

出土AⅣ式琮的寺墩M4未出陶器。出AⅤ式琮的寺墩M1仅出一件小陶杯,似用一残损的圈足器加工制成,难以作为断代的标准器。但是出AⅤ式琮的寺墩M3,出土了篮纹簋、高足豆、圈足盘和贯耳壶四件陶器(图七,5-8)。贯耳壶为高束颈、腹微鼓,圈足较高,与张陵山上层所出的短颈、鼓腹、矮圈足的贯耳壶差别较大,而与同属于良渚文化晚期的草鞋山M198所出的贯耳壶形制相近(图七,9-13)。后者高束颈,腹部比寺墩M3出土的贯耳壶更扁而靠下,略呈垂腹,圈足外侈,似为良渚文化贯耳壶的最晚形制。陶簋出与寺墩M3的簋形制相近而略晚。据此,我们认为寺墩M3的年代应与草鞋山M198相近或略早,因而AV式琮的年代应属良渚文化晚期。

根据以上分析。可得出如下认识,A型琮的发展序列应以I式琮为最早,此后逐渐发展演变为Ⅱ-V式。其演变过程可归纳为:(1)横剖面由圆形变为四角略凸出的圆形,再而为弧边方形,最后变成正方形;(2)玉琮表面的纹饰由繁缛、逼真的阴刻兽面纹,演变成下节为象形兽面纹,上节为简化兽面纹。此后,在兽面纹的凸起部位增加了地纹图案,继而以重圈表示兽眼,上节兽面又增添了阴刻的眼角。最后,象形兽面纹及眼角、地纹等皆不见,上下节均为简化兽面纹。

关于B型琮的年代序列问题,鉴于分析A型琮时,已确认福泉山M6的年代早于寺墩M3、草鞋山M198,因而,出于前者的BⅡ式琮的年代应当早于后者所出的BⅢ式琮。

以此为线索,对各式B型琮的形制和纹饰进行分析,可看出其发展变化的过程:(1)年代较早的琮,其形体较为细小，年代晚的多较粗大;(2)由两节变为多节;(3)横剖面由弧边方形变为正方形;(4)纹饰由上下节均是象形兽面纹变成上节为简化兽面纹,下节为象形兽面纹,最后象形兽面纹消失,上下各节均为简化兽面纹。

对比B型琮与A型琮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二者具有明显的共同点,那么其间的对应关系怎样?下述几座墓葬有A、B两型琮共存,为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线索。

福泉山M6, AII、AⅢ式琮与BⅡ式琮共存,二者形制和纹饰都很接近。前者横剖面为圆形而四角突出,后者为弧边方形。二者纹饰都是上节为简化兽面纹,下节为象形兽面纹。由此可见,BⅡ式琼与AⅡ、AⅢ式琮大体为同一时期的制品。

寺墩M1,AV式琮与BⅢ式琮共存,二者形状、纹饰布局和风格如出一辙,它们应是同时期之遗物。

寺墩M3, AⅡ、AV式琮与BⅢ式琮共存,AV式与BⅢ式琮的共存关系已如前述,但AⅡ式与AV琮的形状及其纹饰风格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笔者认为,AⅡ式与AV式琮似不应是同时期的遗物,前者可能是较早的制品,被保存使用到AV式琮的时期才一同随葬于M3中。这种早期的器物出于晚期遗迹中的现象,在考古发据中是屡见不鲜的。

关于各式B型琮的年代,我们已在前面通过与之共存的A型琮的形式和年代进行了推定。下面讨论一下B型琮年代的上下限。这将有助于探讨玉琮的源流问题。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BⅢ式琮是B型琮的最晚形式。在草鞋山M198中,BⅢ式琮与带盖丁字形足鼎、带盖束颈扁垂腹贯耳壶、夹砂红陶簋以及点线纹黑衣陶罐共存。这些陶器都是良渚文化晚期的典型器。再者，M198出于草鞋山遗址第二层,该遗址第四层为良渚文化早期文化层。这样,通过地层关系和共存陶器的分析。说明BⅢ式琮是以良渚文化的末期为下限的。

在讨论玉琮的年代时,还有一个问题,即B型琮与A型琮是同时出现还是二者存在着早晚的差别?以现今所知两种玉琮中年代最早的I式琮相比较,两者在横剖面形状和兽面纹风格方面都存有较大差别。VI式琮的横剖面为圆形,兽面纹形象逼真;B式琮的横剖面为弧边方形,纹饰为象形兽面纹,与AⅢ式琮有些相似。从地层关系看,出BⅠ式琮的M199位于草鞋山遗址第二层,其下压着属良渚文化早期的第四层。因而,BI式琮的年代应晚于AⅠ式琮。应当指出的是,BI、BⅡ式琮的形制已较规范,纹饰已具有某些抽象化的倾向,很可能不是年代最早的B型琮。江苏吴兴杨家山出土一件玉琮,横剖面及表面纹饰与AⅡ式琮相同,但琮体的高度略大于宽度,它与B型琮有无关系,尚有待于资料的发表,以便对比研究。此外,安徽潜山薛家岗M47出土一件小玉琮,外方内圆,琮体分为上下两节,素面。据报道,M47属于薛家岗文化第三期,该期遗存的碳14测定年代(树轮校正值)为距今五千年前后。这个年代与良渚文化的早期相接近。薛家岗M47出土的玉琮在形制上与良渚文化的B型琮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一者是否具有某种联系,也是值得注意的。由于目前玉琮在薛家岗文化中尚属孤例,因此,我们不准备做太多的推论。

如前所述,良渚文化大体延续了近千年,考古界目前将其分为早晚两期。我们按照器物形态学的方法将良渚文化的玉琮分为A型五式、B型三式,并论证了各型式之间的关系。如果上述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为良渚文化的进一步分期提供一些线索。

三、渊源的探索

关于玉琮的起源,国内外学者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概括起来主要有“源于外方内圆之石环”说、“仿织机机件”说、“仿日常用具为方勒之扩大”说、“源于手镯“说等。

应当指出的是,过去讨论玉琮渊源时,由于未对玉琮进行型式的划分,往往把型式及年代不同的玉琮混为一谈,有些人根据晚期玉琮的形制特点来寻求其渊源,当然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良渚文化的玉琮以张陵山M4出土的AI式琮的年代最早,同时,它也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存中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玉琮。因此,探讨玉琮的起源应以此式玉琮为重点。

张陵山M4出土的AⅠ式玉琮外径为10、内径为85、高为35厘米(图一,1)。该遗址中与玉琮同出的Ⅲ式玉镯也为扁圆筒形,外壁面作凹弧形,素面,磨制精致,外径7.8、内径6.2、高3.5厘米。将二者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它的外形比较相似,高度及厚度也相近。所不同的只是,前者的直径大于后者,前者外壁以减地法突出四块弧面,并刻有兽面纹。应当指出的是,玉镯的出现年代要早于AI式琮,在大汶口文化中期及良渚文化的前身崧泽文化时期都有少量玉镯出土。因此,A型玉琮在形制上可能与玉镯有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但它并未取代玉镯,只是由于用途不同,导致形态上的差别越来越大,令人难以认清其亲缘关系罢了。至于作为装饰品的玉镯何以衍生出与之用途不同的玉琮,这一点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需要说明的是,前面所谈的只是A型玉琮的起源。至于B型琮,由于我们对它的起始年代及最早形制尚不清楚,所以关于它的起源问题暂且存疑,相信随着对良渚文化遗存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深入,这个问题迟早会解决的。

四、用途的推测

关于良渚文化玉琮的用途,论者多依据《周礼·春官·大宗伯》关于“苍壁礼天黄琮礼地”的记载,认为良渚文化的玉琮是祭地的礼器。对于《周礼》中有关玉器的记述,夏鼐先生在《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中指出:“《周礼》是战国晚年的一部托古著作”。“书中关于六瑞中各种玉器的定名和用途是编撰者将先秦古籍记载和口头流传的玉器名称和它们的用途收集在一起;再在有些器名前加上形容词使成为专名；然后把它们分配到礼仪中的各种用途去。这些用途,有的可能有根据,有的是依据字义和儒家理想,硬派用途。这样他们便把器名和用途,增减排比,使之系统化了”。夏鼐先生上述见解颇为精辟。玉琮在商代仍流行,至周代已少见。在商周时代它的用途是否如《周礼》所述尚属疑问,仅以此为论据来断定早在公元前二、三千年以前,玉琮便成为专门祭地的礼器,是缺乏说服力的。我们认为,判断玉琮的用途,固然可以参考古籍中的有关记述,但更重要的是应当根据考古发掘中玉琮的出土位置、共出器物以及墓葬中的其它现象进行综合分析和考察。

关于良渚文化玉琮的出土情况。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一般多出于规模较大,随葬品丰富的墓葬;(2)出玉琮的墓主人均为男性;(3)往往与玉璧同出;(4)有些出土玉琮的墓葬有人殉(如张陵山M4)。

良渚文化正值新石器时代末期,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之新石器时代中期已有很大提高。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导致私有制的产生及贫富分化。氏族成员身分、地位以及经济状况的不同,反映在他们的墓葬规模、随葬品多寡及优劣的差别上。那些规模大、随葬品丰富的墓,应是氏族部落首领或其它显贵者的墓葬。仅有少量随葬品的小型墓,则是一般氏族成员的葬墓。迄今所发现的玉琮,皆出于规模较大的墓葬，这一点说明玉琮是氏族部落中的首领及权势者才能拥有的贵重之物。

至于玉琮的具体用途,可以从它们在墓葬中的出土位置和数量的分析中得到启示。张陵山M4、草鞋山M198、寺墩Ml等墓葬，玉琮出于墓主人的头部及肩部。福泉山M6,玉琮置于墓主人骨架靠土墩斜坡的外侧。寺墩M3,玉琮围绕于墓主骨架的四周。这些现象是否具有保护死者的含义?早期玉琮表面的兽面纹粗眉圆目,阔口獠牙,给人以威严、凶狠的感觉,可能反映了某种原始的宗教信仰。总之,我们认为良渚文化的玉琮是一种与人们的原始宗教巫术活动有关的器物,它被放置于墓中随葬,很可能具有保佑死者平安吉祥,避祛凶邪的意义。至于各墓葬随葬玉琮的数量,与墓主人生前的职务、地位是否有关,还有待于研究。此外,寺墩M3随葬玉琮32件,玉壁24件,恰好都是“8”的倍数,这是偶然的巧合,抑或有其深奥的含义?尚难论说。这在目前虽属孤例,却是值得注意的。

五、余论

以玉鐾、玉琮为代表的玉器群,构成了良渚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与良渚文化年代相当的其它考古学文化遗存,也曾有玉琮出土广东曲江石峡文化晚期墓葬,出土了数件玉琮。按其形制可分为扁矮、细高两类。它们在外形、纹饰风格、制作方法方面都与良渚文化AV式、BⅢ式琮完全相同。这些玉琮也都出自随葬品丰富的大墓,并有玉璧、玉石钺、有段石锛等共出,与良渚文化的情况十分相似,只是与其共存的陶器却独具特点。这两种相距千里的考古学文化,竟具有如此相同的文化因素,或可说明二者之间曾发生过密切的联系。鉴于良渚文化的玉琮出现年代早,出土数量多,又具有一脉相承的发展序列,而石峡文化早期遗存没有发现玉琮,因此,石峡文化的玉琮很可能是受了良渚文化的影响,或者是良渚文化的“输入品”亦未可知。良渚文化的玉琮是与原始宗教的巫术活动有关的器物,与之形制相同的玉琮出土于石峡文化遗存,或可表明石峡文化与良渚文化在原始宗教信仰方面具有某些共同之处。

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也有少量玉琮出土。山西襄汾陶寺类型墓葬发现数件玉、石琮,有的内圆外方,有的外周作八角形,素面或饰横槽数道,它们多出于中型墓,并有玉、石壁同出。这些玉、石琮与良渚文化的玉琮在形制上差别很大、似不应看作与良渚文化有直接关系,也不能确定它们与良渚文化的玉琮是否具有同样的用途。

商代文化遗存也出土了一些玉琮。二里头文化晚期出土的玉琮数量较少,有一件为外方内圆,可惜残损过甚,难以窥其全貌。

殷墟妇好墓出土玉琮14件。其中Ⅱ式琮外方内圆横剖面呈规整的正方形。体高与体宽大体相等(图八,左)画。Ⅲ式珠亦为外方内圆,只是较Ⅱ式略矮(图八,中)。它们的形制与良渚文化的AV式琮较为相似,与其它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玉琮差别很大。若溯其源,当首先考虑良渚文化的A型琮。

良渚文化的玉琮,器表盛行雕刻兽面纹，这是该文化纹饰图案的显著特色。商代玉器也有以兽面纹作为表面纹饰的,如二里头文化晚期的一件玉柄形饰,横剖面呈方形,器表以器身四角的棱线为中线,两侧的纹饰相对称,构成兽面纹图案。这种风格与良渚文化玉琮表面的兽面纹如出一辙。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琮,也有一些表面雕有纹饰,其中有些纹饰值得注意,如标本1003号,四角雕饰蝉纹,四面上各雕饰两组图案相同而方向相反的纹饰。每组纹饰又分上下两部分,各部分均由两个圆点和一条弧形的窄条凸面组成,下面一部分的两个圆点间距较大,弧形窄条也略长(图八,右)。原报告称这种纹饰为“变形云级”。笔者仔细观察,认为这种纹饰应是一种简化的兽面纹。两个小圆点为兽面的眼睛,窄条弧形凸面代表兽面的嘴。这与良渚文化晚期的AV、BⅢ式玉琮的纹饰风格十分接近。而且每组纹饰均有两个兽面，小的居上,大的在下,其布局特点也与良渚文化的A型琮相若。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编号为997的一件玉琮,该器亦为外方内圆,在外壁以四角的棱线为中线,两侧各饰对称的小圆圈纹,其风格与良渚文化年代最晚的AV式琮极为近似,不同的只是没有表示口部的窄横凸棱。这一不同点恰好与良渚文化的兽面纹由写实变为抽象、由繁缛变为简化的发展规律相符合。因此,良渚文化的兽面纹,很有可能是商代玉器表面这种兽面纹的渊源所在。

玉琮在商代是一种礼玉,具有某种特殊的含义和用途。而这种被作为礼器的商代玉琮,在形制和纹饰方面承袭了良渚文化玉琮的特点,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固然不能仅凭这一点便断言良渚文化的玉琮已经成为礼玉,但在功用方面是否与商代玉琮具有某些相近之处,为后者开启了先河呢?这些问题,对于良渚文化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及其与夏商文化的关系、商代礼制的起源等课题的研究,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本文承蒙殷玮璋、刘勋同志多所指正,谨此致谢。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考古》1986年第11期 。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 辑 ：高 朋 吴 鹏 贾淑凤

编辑助理：彭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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