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这是1987年张爱萍同志参观广汉市三星堆出土文物后的题字。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县城西11公里的南兴镇三星村。他是目前四川地区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蜀文化”遗址,现已建议命名为“三星堆遗址文化”,这一命名同时也概括了成都平原十余处与三星堆遗址文化为同一系统的古遗址。 1986年7月至9月,

【作者简介】张善熙，四川省钱币学会；陈显丹，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这是1987年张爱萍同志参观广汉市三星堆出土文物后的题字。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县城西11公里的南兴镇三星村。他是目前四川地区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蜀文化”遗址,现已建议命名为“三星堆遗址文化”,这一命名同时也概括了成都平原十余处与三星堆遗址文化为同一系统的古遗址。

1986年7月至9月,考古工作者在广汉南兴镇三星堆遗址相继发现两个商代晚期蜀国的大型祭祀坑、出土金、铜、玉、石、骨、陶器、象牙等珍贵文物近千件,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的海贝。这一重大发现,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由于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和珍贵的文物出土,将古巴蜀文化从已知的春秋战国时期上推到夏商之际,把巴蜀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多年。

早在1929年,广汉月亮湾农民燕道诚,发现了玉器坑(根据后来的调查和发掘,该坑可能属小型的祭祀坑),出土玉圭、玉琮、玉璋等文物三百余件。当时就引起中外考古学家的注意。以后又于1931年、1933年、1934年、1958年、1964年先后进行了调查、试掘和发掘工作,获得了不少的珍贵资料,最为突出的是1980年以来对三星堆遗址进行的多次发掘工作,发现了数以万计的陶片、陶器、石器、玉器、雕花木器等,以及大量的房屋遗址、灰坑、墓葬、石料、窑址等遗迹遗物。初步揭示了这座地下宝库的奥谜。这些发现为我们探索蜀文化的起源、发展、与邻近地区的文化关系、社会经济诸问题的研究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史料。

在两个祭祀坑中,除发现大量的青铜玉石器及金器外,还发现了大量的海贝,这些海贝一部分堆放于坑底,一部分装在青铜尊、罍等礼器中。这种现象与云南江川李家山和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情况相似,云南出土的青铜贮贝器很多,形式多样,大的可储存海贝达万枚,贮贝器的盖上各自铸有许多人物形象和不同的飞禽走兽,以示器内藏品的珍贵。三星堆出土的尊、罍所盛之海贝同样是贵重珍品的象征。

三星堆出土的海贝,据初步观察,约可分为三种类别:1.虎班宝贝(CyPraeatlyris);长约3厘米,背部有大小不同的棕褐色斑点,这种贝出土较少,但它远在高辛氏以前就作为货币使用,即目前我们所认为在虞夏之世流通的自然贝。2.“货贝(mone-taria moneta)出土较多,长1.5厘米左右,略呈卵圆形,背部上方略高,一般都被磨成一大孔,正面和背面的四周有黄褐、灰绿及红色纹点。3.环纹货贝(Monetaria annulus):是出土最多的一种,它只及虎斑贝的三分之一大。环纹内有的淡褐色、淡灰色、环纹外有的呈灰褐色或灰白色。这种环纹贝数量较多,大部分背部被磨成大孔、以致有的背面成偏平状的贝壳。这种环纹货贝与云南省博物馆保存的25万枚海贝基本相似。

三星堆出土的海贝,大部分都有穿孔。过去有人认为穿孔的贝是装饰品,饰贝是齿面向外、背部向内、线从齿部穿过,再通过磨出的穿孔,钉牢在衣帽上。但是,不能说凡是有穿孔的贝都是装饰品,因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换益加频繁、所需贝数目增大,为了便于携带,借用装饰贝穿孔的方法,假作货币的贝用绳穿成串使用。贝币的单位是“朋”而朋字在甲骨文中作“”就是很好的例子说明。看来穿孔与否,不一定是区别贝币和装饰品的唯一标准,也有不少的贝并没有磨孔。穿孔与不穿孔常常出土时就是混合在一起的。

那么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的贝是否是作为当时商品的媒介出现呢?我们认为是完全有可能的。

其一,1984年,笔者之一对三星堆遗址的东、西两面高出地面的土埂进行了反复的调查和横剖面的观察,发现这些“土埂”全系人工堆积而成的防御体系一一城墙。1987年4月底5月初,在成都召开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座谈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教授们到现场考察后,一致确认三星堆遗址是个城址、两条“土埂”是城墙。1988年底至1989年初对城墙的解剖发掘,完全证实了这是人工建成的城墙。

城墙的存在,意味着国家(或城)的存在。因为城的象征就是城墙。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璧并非无故……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可见三星堆遗址早在三千多年前已进人了阶级社会,有了国家。在遗址内出土的两个双手反缚、双膝下跪的奴隶石雕象也说明了这一点。城市的存在,也意味着社会分工的存在和手工业内部分工的出现,这些也必然导致商品媒介物的出现。

其二,在这个城址内还发现了大量的璧、圭、琮、璋、瑗等玉石礼器和戈、矛、镞等兵器。遗址内还发现大量的石料、半成品和加工过程中而废弃的玉石器。有的上面还留有许多切割痕迹和管状痕。显然,遗址内历次出土的璧、圭、琮、璋、瑗等玉石礼器系就地制作的。根据这些情况分析,这里有玉石器的加工作坊。如1984年我们在西泉坎发掘时,在清理出数座房子的附近发现大量的石璧,其中有完整的、半成品和废件都集中于一处。1986年在第四发掘区的T1416也同样发现大量的石璧成品及半成品堆放在一起。这些可能就是石璧的加工作坊。此外,1983年初,在三星堆遗址第一发掘区还发现了陶窑等遗迹。在1986年发现的两个商代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翻模铸造用的泥芯(内范)及青铜熔渣结核等,结合遗址内出土大量的厚胎夹砂钳锅的情况分析,说明了冶金铸造业的发展,以及手工业内部的分工都很细。如青铜人像、头像、面具的铸造需要绘画、泥塑、翻模、冶炼、浇铸等过程,可见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发达。另外还发现大量的觚、盉、尊、罍等酒器,说明了酿酒业的兴旺,这些都是与各自的作坊加工分不开的。可见这些手工业早已脱离了农业而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并具有明显的商品生产的性质。

由于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专门生产某种产品作坊的兴起,必然会引起交换的扩大。“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一般或社会等价物的形态”,“终于排他地固定在特种商品上,并结晶为货币形态。”三星堆遗址一、二号商代晚期祭祀坑中出土的贝除了作为祭祀之珍宝和财富献与诸神外,同时也具备了货币的形态,而流通于世。

我们知道,贝作为货币至少在商代就已存在了,这在考古材料中均已得到了证实。如河南郑州和辉县的早商墓葬中,都发现了用贝随葬的现象;尤其是郑州白家庄一个奴隶主的墓葬(M7)中就随葬了穿孔贝460多枚。

在殷墟的晚商墓葬中,殉贝的现象更为普遍。例如1953年大司空村发掘的160座左右的平民墓中,有83座都殉有贝。一墓之中少者1枚,多者20枚,贝多数含在口里,握在手中,同后世用玉或铜钺随葬的风习是相同的,显系财富的象征。在商未铜器中,“锡贝”或“赏贝”的铭文极为习见。并且往往以“朋”为计算单位,也是把贝作为货币来赐赏的。这些记载都与殉贝的情况相互作了印证。

至西周早期,通用的货币仍然是贝。货币性能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殉贝的情况比商代更为普遍。例如洋西张家坡和客省庄发掘182座西周墓中,共殉贝一千枚以上,几乎半数的墓都殉有贝。在发现的铜器上也常有明确的记载,如《遽伯还》载:“遽伯还乍宝彝,用贝十朋又四朋”。意思是:铸造这件铜,花了14朋贝。可见贝在商周之际主要作为货币财富的形式出现。处于商代晚期的广汉三星堆一、二号坑出土的贝形制均与沣西张家坡和客省庄、后岗等地出土的同时期的货币一一贝的形制一样,多为背面磨平。因此我们认为这种贝除了用于占卜祭祀外,更主要是做为财富、货币。尤其是这些贝出于祭祀“天地、日月、宗庙先祖等神袛”的祭祀坑中,就更加说明了这一点。这也与遗址内发现的各种专门的手工业作坊遗迹所呈现的社会经济是相吻合的。

《华阳国志·蜀志》云:“蜀之国,肇于人皇……历夏、商、周。”三星堆城址现已基本确认为我国五大商城之一。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觚、杯、盉等酒器及大量的尊、罍、彝等器物都与中原的二里头、殷墟、后岗等出土的器物相同。充分反映出蜀和殷商民族是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交流,因此在后岗、殷墟等商城遗址中能出土贝币,作为商代晚期的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海贝作为商品的媒介物—货币也就不觉为奇了。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四川文物》1989年第3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 辑 ：高 朋 吴 鹏 贾淑凤

编辑助理：曾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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