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理解人有许多角度，各不相同，但是既要新颖奇特，又要系统完整，就不那么容易找到了。有一个角度有这样的优势，就是“饭局”，它正好把人的生物学与社会学属性统一在一起。“民以食为天”，没有人敢反对吃饭的重要性，世界上研究者众多；而怎么去吃饭是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认真考虑的人却很少。考古学家马丁·琼斯就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他用一部近 ...

理解人有许多角度，各不相同，但是既要新颖奇特，又要系统完整，就不那么容易找到了。有一个角度有这样的优势，就是“饭局”，它正好把人的生物学与社会学属性统一在一起。“民以食为天”，没有人敢反对吃饭的重要性，世界上研究者众多；而怎么去吃饭是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认真考虑的人却很少。考古学家马丁·琼斯就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他用一部近400页的著作《饭局的起源》（Feast：Why Humans Share Food）系统梳理了人类饭局的历史。读完该书之后，发现它不仅切入人类起源、农业起源、等级社会起源（也就是所谓的文明起源）考古学的三大终极问题中，还关注到性别、阶级、宗教、文化差异等现代社会问题，甚至思考了人类生态可持续性这样的难题。视野之宽广，着实让人佩服。学术界中确实有这样一些高人，他们纵横捭阖，跨越不同的领域，游刃有余，最终融为一炉，修炼出正果。

　　

　　（《饭局的起源：我们为什么喜欢分享食物》，[英]马丁·琼斯著，陈雪香译，三联书店2019年版）

　　在读他的书之前，我对他的印象可能类似“雅皮士”（宾福德调侃考古学圈内不同群体的用词，指善用科技手段与术语，占领话语高地的研究者），然而，读完之后，发现马丁·琼斯在书中融入了大量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结论也是满满的人文关怀。禁不住让人产生一种错觉，是不是我们的科技考古教错了？我们真应该学习他的人文学术素养。马丁·琼斯的准确身份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考古学家，按照书中植物考古学家赵志军先生所做推荐序的介绍，他的头衔是“乔治·皮特-里弗斯科技考古学教授”。按照英国大学的传统，一所大学每个学科方向只能有一名教授席位，著名的牛顿是第2任卢卡奇数学教授，霍金是第17任。考古学系有点例外，有两个教授席位，这个教授席位据说是专门为马丁·琼斯新设的，他是第一任。皮特-里弗斯有“近代考古学之父”之称，剑桥大学考古系则是科技考古的摇篮，两重身份的叠加让人对马丁·琼斯先生不得不刮目相看。尽管是学界大腕，与他有交往的赵志军先生说他是个很平易的人，喜欢别人直接叫他“马丁”。为了简便，以下我也这么称呼了。

　　马丁在书中回答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类的饮食究竟有什么特点？他的回答可以归结为社会性，早期人类是通过社会协作，从时间与空间上进行扩展，从而适应环境的变化。到了解剖学上的现代人阶段，更进一步发展出以火塘为中心的交流圈，同时分享食物。再到后来，社群与更大范围的社会网络不断相互作用，人类的饮食越来越复杂。这里或许还可以做点补充，人类饮食的特点不只是社会性，而是文化的社会性。毕竟社会性不是人类所独有的，如蚂蚁就有非常好的社会性。这里的关键区别在于蚂蚁的社会性是由基因决定的，而人类的社会性不仅仅是由基因决定的，它还是文化的，可以创造，可以学习，而且可以外化为物质材料，形成人类越来越复杂的物质文化。社会性是全书的核心，它不仅仅指社群内部如家庭、游群等社会关系密切的圈子，还包括广泛扩展的社会网络。就像在当代中国，尽管你只订了一份外卖，独自一人蜗居在家，一边看手机，一边吃饭，好像与世隔绝的样子。但是从马丁看来，你其实仍然围绕着一个“火塘”——一个虚拟的火塘，与很多人一起在分享整个社会网络。

　　马丁的第二个问题是人类饮食的特点是如何发生的。这是一个纯考古学的问题，早期人类饮食的变化在考古遗存与人骨化石上都有充分的表现，那就是人类捕获猎物的形体明显增大、人类脑容量的扩大、牙齿缩小，高耗能的大脑要求缩小肠胃耗能的比例（人类的小肠更多，而黑猩猩正相反），人类炊煮技术（用火）的发展支持这样的变化。到了现代人时期，人类的饮食有了“内烹饪”与“外烹饪”的区分（列维-施特劳斯的划分）。所谓内烹饪是以火塘为中心的，属于更亲密的社会群体；而外烹饪属于亲密关系群体之外的关系，涉及到与群体之外人的交往，外烹饪也是人们增加广泛联系的方式。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学会了运用物品尤其是艺术品来建立扩展网络（extended network），社会网络中开始出现黑曜石、海贝等外来物品。这里马丁吸收了克里夫·甘博（Clive Gamble）针对欧洲旧石器时代所做的结构与认知考古学的研究。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人口的增加，社群从普惠制（见者有份）到有限定的恩惠（限于一定范围内的群体），区域文化的节奏日益多样化，逐渐形成地方文化。

　　马丁注意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一项重要的发明，那就是编织技术，利用罗网，女性也可以参与到狩猎中了，除了捕猎小动物，还可以捕鱼、捕鸟，食谱的范围扩充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另外，有了编织的容器，人们还可以很便利地采集植物种子。编织技术这一“温柔的杀手”武器由此改变了食物获取中的性别分工，女性在生计中的重要性大大提升。人类广谱的饮食切入到众多的食物网中，按马丁的说法，自然界的食物网并不是很多，仅有一百多个，大自然是排斥杂食者的，因为这会增加生态的不稳定性。由此，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这可能加速了晚更新世之末的大动物的灭绝，进而导致男性地位的下降。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来，随着男性全面转入农业生产之后，其地位才开始上升，这是我们最近研究的一个认识。马丁的著作帮助我们认识到男性地位是如何下降的，对于我们理解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期的社会变化很有启发。

　　马丁的第三个问题是人类社会化的饮食对食物寻求本身产生了哪些影响。我们的类人猿祖先吃种类繁多的植物叶子、茎干、水果，偶尔还会捕食小型的哺乳动物，食物来源广泛，这也是为什么人类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当然，后来人类的食谱远远不止这些。马丁用了一个典型例子，汉堡与薯条，形象地说明所发生的变化。薯条来自土豆这种地下块茎，黑猩猩也有挖掘块茎食物的习惯，土豆代表相对容易获取的食物。不过，块茎植物的味道需要通过炊煮才能体现出来，油炸薯条香气四溢，则是其他动物无法实现的。汉堡中夹的牛肉来自大型食草动物，这无疑是处在食物链顶端的象征。史前时代猎杀与消费牛这样的大型动物必定需要群体成员广泛的协作，后来人类社会还通过驯化完全控制了牛，发展出畜牧业。汉堡与薯条的第三种构成物——圆形小面包，来自粮食作物中产量最高的一种，也就是小麦。尽管有些灵长类也会食用禾本科植物的种子，但是它们不能选育出适合做面包的小麦。我们如果再深究一下的话，汉堡加薯条这样的快餐中还远远不止上面所说的三种包含物，还有奶酪、盐、辣椒、芥末、生菜、洋葱、植物油等许多东西，虽然所占比例有限，但是其中包含了千百年人类控制、加工食物的历史，以及广泛的食物交流。就是这样简单的一顿饭可能包括来自不同大洲的动物与植物，地球上没有哪个物种像人类这样利用如此丰富多样的食物资源。我们可以说，人类社会的文化革新掀起一场又一场食物寻求的革命。

　　最后一个问题是，食物寻求缘何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这个问题追问的是人类饮食对社会本身的影响。马丁参考了三位人类学家的研究：玛丽·道格拉斯、列维-施特劳斯、杰克·古迪。在玛丽·道格拉斯看来，饮食就是一种话语表达。列维-施特劳斯则是发现其中暗含的类似语法一样的稳定结构，如内烹饪与外烹饪。杰克·古迪则发现“普通料理”与“高级料理”的区别，前者是社会下层的食物，总是与当地特定的生态环境联系在一起，后者属于精英阶层，它本质上反映一种社会政治结构。在英格兰这样的罗马帝国的边缘地带，统治精英们竭力保持罗马的饮食习惯，把遥远地中海的食物带到了英格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欧洲宫廷，几乎千篇一律地雇佣法国厨师，共同的饮食风格与通婚把上流社会联系起来。这些高级料理制作越来越精细，食材的味道为调味汁所掩盖。中国传统的官府菜也是如此，熊掌、鱼翅本是索然无味的东西，用鸡汤来煨煮，用鲜笋来提味，最后做成烂乎乎的菜肴，早已没有食材的原味。不过，重要的不是吃到什么，而是吃的形式与背景，以及由饭局而产生的社会联系。

　　这里饮食与阶级、宗教、性别、种族、民族等等社会因素联系起来。马丁注意到小麦、葡萄酒在基督教生活中的特殊含义，其中面包还有黑白之分，白面包代表西欧，黑面包代表东欧，饮食中暗含着欧洲文化的内在裂痕。当西方侵入到新大陆之后，也带去了小麦，殖民者把玉米这种更适宜当地气候环境的谷物看作更低等的食物，饮食成为种族的标志。哥伦布的时代带来了物种的大交换，许多美洲的植物传到了欧洲，欧洲人的饮食资源变得更加丰富，土著的饮食依旧单调。总的说来，马丁对历史时期饮食的这些关联因素没有太多深究，一方面可能因为他是生物考古学家，并不是历史学家；另一方面，这里黑暗的地方有点多，就像伤疤一样，过多的揭露可能会引起读者不适。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马丁基本就点到为止，把思考的空间留给了读者。

　　正因为马丁是生物考古学家，他所有的讨论大多是从考古材料出发的，尤其是有关史前时代人类的饮食，通过多学科的分析获取确凿的证据，其中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同位素考古等手段是主要的提供信息的途径。考古学是一门高度依赖推理的学科，它就像刑侦一样，从蛛丝马迹中展开推导。高明的考古学家能够基于有限的材料，结合丰富的知识，把推理的链条尽可能延长，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现象的简单复原。马丁从英国汉布尔登山遗址（公元前3500年左右）材料推断出那里曾经存在过季节性的宴飨，林地蜗牛壳的分布显示当时这里还是林地环境，而非像现在所看到的开阔草地；陶器残留物的同位素分析表明那时人们已经能够挤奶；同时，分析还发现，虽然这个遗址靠近河流，但是人们并不吃鱼，这里的人们存在食物禁忌……。通过考古推理，我们从古代有限的物质遗存中看到了早已湮没的历史。考古学正是在这个过程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当然，考古学还是一门非常依赖想象的学科，马丁著作的每一章几乎都是从对过去生活的想象复原开始的，让我们如同身临其境，让我们仿佛体验到那早已消失的生活方式。好的考古著作是科学与人文的结合，是严谨推理与丰富想象的结合，马丁的著作正是这样一本书。

　　读罢掩卷，我久已沉睡的神思也被唤醒，我想起小时候在农村生活的时候，我对家里的餐桌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因为我们总是端着盛好饭菜的碗到外面去吃的，尤其喜欢到祠堂前大人们聚会的地方，边吃饭边听大人们讲一些村子里的新闻与故事。那个时候，我碗里的食物来源不会超过周围两公里的范围。如今，我们一家三口都是围着餐桌吃饭的，晚餐往往会比较丰盛，互联网时代给我们带来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饮食。早上喜欢闻到煮咖啡的香气，午餐时因为家有读高三的孩子，妻子时常会变化花样，做牛排饭、咖喱饭、或是意大利面。互联网让我们有机会分享到全世界的饮食。马丁的书写于2007年，当时他就感叹全球化带来普遍联系，不过，他用的例子是汉堡与薯条，好像这些东西会一统全球饮食江湖一般。在2019年的中国，我们看到的是普遍联系中那些可爱的多样性。互联网正在让人类的饮食进入一个新时代，它是普遍联系的，又是多元的，这也许正是中国在理解全球化上不同于西方的地方。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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