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1年4月7日—16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东方考古论坛”邀请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郑岩教授，为历史文化学院和文化遗产研究院师生带来了题为“美术考古的方法与实践”的系列学术讲座。此次讲座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方辉教授主持。讲座共分为六个专题，围绕郑岩教授多年来尝试的多个个案研究，探讨美术考古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第一讲：美术考古 ...

　　2021年4月7日—16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东方考古论坛”邀请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郑岩教授，为历史文化学院和文化遗产研究院师生带来了题为“美术考古的方法与实践”的系列学术讲座。此次讲座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方辉教授主持。讲座共分为六个专题，围绕郑岩教授多年来尝试的多个个案研究，探讨美术考古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第一讲：美术考古是什么？

　　郑岩教授首先细致梳理了美术考古一词的概念及其在中国发展的源流，随后引出对美术史与考古学两个学科关系的探讨。随着时代的发展，美术史所关心的问题也在拓展。美术史与考古学看似慢慢走上各自的发展道路，但是两个学科所使用的研究材料、基本理念与方法却是彼此相互关联。美术史与考古学之间最紧密的关联在于两个学科所面对的材料都是物质性与视觉性的材料，美术考古可以看作通向考古学与美术史的桥梁，当然可以有一个学科意识，但学科意识不应该是封闭的东西。

　　随后，郑岩教授以近些年个人所做的实验为例，细致阐释了美术考古研究可以使用的方法与理念。例如通过地层学方法对韩休夫妇墓乐舞图中的图像叠压、遮蔽关系进行早晚关系分层；通过类型学方法从非实用性角度即艺术角度讨论了陶鬶的发展演变；通过图像细读的方式对北周康业墓石棺床屏风图像进行比较。以上方法分别来自于考古学与美术史，然而方法与学科之间的界线其实并不是很明晰，那不同方法、不同学科之间是什么关系？以此疑问为引，郑老师向大家展示了他用多种方法对同一材料进行研究的尝试。即从金石学、类型学、美术史与社会史观察四个角度逐层递进的对王阿命刻石进行解读。

　　四个层次对王阿命刻石的研究，这些方法里既有传统方法，也有较为新颖的解读方式。然而如果没有金石学的基础，没有形制的考究，也就没有办法进行美术史或者社会史的观察。因此，美术考古的研究方法本身没有新与旧。我们可以使用各种方法进行研究，没有一种方法与观念会过时。但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使用的是什么方法，这个方法在学术史上归于哪一个阶段。我们不一定要固守某个传统，也不一定去追求最新的东西。前面扎扎实实的基础是极其重要的，而不是追求花里胡哨的东西，所以这样最后做出的研究成果便是一种开放的结构。

　　第二讲：关于原境

　　“原境”一词翻译自巫鸿教授的“context”一词，这并不是美术史研究最核心的方法，而是脱胎于考古学的思想思维。从学术上讲，我们面对的很多材料都是碎片，考古学材料如是，艺术史材料也是这样。

　　由于圣像破坏和灭佛运动的背景，传统美术史的写作是脱离原境的，这与美术史的学术史发展相关。例如美术史对于纹样的研究，没有类型学的依据，美术史所关注的是直观的图像内容、表现手法等。这种方法并非不对，这是按照纹样的表现手法、艺术语言所进行的研究，是美术史的方法。但是由于脱离原境，对于图像的解读就会有多种解释，而且很多解释是没有根据的。所以我们虽然现在仍然不能完美的解释图像的意义是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进入解释的路径，这就是考古学的原境，在美术史研究当中必须加以重视。

　　原境可以分作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物质性、空间性的原境；第二个层面是非物质的原境，例如将墓葬放置于社会语境中讨论也是一种原境。郑老师表示，研究可以使用多元的叙事框架和叙事结构，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原境的存在。随后郑老师以武梁祠、朱鲔石室、霍去病墓马踏匈奴石刻、吴白庄墓等多个案例进一步解释了如何理解原境以及回归原境后材料所反映的文化现象。以上研究的目的在于将原境的概念再往前发展一步，发展成为一个文化语境。这个文化语境当然不能在思想史上单纯依靠文献去讨论，而是希望考古学材料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参与到文化的探讨中。

　　第三讲：图像阅读

　　面对考古材料，美术史与考古学处理的方式例如类型学，美术史的图像分析、形式分析在根源上可能还是有关系的。美术史是锻炼我们的眼睛，你看到了，然后再表达出来，这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在考古学当中则相对简单一点，因为器物的变化比较稳定，而且大量的取样来做这种普遍性的讨论，可以有一些比较确切的共同性指标来表达描述。但当我们面对图像的时候，特别是更加复杂的图像的时候就比较困难了，这时候就可以引入美术史的方式。美术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真正发展起来是脱离了美学等的理论学科，或者说慢慢的发展出自己独立的一些技术性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对图像的敏感和阅读。

　　随后郑老师以近些年所做的多个实验为例，阐释了如何使用我们的眼睛去观察这些材料。这些实验不同于以往中西方美术史的学术传统，是融入作品各种外部因素的一种综合性、多角度的讨论。例如以神木大保当东汉16号墓墓门的柱子为引探寻图像之间复杂关系的内在逻辑，并尝试对柱子进行象征意义的分析。虽然不能够完全把逻辑关系全部复原出来，但是可以证明图像之间是一个内在的逻辑关系。这个逻辑关系并不受已知的文献所约束，美术史或者美术考古要做的就是发现这种逻辑并试图解释它。又譬如通过对济南黄石崖石窟造像的图像阅读察觉图像与石窟建筑之间的不协调，随后尝试对不协调的原因进行解释。最后分别对唐代李道坚墓壁画、韩城盘乐村北宋墓墓主像及山西长治南寨村清墓东壁壁画进行细致且冷静的观察，从种种细节上发现一些我们在做整体研究时，不为人所注意的一些特殊地方。而顺着这些特殊细节进一步解读，很可能会开辟出一片新天地，郑老师表示，这也是进行个案研究或者对一座墓葬细读的意义所在。

　　当然这种图像阅读的方式迷人又危险，往往会过多加入我们的主观想象，导致最终偏离事实本身。此时就需要考古学进行修正，在进行图像阅读的同时，要意识到时代的总体特征、大的时代背景、材料的系统性等。对一个细节的研究，要同时不断地比较各种不同的材料，包括文献材料。另外郑老师强调，以上这些个案研究，其实并不急于得出一项结论，而是希望提出一种思维的可能性，通过目前现有的研究材料，来寻找一些可能的发展方向，以此向前做有限的推进。

　　第四讲：技术艺术史

　　此处探讨的“技术艺术史”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技术艺术史，也并非科技考古这样通过科技手段介入历史问题的研究，而是一个历史概念，更多是对古人技术文化的探讨。古人的技术虽然和我们今天的很多东西有交错，但并不完全一致，技术并不仅仅是一个手段，还可以考虑为一个作品在形成过程当中的技术因素。

　　为什么会注意技术这个问题呢？郑老师表示经常和艺术家讨论创造理念或者看他们创作过程，就会发现按照传统美术史所讨论的很多问题，和这些艺术家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往往是凭借一种直觉或本能，而非理论语言去完成作品。观看艺术家们的创作过程，想到一个作品在历史上是怎么形成的，它形成的过程背后要表达什么？所以在这里技术就不只是技术本身的问题了。另外考古学所研究的材料往往不知道作者，郑老师希望将技术概念切入后，去考虑作者的整个创作过程与这些作品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进入一个观察的视角。

　　随后郑老师以秦始皇铜车马与北齐娄叡墓两个案例与大家共同讨论了如何理解古代的技术文化。对秦始皇铜车马技术与铸造程序的探讨，联系古人的灵魂观念与对机械概念的理解，技术不仅仅是技术手段，可能还涉及到哲学、道德、伦理思想的概念。对北齐娄叡墓壁画分栏结构的讨论，结合以徐显秀墓为代表的邺城规制，娄叡墓和徐显秀墓可能分别代表两种系统，不分早晚，北齐娄叡墓所代表的并非主流传统，但是也有所传承。

　　最后郑老师表示，这种关于墓葬的思考，是通过物质材料和艺术手段表达出来的，而不是用理论语言表达出来的，是通过实践来实现的。技术艺术史应该是可以在形而下的层面做的非常具体，然后通过某种方法向上推，推到思想史和观念史层面。考古学材料可以作为中间环节，将很多不同层面打通，艺术史在其中可以起到衔接作用。

　　第五讲 观者与作品

　　美术史的研究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谈作品自身的各种因素，比如谈风格、谈形式、谈笔墨、谈构图，谈内部各种因素的时候，就是自律性。另一种是谈外部因素，例如各种社会功能、思想含义、主题的象征意义、和人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等，当我们谈这些问题的时候，属于作品的外部因素。作品就是我们所说的本体，观者是一个外部因素 。

　　郑老师坦言，对观者与作品这一话题已进行了二十余年的思考，最早的文章将观者分为预设的观者与后世的观者两类。后来的研究开始加入对观者与壁画的关系、壁画本身结构的考虑，这是一个持续发展的思考。随后郑老师分别对百子村东汉壁画墓、北朝孝子图、西汉铜管、孝堂山石祠进行观察与分析。墓葬是给死者使用的，但是它的制作过程仍然跟生者有关系，这是一个社会史的问题。例如通过对多座墓棺的孝子图进行细致观察，探讨不同图像形式的孝子图背后所反映的文化内涵，以及孝子与父母、人与棺之间的关联。对东京艺大美术馆藏西汉金错铜管的观察，转换了今人与古人的观看方式，并尽可能的将考古学的物质性，美术史的图像题材、风格、功能意义，历史学的礼制、宗教、道德以及时间四个层次的概念融入其中。随后对孝堂山石祠的双向观者进行讨论，并从细读题记的角度解读汉代之后的古人如何看待祠堂壁画问题。

　　最后郑老师表示，中国古代艺术从商周青铜时代向中古时期以佛教艺术为中心的时代转变，汉代的画像艺术恰巧处于两大时代之间。艺术要发生变化，这种转变值得探讨，但并不能简单的套用观者这样的概念去进入研究，正如前文所观察的，观者是需要培养的，人们对图像的接受和感知也是需要有一个过程去培养的。所以关于这种文化传统历史与图像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图像考据和风格分析的问题，还有极大的研究空间，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国文化内部发展出自己的问题和方法，从这个角度来讲任重而道远。

　　第六讲：延展的实验

　　系列讲座的最后一讲，郑老师向大家展示了近些年来个人的研究心得。郑老师表示，可能最后一讲与考古学在表面上没有直接关系，甚至用的很多研究材料，也不是考古材料，但是基本的方法与思维方式还是与考古学相关。这些研究也并非正统的美术史研究，主要是个人的实验性思考，目的是通过这样的个案研究对整体的美术史研究的理论问题做一些反思。

　　首先是对铁袈裟两种历史的复原。郑老师多年前的研究已考据铁袈裟实为佛教力士造像下半身的残件，但复原一段历史，可能也就打破了原有的历史，因此郑老师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文献记载与诗词的分析进一步倒推铁袈裟一名的来源，并上升至文化史层面，探析铁袈裟更名背后反映的社会文化情境。随后是对六舟《百岁图》题跋的细读。通过地层学的方法，将所有题跋分层，进行年代学谱系的构建，分层原则主要是纪年、避让关系、题记书写紧凑或放松等。通过对题跋的分层与文本分析，当时文人小圈子之间交流的历史情境便被梳理出来，同时作者本人的独特性格也跃然纸上。

　　郑老师表示，两个案例其实也是一种提醒，一方面我们的研究使用的概念方法不能固定，不能定型，分类和叙事不能只有一种模式，要不断的反问自己，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才能形成新的突破。另一方面对于如何理解研究对象，要重视作品的细读与文本的分析，当然不仅仅是考古学与美术史的方法，我们也可以使用历史学、文学史等相关学科的方法。

　　每场讲座最后，郑老师均与参会师生进行了热烈交流与讨论。最后唐仲明老师对系列讲座进行了简要总结与致谢。本次讲座采取线上与线下结合的形式，吸引了近300名山东大学考古文博专业师生参加。

　　（图文转自：“山大考古”公众号）

　　责编：荼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