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4月28日上午，在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四楼会议室，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贺云翱教授应邀作了题为《中国早期佛教遗存考古发现与研究》的精彩讲座，南京市考古研究院与南京市文旅局、南京市博物总馆等单位的同仁一起参加了本次学习。　　讲座一开始，贺老师结合自己数十年的专业经历，简单地介绍了诸如佛教文化、佛教遗存、佛教艺术等专业概念，针对我国佛教考古 ...

　　4月28日上午，在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四楼会议室，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贺云翱教授应邀作了题为《中国早期佛教遗存考古发现与研究》的精彩讲座，南京市考古研究院与南京市文旅局、南京市博物总馆等单位的同仁一起参加了本次学习。

　　讲座一开始，贺老师结合自己数十年的专业经历，简单地介绍了诸如佛教文化、佛教遗存、佛教艺术等专业概念，针对我国佛教考古的研究史，回顾了宿白等学界先驱的不懈努力。面对中国佛教考古研究的薄弱现状，贺老师认为，在总书记对石窟寺研究与保护的重要讲话基础上，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理应发挥地域优势、专业优势，走在佛教考古的前列。

　　接下来，贺老师深入浅出地论述了中国早期佛教遗存的几个相关问题。

　　01 从文献学的角度，梳理了“文献里的中国早期佛教记录”

　　1.关于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西汉末期说，《三国志·魏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曰：“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裴松之曰：“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图》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间、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二是东汉早期说，见于东汉牟融《理惑论》、《魏书·释老志》，《理惑论》载：“昔汉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人？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释老志》载：“（明）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景泰等使于天竺（或大月氏），写浮屠遗范。愔仍与（大月氏）沙门摄摩腾（一称迦叶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理惑论》又载：“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明帝存时，预修造寿陵，陵曰‘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图像。”在讲述这一问题时，贺老师注意到了一个关键之处：这些史料中，经常出现一个神秘的民族：大月氏，其在佛教传入中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值得探讨。

　　2.佛教传入中国，与古老的“丝绸之路”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从路线上分析，就有“陆上最早传入说”和“海上最早传入说”两种观点。

　　3.东汉时期佛教已经传入中国，是可信的，文献中对东汉及东汉以后佛教在中国流传的证据极为广泛，如对楚王刘英、汉桓帝、笮融、康僧会等人的事迹记载，对建康佛寺以及卫协、戴逵、顾恺之等艺术创作的记载。

佛造像

　　02 从考古实物发现的角度，梳理了“中国早期佛教遗存考古主要发现”

　　

　　1.关于从考古实物来研究佛教史，俞伟超、史树青、王仲殊、阮荣春等学者先后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贺老师重点回忆了史树青先生对孔望山佛教遗存的发现、阮荣春先生对早期佛教造像南传问题的研究，这两项也深深影响了贺老师自身的学术道路。对孔望山佛教遗存的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重视，史树青先生后来撰文称孔望山摩崖造像“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东汉末期的佛教石刻艺术”。阮荣春先生《“东汉佛教图像”质疑——与俞伟超先生商榷》一文，也引发了中、日诸多学者的讨论，影响深远。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多的发现被披露，如重庆丰都县一东汉“延光四年”墓中出土了一尊摇钱树铜佛像，这是我国目前年代最早的有明确纪年关系的佛教造像，解决了许多学术争议，意义极大。

　　2.大量的新材料，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疑问，比如，中国南方是否存在一个早于北方的以秣菟罗造像为内涵的“南传系统”？是否还存在一个比孔望山东汉造像更早的佛教艺术发展阶段？关于佛教遗存自中国南方影响日本的已有观点，是否应重新思考？

　　3.近年来，在研究六朝时期因佛教文化影响而出现的“莲花纹瓦当”，在调查东晋时期的佛像镜，在探索汉晋佛寺结构、东亚木构佛塔起源和流播、早期的塔形“擦擦”等方面也获得了不少的新材料。

莲花纹瓦当

　　03 针对上述文献材料的积累、考古实物的整理与分析，贺老师作了“汉晋佛教艺术区域性现象的讨论”的升华

　　通过对中国早期佛教艺术的区域性分析，将其分为五个区：

　　中原北方区，主要发现有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东汉时期造像资料，山东东汉画像石上出现的佛像、佛塔、六牙象等材料，河南洛阳三国（曹魏）—西晋时佛像镜等。中国目前发现的真正比较成熟的以释迦形象为主的佛教艺术实物是在东汉晚期，与历史文献相吻合；洛阳发现有公元三世纪的佛像镜和三角缘镜，与日本古坟时期带有佛教内容的三角缘镜有着一定的关系。因此该区的材料至为关键，关系到中国境内佛教文化何时、何地传入的问题，关系到佛教文化何时从古代印度到中国、何时从中国到达日本的大问题，也关系到后来“褒衣博带”式佛装何时何地产生之大问题等等。

　　长江上游区，主要发现以摇钱树佛像为主，另有四川彭山出土佛像陶器座，乐山麻浩崖墓前堂横额上所雕佛像、莲纹瓦当图案等，白毫相俑、饰莲花陶屋、佛塔的发现等。历史文献中缺少对该区早期佛教遗存情况的记载，这一带近年发现的较多的与佛教文化有关的文物也就因此无法得到文献的参校。当然，自三国蜀汉到东晋早期，该区佛教事业似乎确实没有获得连续的发展，大约到东晋中后期，蜀地的佛教文化才真正兴起，到了南朝时期，蜀地发展为中国南方的另一个佛教艺术中心。

　　长江中下游区，以古武昌、江夏、襄阳、建业及建康、会稽、吴等地为主，出土佛像数量较多，品类较丰富，包括佛像镜、饰佛像瓷器、单尊瓷质佛像、铜香薰上的佛像、带饰上的佛像、白毫相俑、莲花纹砖与瓦当等，时代以东吴和西晋为主，少部分晚至东晋。从文献记载来看，东吴都城建业是汉末三国时期的一个佛教中心，西晋时虽又以洛阳为中心，但建业之原先佛寺当继续存在，只是没有大的发展；长江中游的襄阳、荆州一带也是值得关注的佛教艺术流行地区，如著名的“道安佛系”便是以襄阳为中心。

　　东北区，发现有莲花纹瓦当等，其早期佛教艺术来源不太清楚，最近怀疑可能与三燕及后赵政权有关，源头可能来自邺城早期佛教。

　　西域区，发现有石窟壁画、雕塑，佛寺、佛塔建筑遗迹，随身携带的供养佛像，织绣佛像、木雕佛像，石雕佛塔，画像砖、写经等。西域地区佛教是中国内地佛教的重要来源之一，西域早期佛教中心有于阗、龟兹、高昌、楼兰以及敦煌等，早期到汉地的一些高僧多与西域有关。

江宁胡村南朝墓后壁塔型结构

　　最后，针对自己的学术思考，结合南京区域考古的特色，贺老师提出了9个“有待探讨的几个问题”，其中第8、9个问题分别为：日本古坟出土的带有佛教文化内涵的铜镜，其确切来源是哪里？六朝都城建康（建业）在早期佛教考古及佛教中国化研究中究竟占有什么地位？对于这些问题，贺老师期望南京地区未来有更多的考古发现，为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研究材料，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诸位同仁任重而道远。

　　（图文转自：“南京考古”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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