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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侃说|天宝荔枝道与驿站系统
▲唐三彩马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新鲜的荔枝 新华网
又快到荔枝上市的季节,
吃货们又可以大快朵颐了。
历史上,
最爱吃荔枝的名人非杨贵妃莫属。
为了吃上新鲜的荔枝,
朝廷动用驿站传送,
无数匹快马轮番飞奔。
那么,
杨贵妃最爱吃的荔枝究竟产自何处?
当时的驿站系统是如何支持“一骑红尘”的?
之后年代里驿站是如何演变的?
本期推出的是,
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撰写的文章:
天宝荔枝道与驿站系统
此文被收录于
杭侃所著文物随笔集《参差集》中。
长安回望绣成堆,
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晚唐杜牧的这首《过华清宫》绝句,是诗人去都城长安,路过骊山华清宫时,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荒淫误国而作。华清宫曾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纸醉金迷的游乐之所,据史书记载,杨贵妃酷爱食荔枝,朝廷动用驿站传送,无数匹快马轮番飞奔,荔枝送到京师时,仍能保持鲜嫩,但因此致差官累死、驿马倒毙于驿路。
诗中截取了这一史实,抨击了封建统治者的骄奢和昏庸。但是,诗人并没有说荔枝自何处运来,史书也没有确指荔枝的产地。所以,杨贵妃爱吃的荔枝产自何处,竟然成为一段历史的公案。
一
杨贵妃爱吃的荔枝产自何处?
本来,唐代荔枝驿贡之地,有岭南(约指今广东、广西等 地)和涪州(今重庆涪陵)两说。有趣的是,唐人多说出自岭南,北宋中叶之后,人则多云出自涪州。两说各执一词,各有所据。
唐宰相张九龄是岭南人,写有《荔枝赋序》,序中说:“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实乃熟……味特甘滋。”南海荔枝既然“味特甘滋”,杨贵妃又酷爱荔枝,张九龄以宰相之尊,极力宣扬,玄宗必然不惜民力,诏岭南特供。而且历史上南海郡献荔枝,并不始于杨贵妃,《后汉书·和帝纪》记载,汉元兴元年, “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堆,奔腾险阻,死者继路”。杜甫《病橘诗》中写有此事:“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白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
▲费丹旭《出浴图》 清
但是,荔枝成熟于夏天,“每至季夏,其实乃熟”,唐《国史 补》云,荔枝“经宿(隔夜)则坏”,因此运输中保鲜成为大问题。白居易曾经任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他在《荔枝图序》中说:“荔枝生巴峡间……夏熟……如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岭南去长安愈四千里,多或五千里,唐代传驿,“诏书日行五百里”,已经接近马匹速度的极限(这里并非指一匹马的日行里程,而是指多匹驿马轮换奔跑之总程),如果荔枝来自数千里外的岭南,即使驿马日夜兼程,也无法保持其新鲜。
荔枝到长安而色香味不变,使得有学者认为是由涪州飞驿到京。况且在唐朝,涪州所产荔枝品质绝不逊于岭南。宋朝大书法家蔡襄在《荔枝谱》中说:荔枝品质“闽中第一,蜀川次之,岭南最下”。杨贵妃高祖为金州刺史,父为蜀州司户,妃又早孤,唐《国史补》谓其“生于蜀,好食荔枝”,则她自幼所爱食的荔枝应该是蜀地所产。蔡襄《荔枝谱》中也直言:“唐天宝,妃子尤爱嗜涪州,岁命驿致。”南宋诗人范成大曾经在四川做官,他所著《吴船录》卷下“涪州”条中,记:“自眉嘉至此,皆产荔枝。唐以涪州任贡,有妃子园。”
▲剔红荔枝纹漆盒 明
大都会博物馆藏
▲青花荔枝纹盘 明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
二
涪州才是荔枝驿贡之地
岭南、涪州两地距长安贡道里数差距甚大,人文地理研究者严耕望认为,唐朝记述杨贵妃所喜荔枝来自岭南,也许是由于唐人怪罪于杨贵妃,所以故意指认偏远之地,其实涪州才可能是杨贵妃所食荔枝之乡。
文献记载从涪陵到达县,驿马可取西乡县,入子午谷至长安,三日即可到达,荔枝也能够保鲜。因此,这是一条最为可能而合理的荔枝运输线。就在今天,自重庆涪陵经长寿北上垫江,再至梁平,又北至开江及达县东北之宣汉,再北至西乡,又东北至子午岭,仍有一条高等级公路相联系。严耕望认为,此路应该就是循当年唐代荔枝故道而行,他因此称之为可能的“天宝(唐玄宗年号)荔枝道”。
三
唐朝驿站系统发达完备
不管杨贵妃所食荔枝是从哪条路线传送,都说明当时驿站交通体系之发达完备。作为常态的交通系统,驿站组成全国性的交通运输网路。谢成侠在《中国养马史》中说:“古代的大陆交通, 主要是靠的驿站组织,它的重要性好比今日的铁道交通。但是驿运的发展,首先要靠养马,亦可说是马政建设进一步对国防经济上的发展。”所以汉朝的马援说:“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
而蒙古人认为,一个蒙古人丢掉了马,还能有什么作为呢?这些论述也都说明了马与交通之间的关系。
▲三彩马 唐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中国驿传的起源很早,在秦朝的时候,就已经初步建立起全国性的驿站系统。《前汉书·贾山传》记秦“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谢成侠认为:“秦始皇时代的驰道,也就是当时的驿道。”所以,驿站之驿,驰道之驰,都从马字偏旁。其职统于太尉之下的法曹,而法曹也就是后来驾部(执掌朝廷御辇、御马、车乘、邮驿的部门)的前身。每驿的距离,在汉代也大致确定了,如《续后汉书·舆服志》即记:“驿马三十里一置。”
虽然元代驿站很有名,但唐朝的驿站体系,在中国历史上最为先进和发达。全国有驿站1639所之多,其中水驿260所,水陆兼备的69所。每三十里置一驿。视驿站的重要程度核定马匹的数量,从8匹到75匹不等。每驿置驿长一人,马每三匹有一人看管,每驿马给地四顷。
驿站在沟通中外交通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如唐太宗时铁勒十一部来降,《新唐书·回纥传》有云:“请于回纥、突厥部治大涂,号参天至尊道,世为唐臣。”为了便于与这些唐臣沟通,唐太宗下诏在从今河套到外蒙古设置了68所驿站,“具群马肉湩,待宾客”。驿站在联系内地交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唐人诗歌中多有吟咏。如白居易诗“从陕至东京,山低路渐平;风光四百里,车马十三程”;韩愈诗“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岑参诗“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等等。
四
元朝的驿站系统
蒙古人早在元朝建立之前,就建立起驿站网路。窝阔台自诩,他自从继承了大位之后,做了四件大事,其中就包括建立了站赤。
与唐代的驿站相比,元代的驿站分布地域随着蒙古征战的步伐而扩展,建立起沟通欧亚大陆的庞大交通系统,联系的范围更加广大。驿站作为元朝廷联系各辖地的网路,对于维护其统治具有重大的作用。窝阔台即位就下令在全境构筑驿站系统。《史集》记载:“从契丹国到该城(指都城和林,在今外蒙古),除伯颜站以外,还设有一些站,被称为纳邻站。每隔五程就有一站,共三十七站。在每一驿程上,置一千户,以守卫那些站。他建立制度,让每天有五百辆载着食物和饮料的大车从各方到达该处(和林),将其储于仓中,以便取用。”
▲元代驿站驿卒 图源:乌云高娃
忽必烈即位之后,循用旧制,在北方创建驿站,灭掉南宋之后,也在江南普遍设立驿站,并在至元二年(1265年)颁行了《立站赤条例》,同时大修各地驰道。元朝全国总计约设驿站1500处以上,构成一个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联系欧亚大陆的交通网。驿站的主要任务是“通达边情,宣布号令”,供应来往使臣的生活所需和交通工具,同时运送进纳的物资。
金、元时期的驿站,还有一种急递铺的组织形式,这是为了传达紧急文书而设置的。急递铺是在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年)初置,要求驿马日行三百里,但平日非军事和河防要事不得使用。
忽必烈循用了这种制度,每铺置铺丁(驿手)五人,铺丁腰系悬铃,持枪携雨衣赍文书疾行,沿途的车马行人,听到铃声须立即避让,下一个站的铺丁听到铃声立即整装待发,如此日夜相继,规定日行四百里,比宋金时期还要快些。这是一种非常态的运送方式,只有在遇到军国大事的时候才使用。当年唐玄宗为杨贵妃飞驿荔枝,应该是这种急递铺驿送形式之滥觞。
但是,元朝驿站充分发挥作用的时间有限,这是因为元朝驿站的站户单独列籍,世代相承,不得改易。驿传站户的负担轻重不同,但普遍来说是比较沉重的,所以驿户多有逃匿。百姓亦不敢在有驿站的大道附近居住,生怕供役。从古及今,普遍的倾向,都是希望住得离交通线近些,方便出行。元朝时,人们却往往不敢选择大道边居住,这种怪现象本身,即预示驿站系统的运作存在严重的缺陷。
当时文献上,也有很多驿站遭受侵扰的记载。比如陕西驿道上,有西蕃喇嘛常年络绎于途,传舍往往不能容纳,只能假馆于民,骚扰百姓,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甘肃行省在大德七年(1303年)勘察的结果是,“六十年前立站之时,拨户三百四十八。即今当役者,止存一百七十六”。随着站户破产流亡,驿站制度也日趋废弛。
所以,有的学者盛赞元朝的驿站系统,而谢成侠却认为,中国的驿站制度在唐代高度发展,可是宋代以迄清末逐渐衰颓,并引《日知录》说:“古人置驿之多,故行远而马不弊。后人(按指宋、元、明)每以节费之说,历次裁并,至七八十里而一驿,马倒官逃,职此之故。”
▲驿站送信 @羊城晚报
原载《马的中国历史》,香港商务印书馆,2008年
作者简介
杭侃,1965年5月出生,博导。曾供职上海博物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曾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山西大学副校长。现任云冈研究院院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元考古、佛教考古、文化遗产学。先后发表《宋元时期的地方城址》、《清明上河图再研究》、《云冈第20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云冈五窟最初的布局》等论文四十余篇,出版有《东京梦清明上河图》、《中华文明传真》两宋卷和辽金元卷、《永远的三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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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杭侃
图|新华网 动脉影 广东省博物馆 羊城晚报 网络
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或机构所有
辑|山西晚报全媒体编辑 南丽江
审核|方天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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