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商周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比较完善的文字体系，进入了文明的历史时期，创造了灿烂夺目的青铜文化，并进而完成了由青铜时代向早期铁器时代的转变。商周文化与政体也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长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2021年5月7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徐良高应邀作为江右考古系列学术讲座第三讲的主讲人，在江 ...

　　商周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比较完善的文字体系，进入了文明的历史时期，创造了灿烂夺目的青铜文化，并进而完成了由青铜时代向早期铁器时代的转变。商周文化与政体也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长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2021年5月7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徐良高应邀作为江右考古系列学术讲座第三讲的主讲人，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为大家带来一场名为《考古发现所见商周文化与政体之异同》的精彩讲座。

　　在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徐良高研究员开始了这场讲座。他首先介绍了中国学术界对于商周关系的传统认知和讨论。对于商周之间文化的变化和异同，或认为是“微殊”，如孔子、司马迁、金景芳、张光直、李学勤等，或认为是“迥异”，如王国维、郭沫若、傅斯年、李济、卫聚贤、徐中舒、许倬云等，这些学者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商周之间的异同。

　　历来关于商周政治体制的讨论，很多学者往往将商周放在一起，统而论之。迄今，在我们三代考古和历史研究中，这种做法还很常见。正如有学者所说：“反观商周之际的社会，虽亦在政治制度与文化形态诸方面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变化，却很难说商周两代在生产力性质及人们从事生产劳动的方式上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两代的社会结构（如家庭或者家族组织结构）也不能说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

　　另一方面，许多学者又强调商周政体的差异。王国维首先从文献记载论及商周之间政治制度与文化的差异，他在其史学名篇《殷周制度论》中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自五帝以来，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故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

　　傅斯年在其名著《夷夏东西说》中提及：“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随着这两篇史学名著的发表，商周文化和政体的异同更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那么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异？

　　第一，以青铜礼器、文字体系为代表的文化大传统的认同、传承与变化。

　　周人与周文化从作为灭商之前的西部地区的一支地域文化开始，即认同、接受了礼乐文化大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文化因素。周人礼乐制度既继承了商代的礼乐制度，又发展了商代的礼乐制度，所谓周公“制礼作乐”。

　　第二，从考古发现来看，商人和商文化的兴起与扩张模式明显不同于周人和周文化。

　　1、考古所见商文化的扩张特点

　　商人与商文化：由东而西，再由西而东，聚落与人口随政治中心迁移而迁移。周人与周文化：由西向东，步步为营，不断推进，不断与各地人口及其文化相融合。

　　张忠培说：“历年来的考古发现研究表明，早商时期二里冈至殷墟一期阶段，是商代政治、文化迅速发展的时期。随着成汤代夏革命的成功，商人的势力高度膨胀，一时与商中心区二里冈商文化面貌相当一致的考古学文化，在黄河、长江流域以及北方地区广泛分布开来，中原王朝的版图达到空前的扩张”。商文化的独霸地位，消灭与取代其它文化的现象非常明显，与周文化采取联盟兼容的发展模式明显不同。通过商文化的进退兴衰，可以看到商文化兴起与扩张模式的特点及其与周文化的差异。

　　2、考古所见周文化的兴起与扩张特色

　　周人在古公亶父迁岐之前，是一个处于戎狄之中的蕞尔小邦。周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联合不同的族群、方国，形成联盟力量的过程。从考古学资料也可以看出，周人政治势力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周文化随着自身力量的扩张而不断与其所接触的新人群、新文化融合，并导致其文化面貌不断变化的过程。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来看，不同地区的周人文化因素构成或曰人口来源大致为以下几种模式：（1），周人＋殷人；（2），周人＋殷人＋土著人；（3），周人＋土著人。这些模式显示出周人对其它文化，包括被征服地区的文化所采取的一种承认、宽容、吸纳和主动与之融合的态度和政策，与商文化存在明显差异。

　　概而论之，商文化的传播犹如肯德基快餐连锁店，全球一个标准，而周文化的传播犹如中国的川菜菜系，在不同地方都有所变化，以适应各地人们的传统口味偏好。这种扩张、传播模式的差异反映了商周文化的某种差异。

　　第三，商周都城聚落结构的差异。

　　从商周遗址所呈现的特征来看，在商时期遗存中，王所在的都城遗址，如二里岗、殷墟规模超级巨大，独一无二，王陵、宫殿基址豪华奢靡，最精美的文物基本都集中出土于这些大型都城性质遗址中，一般与王及王室、王族有密切的关系，显示出财富和权力的高度集中。商代其它次级的区域性政治中心和不同等级的贵族家族虽也存在，但远不如西周时期那么多，那么明显，呈现出一种长期延续性的存在，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象征物更不能与王权相比。

　　迄今为止，在西周的考古发现中，我们尚未发现与西周王室密切相关的高等级遗迹遗物，即使如周原齐村出土的明确为厉王之器的（害夫）簋，虽然器形巨大，显示了王器所应具有的气势与等级，但由于出土背景复杂，也尚难以得到关于周王的更多认识。西周考古大量发现的高等级遗迹遗物都是各世袭贵族家族的墓地、居址等。

　　从都城以及各类不同等级聚落特征的差异来看，商文化政治体制显示出明显的征服与控制特征，以王权为中心的集权色彩浓厚，似乎缺乏权力分享与制约，世袭大贵族家族势力不彰，社会中间阶层不突出，财富与权力高度集中于商王家族及其所在的都城——大邑商，神秘淫祀泛滥，大量以人为牺牲或殉葬显示出强烈的人身控制和缺乏人权观念，重神轻人。

　　西周聚落遗址特征则显示出西周的政治体制不同于商代，社会分层有序，分权明显，世袭的大贵族家族经济、政治力量雄厚，势力强大且广泛存在，王权似乎受到制约，财富和权力集中于王室的现象不明显，王权至高无上地位的特征不彰。

　　第四，西周存在明确的分封制，商王朝是否存在分封制尚待研究？

　　分封制度是周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导致东周时代的出现。从夏商周三代考古的总体发现成果来看，仍可以初步得出这样一种认识：西周时期，王权表现不突出，而享受世卿世禄的贵族家族和封国诸侯的政治、经济地位非常突出，势力强大，在当时的社会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显示出西周社会权力与财富共治、分享的特征。

　　分封制的明显与否反映出商周政权结构的差异。借助神权，以王族为统治核心的商王朝政治体制中，商王似乎更集权。与之相比，周王朝的分封制、世卿世禄制更显示出大贵族家族与周王具有分权共治色彩。

　　关于西周王朝的政治体制，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1、盟主、共主与城市、城邦林立的国家政体说，包括城市国家说、城邦国家说、方国联盟说、宗族城邦说等；2、共主诸侯等级制与中央邦统治万（庶）邦的格局说；3、实行分封制政治统治，没有中央对地方的行政关系说；4、君臣关系与中央统治天下四方的政治格局说；5、君主专制与中央对地方集权的政治格局说，或带有贵族共和色彩的贵族专制政体说；6、西周国家更接近于“权力代理的亲族邑制国家”说，等等。

　　除了少数学者提出的君主专制与中央对地方集权的政治格局说外，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西周王朝的政治体制具有共主制特点，实行以血缘家族为核心的宗法制、世卿世禄制等。周王实际是天下盟主、共主。田昌五认为，中国古代国家以家族和宗族为内涵，由一个或几个宗族构成，是一种宗族城邦，而不是像希腊、罗马那样的城邦。作为国家的象征，一曰宗庙，二曰社稷。由于国家和宗族组织合而为一，因而是一种宗族城市政治国家。其国体曰族邦，其政体是贵族式的，而国家的隆衰兴替，人君的废立，贵族的存亡，往往受制于国人的态度。

　　第五，宗教祭祀行为与方式的差异。

　　虽然商周两代都以祖先崇拜为主要信仰，频繁举行祭祀祖先等各种祭祀活动，奉行“国之大事，在祀在戎”，但商周之间又存在明显的差异。献祭牺牲从商代特别频繁地以大量人殉、人牲、动物的献祭到周代少见人殉、人牲，以规范化的祭祀来进行有限制的祭祀。与之相关的现象是，在商周时期墓葬中，商人及东夷文化传统（包括秦人墓葬）的墓葬中常常见到大量殉人，而在典型周人系统墓葬中则极少见到殉人。

　　总结以上五方面考古所见商周文化与政体之间的差异，与之在多方面有相呼应之处。商周之间在文化和政治制度方面既有传承与共性，更有变化与差异，不同发展道路与模式带来不同的历史结局。

　　讲座进行到了现场交流环节，现场氛围活跃，观众踊跃发言，积极参与讨论。徐良高对观众的提问一一进行了解答与探讨，他从文化之源和制度之源讨论了商周两代文化与政体之间的异同以及江西考古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最后，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为此次讲座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摄影：吴柯）

　　主讲人简介：徐良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夏商周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曾获聘日本东北学院大学客座教授。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主要从事商周考古和考古学理论研究，现主持西周都城——丰镐、周原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主持的考古发掘项目——苏州木渎东周古城发掘与研究曾获评2010年国家文物局“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考古六大新发现”等荣誉。迄今已出版学术著作3部，论文与考古报告100余篇。个人曾获“‘九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先进个人”荣誉，研究成果曾获第二届胡绳青年学术奖。

（图文转自：“江西考古”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