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1年4月25日下午3:45-18:00，应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党委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刘国祥先生在仙林校区敬文图书馆二楼西报告厅，为师生带来了主题为《红山文化玉器及相关问题研究》的讲座。此次讲座是南京师范大学考古学系列讲座总第42讲（考古名家讲坛第20讲）。讲座由王志高教授主持，校内 ...

　　2021年4月25日下午3:45-18:00，应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党委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刘国祥先生在仙林校区敬文图书馆二楼西报告厅，为师生带来了主题为《红山文化玉器及相关问题研究》的讲座。此次讲座是南京师范大学考古学系列讲座总第42讲（考古名家讲坛第20讲）。讲座由王志高教授主持，校内外师生共计两百余人到场聆听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刘国祥老师首先介绍了中国玉文化发展的历史。他指出，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史上主要有两个中心：一是南方的良渚文化，二是北方的红山文化，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的鼎盛时代。其中红山文化是西辽河流域的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年代距今6500—5000年，它的玉器成就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接下来，刘老师介绍了红山文化玉器的源头——兴隆洼文化。兴隆洼文化因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发掘而得名，其主体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年代为距今8200—7200年。刘老师指出，兴隆洼遗址聚落居住区极具特色，其外绕以椭圆形的围沟。兴隆洼文化存在一种将死者埋葬在居室内奇特的习俗——居室墓葬。如兴隆洼文化二期聚落的中心性房址内,发现一座居室墓葬M118。该墓葬规模较大，处于聚落中心部位，随葬品较为丰富，墓主人应该是兴隆洼文化二期聚落的首领式人物。刘老师认为居室葬与祭祀活动有关，主要反映时人灵魂不死，以及生者对死者的亲情、祖先崇拜的观念。他强调，墓葬中人骨保存完整与否直接影响对出土玉器功用的判断，如兴隆洼遗址135号墓一对大型玉玦出土于头骨耳部，可证应为佩戴于耳部的装饰品。而这类玉玦是目前所知世界范围内年代最早的耳饰。

兴隆洼遗址

兴隆洼遗址135号墓出土一对大型玉玦

兴隆洼遗址出土玉石饰物

　　接着，刘老师使用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重点讨论了红山文化的玉器。他首先回顾了红山文化发现与认识的过程。1935年日本人发掘了赤峰红山后遗址，并出版了《赤峰红山后》发掘报告；1954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尹达先生首次提出了“红山文化”的命名。红山文化研究多年来已成为考古学中的显学之一。他饱含激情地说道：“中国境内名山很多，如果说哪一座山承载了中华五千年文明源头的历史，唯有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的红山！辽西地区山梁纵横，如果说有哪一道山梁见证了红山文明的崛起与辉煌，唯有辽宁省朝阳市的牛河梁！”

赤峰红山后遗址

　　随后，刘老师对红山文化玉器的文化内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红山文化特殊类玉器是为满足宗教典礼的特殊需求雕琢而成的，其造型奇特，工艺复杂，寓意深刻，主要器类有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璧、双联璧、三联璧等。动物类和特殊类玉器的大量雕琢和广泛使用，突破了辽西地区原有的玉器造型传统。从出土数量和分布地域看，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和玉猪龙应为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三种器类，对夏商周时期的玉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玉人和玉凤具有独特的专属功能，皆出在牛河梁遗址上层积石冢阶段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墓葬内，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的王者用器。他还认为，红山文化中的璧、斜口筒形玉器，以及方、圆形结合的积石冢及相关石建筑遗址等，包含了红山文化先民祭祀天地的思想，是当时人们宇宙观的直接体现。他强调，对于玉器研究，不能仅就玉器而论玉器，要结合同出的其他器类，再将其放入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中进行综合探讨。因此，要想解读红山文化玉器，必须将之置于整个红山文化的社会背景中，这样才能更好地揭示红山文化玉器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勾云形玉器

斜口筒形玉器（左属红山文化，右属凌家滩文化）

圆角方形壁（左属红山文化，右属凌家滩文化）

玉凤

牛河梁遗址23号墓出土龙凤玉佩

　　接下来，刘老师重点介绍了红山文化的玉龙，他将红山文化玉龙的造型分为两类：一类为C形玉龙，有正式出土地点的仅有2件，一为C形碧玉龙，一为C形黄玉龙，分别出自翁牛特旗境内的赛沁塔拉和东拐棒沟遗址。玉龙头部窄长，吻部前伸，双目呈水滴状，颈部正中竖起一道恰似飘扬的勾角，以往的研究中，将其称为鬣，对比赵宝沟文化小山尊形器腹部刻划的鹿、猪、鸟类动物形象，身体飘扬有不同弧度的勾角，恰似腾飞的羽翼，刘老师认为红山文化C形玉龙颈部竖起的勾角不应为鬣，应为表示飞翔状态的羽翼。他还简要介绍了C形黄玉龙曲折离奇的身世。由于该件玉龙是翁牛特旗博物馆征集所得，有学者怀疑其可能属于仿品。为了弄清楚该件玉龙的真正出土地点，他通过艰辛的访谈和实地踏查验证，明确了C形黄玉龙在1949年春天出土于东拐棒沟遗址。“这一调查过程，确定了C形黄玉龙的真实来源，比写多少篇研究论文都重要。”刘老师激动地说。

C形碧玉龙

C形黄玉龙

　　另一类则为玉猪龙，正式发掘出土的有4件，分别出自牛河梁遗址和半拉山遗址的积石冢石棺墓内。玉猪龙的造型特征有强烈的共性，头部较大，精细雕琢，双耳竖起，双目圆睁，吻部前噘，多数褶皱明显；身体蜷曲如环，中部的较大圆孔多自两面对钻而成，首尾相连，或分开；颈部有1个自两面对钻而成的小圆孔，少数颈部有2个小圆孔。

玉猪龙

　　随后，刘老师介绍了红山文化具有代表性的祭祀类遗址。红山文化祭祀类遗址主要发现有喀左东山嘴圆形和方形祭坛、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群、三环圆坛、长方形祭坛等。在牛河梁遗址周围近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多分布有与祭祀有关的遗迹，居住址非常少见。由此，他认为牛河梁遗址是远离生活区而专门营建的，从而形成一处规模宏大的埋葬和祭祀场所，并非一个氏族或部落所能拥有，应是红山文化晚期出现的大型祭祀中心。这些现象表明，祭祀活动在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一批具有独特祭祀功能的玉器应运而生。

　　在关于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时代的讨论中，很多学者持否定意见。但结合西辽河流域已有的考古学研究成果，刘老师认为红山文化晚期西辽河流域已经步入初级文明社会，他分八个方面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一、红山文化时期，遗址分布密集，是人口迅猛增长的标志，而聚落间的分级和超大规模中心性聚落的出现是社会组织复杂化的印证。

　　二、在房屋形制和聚落布局方面，出现抹有白灰的居住面，流行瓢形深坑式灶，中晚期出现“凸”字形和长方形围壕的聚落，聚落的防御性功能显著增强，聚落内部房屋排列仍凸显中心性大房址的地位，但并不过多强调以排为单位的组合，窖穴多分布在房屋的四周，以单排房址为代表的独立的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得以确立。

　　三、在祭祀性遗址的建筑和布局方面，积石冢建在山梁或土丘的顶部，有单冢与多冢之分，规模大小有别，牛河梁遗址集坛、庙、冢于一体，分布范围50平方公里，是红山文化晚期已知规模最大的一处中心性祭祀遗址。

　　四、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结构分化，出现了掌管宗教祭祀大权和社会政治大权的特权阶层，等级制度确立。

　　五、红山文化晚期，农业经济彻底取代了狩猎——采集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相对稳定的食物来源为人口的增长和手工业的分化提供了基本保障。

　　六、红山文化时期的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手工业分化日趋加剧，出现了从事建筑、制陶、玉雕、陶塑与泥塑等专业化队伍，建筑技术的发展和提高突出表现在大规模建筑群体的规划与设计，以及对于新型建筑材料的加工和使用方面。

　　七、红山文化时期的科学和艺术成就引人注目，前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后者是展示社会繁荣和先民智慧的重要标志。

　　八、红山文化时期广泛吸纳周邻地区史前文化的强势因素，成为西辽河流域史前社会发生质变的重要推动力。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二号冢中心大墓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三号祭坛

牛河梁女神庙遗址

红山文化彩陶罐

红山文化石器——磨盘、磨棒和耜

　　讲座最后，刘老师对红山文化的龙图腾崇拜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辽西地区崇龙礼俗的形成可分为孕育期、形成期、发展和成熟期。兴隆洼文化属于孕育期；赵宝沟文化则属于形成期；红山文化晚期则进入发展和成熟期。以龙图腾崇拜为主的共同精神信仰的产生，是辽西地区史前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红山文化玉猪龙对商、西周、东周时期蜷体玉龙的造型产生了直接影响，应为中华龙的本源，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敖汉下洼河西遗址出土玉猪龙

牛河梁遗址出土玉猪龙

　　演讲结束后，王志高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他说：“刘老师从考古学角度对红山文化的玉器进行了科学研究，他将玉器放在出土的环境中进行考察，这是我们考古学者与一般玉器研究者根本性的区别，所取得的突破远远超过后者。尽管不少玉器属于传世品，但如果我们将其流传的过程梳理清楚，那么，这类玉器重要性可与出土品等同。”随后，现场数位同学及研究者就红山文化玉器的相关问题向刘老师求教，刘老师一一予以耐心解答。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了帷幕。（文：徐良 图：刘国祥 朱广金 马健涛）

　　（图文转自：“南师文博”公众号）

　　责编：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