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1年4月16日下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老师在考古文博学院A座101教室，为我们带来了题为《考古百年的几点启示》的精彩讲座。讲座的主要内容包括初心使命、中国学派、北大范式三大部分。　　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适逢建党百年 ...

　　2021年4月16日下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老师在考古文博学院A座101教室，为我们带来了题为《考古百年的几点启示》的精彩讲座。讲座的主要内容包括初心使命、中国学派、北大范式三大部分。

　　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适逢建党百年大计，中国考古学也历经百年，需要从学科发展史中总结经验，方能继往开来，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孙庆伟老师以“考古百年的几点启示”为主旨，回顾了中国考古学诞生百年以来的初心使命，诠释了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内涵与特征，并对北大考古学科范式进行了分析与展望。同时，孙庆伟老师呼吁中国考古学应当适应时代发展、回应时代要求。

　　一、初心使命

　　中国考古学经历了“千年酝酿、百年历程”。学界一贯以宋代金石学——以罗王之学为代表的清代金石学——以1921年安特生进行的第一次考古发掘为标志的现代考古学为主要节点来构建中国考古学学术史，实则存在着一定的简单化、模式化的倾向。清代罗王之学与安特生进行第一次考古发掘之间亦无必然联系。

　　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与五四运动直接相关。正如夏鼐先生在《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中提到，“五四运动是一个文化革命运动，同时又是一个政治革命运动”。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史叙论》中将前者史家与近世史家进行对比，强调“近世史家，必探索人间全体之共同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站在世纪之交，梁启超先生提倡革新政体，强调国民立场，呼吁史学革命，故而学人的学术立场与其政治立场密不可分。彼时代的学人群体对旧文化进行清算，对新文化进行展望，把学术作为救亡图存的有力武器。

　　傅斯年先生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开创有着关键意义。作为五四运动领袖之一的傅斯年先生创办了“中研院”史语所这一“无中生有”的志业，他认为，要与传统的“抱残守缺”式的国故研究划清界限，当以科学的主义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然后使“‘块然独存’之中国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也”。“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亦强调需要通过“历史的训练”来发扬“民族主义”，即爱国主义，进而提高中华文明在世界的地位。梁思永先生选择考古专业，主要是由于梁启超先生的期望与安排，体现了其“独特的学术眼光和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北大考古的创办者苏秉琦先生青年时亦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立志“教育救国，兴史救国”。中国考古学草创阶段的诸位先贤都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对国家民族的未来满怀担忧与期盼，并且身体力行地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史学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把揭示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规律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翦伯赞先生认为“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二先生的共同点在于主张应“为现实而历史”。反观中国考古学，其终极目标不应拘泥于“复原历史的真相”，实际上，历史真实与历史建构并非全然同步。

　　孙庆伟老师以太史公司马迁为例，回顾了中国的著史传统，强调了政治实践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进行《史记》创作构思的集中体现，是其史观的集中表达，即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整理历史经验，为现实政治提供观照。司马迁的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针对壶遂“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这一终极问答之中，我们一定要结合司马迁身世，特别是结合他的政治理想和从政实践，方能对太史公、《史记》以及中国传统史学有深层次的理解。比如《夏本纪》用大篇幅描绘大禹治水，这与司马迁曾经负薪塞河的经历密不可分。传统史学从来都是经天纬地的学问，而非书斋之学，缺乏现实关怀的史学研究是不完整的。

　　中国考古学的初心使命上承孔子、司马迁，下启中国考古学草创阶段的诸位先贤。在学科历史的积淀中，考古学“中国学派”赖以建立。

　　二、中国学派

　　苏秉琦先生的考古梦，是把考古学建设成人民大众的、真正科学的学科。从学科角度考虑，古人是第一位的；从社会现实需要考虑，今人是第一位的。考古学的中国学派，需要达到“求真”与“致用”的有机结合，“求真”是学术的严谨性，“致用”是学科的导向性，二者缺一不可，两者有可以有机融合。

　　目前考古学尚未发展成分，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学科”，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在于能够超越本学科的学者，跨学科影响力的考古学家还太少。考古学如何扩大自身影响？学科的大发展既需要“扎根考古”，更需要“超越考古”。孙庆伟老师并以樊锦诗先生为例，指出考古学家不仅要“立言”，也要“立功”和“立德”，学科的影响力最终取决于学科的贡献力。孙老师列举了俞伟超、张忠培先生总结的考古学“中国学派”的三个特点，其中最后一点就强调中国考古学“以揭示历史本来面貌作为目的，对促进人民群众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民族思想团结情感，有着重要的作用”，充分说明服务国家、服务民族是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应有之义。

　　在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上，总书记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如何体现考古学的社会政治意义？总书记3月22日在武夷山朱熹园的讲话进一步深入阐述，“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考古学肩负重任，考古学研究不应停留在对材料的收集和简单描述上，而应当努力提高文明阐释水平，自觉融入民族复兴伟业，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内涵可概括为以下四点：第一，铸牢中国理论之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第二，探索中国方法之用，例如区系类型、文化因素分析法等。第三，凝练中国问题之核，要关注事关民族、国家、人类兴衰的宏大命题。第四，阐释中国文明之美，把握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及其在人类文明中的重大贡献。

　　三、北大范式

　　北大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缩影，从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历史系考古专业、考古学系到考古文博学院，北大考古一直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重著中国历史。北大考古既要保持学科的引领示范地位，更要致力于建设与北大地位相称、文明古国相称、民族复兴大业相称的世界一流学科。

　　但北大考古也面临“大学问、小学科”的发展瓶颈，具体表现有三：第一，学科发展了，但学科差距拉大了。所以需要跳出考古看考古，要有学科危机意识。第二，小学科不能成长为一流学科。小学科缺少吸引力，自然缺少人才和资源。第三，变小为大，变弱为强的关键是要研究大问题、真问题，既要求真，也要求用。

　　北大考古与世界一流学科的主要差距体现在以下四点：第一，数据提取和分析能力弱。第二，共性话题少。第三，讲述方式与传播载体单一。第四，文化遗产价值的阐释权与话语权缺失。在此现状下，建设一流学科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条件：国家需求是考古学科发展的历史机遇，学校重视是化机遇为现实的重要推手，党政担当是建设一流学科的核心关键，师生努力是建设一流学科的根本保障。孙庆伟老师提出，学科建设首在风气建设，风气建设首在制度建设，需要配资源、调结构、补短板、正风气。

　　将北大考古建设为一流学科，须守初心、担使命。不忘学者的初心，心无旁骛，潜心学问。不忘教师的初心，立德树人，为人师表。不忘学科的初心，透物见史，以文化人。在讲座的最后，孙庆伟老师表达了对北大考古的发展愿景：笃学、创新、人文、宏大，并鼓励同学以此为目标，砥砺前行，为学科发展贡献应有的力量。

（图文转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