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丛德新 贾伟明:欧亚草原史前游牧考古研究述评——以史前生业模式为视角

摘要: 来源:《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农耕·畜牧·游牧·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多种生业模式并存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常态。包括中国北方地区特别是新疆天山以北地区在内的,广泛分布在欧亚草原的畜牧(游牧)社会,在与农业社会的互动中发展出了独特的经济模式,在东西方文化的早期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专栏以农牧交融与畜牧(游牧)起源研究为主 ...

来源:《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

·农耕·畜牧·游牧·

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多种生业模式并存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常态。包括中国北方地区特别是新疆天山以北地区在内的,广泛分布在欧亚草原的畜牧(游牧)社会,在与农业社会的互动中发展出了独特的经济模式,在东西方文化的早期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专栏以农牧交融与畜牧(游牧)起源研究为主题,评述国内外史前游牧考古理论与实践,探讨中国北方畜牧业起源的动因,对汉唐以来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天山北路城市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欧亚草原史前游牧考古研究述评

——以史前生业模式为视角[1]

  内容提要

  考古学界对游牧社会的关注可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20世纪后期,以苏联考古学家哈扎诺夫为代表的国外学者在史前游牧考古的理论与实践中,对游牧的概念、分类、起源、遗址判断标准和方法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文中以哈萨克斯坦的拜尕什遗址、塔什巴遗址、塔尔加尔河流域的游牧考古和巴尔干半岛的动物考古等为例,评述了国外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果。对国内史前畜牧、游牧考古研究的评述,集中于新疆东天山地区和阿敦乔鲁遗址以及西藏三个典型地点。利用一切手段积极开展对生业模式的研究和探索,是目前欧亚草原史前游牧考古研究发展的大趋势。

  史前畜牧业的判定多基于考古发现中的家养动物骨骼如牛、羊和马与种植谷物数量的大致比较得出的。与畜牧业的判定不同,以往研究中对于史前游牧生业的认定则经常是一种推测,或是根据史料记载来直接定性,如对斯基泰、匈奴等即如此,因而,对他们的考古遗存也冠以“游牧文化”和“游牧经济”的标签。在畜牧生业广泛分布的欧亚大草原、蒙古高原、中国北方,基于田野调查和发掘的史前考古学研究相对滞后,造成了学术界对畜牧业、游牧生业的定义并不十分清晰,为深入研究造成了一定阻碍。[2]本文的评述所涉及的史前游牧考古的案例,是那些以生业形态分析为基础的、以史前游牧经济为主要对象的考古学研究,其中包含三层涵义:首先这个研究是史前时期的,其次是以畜牧业的考古研究为主,再次这个研究是以游牧的畜牧生业为中心的。[3]

一 史前游牧考古的发端

  以生业形态分析为基础的史前游牧考古是近几十年才发展起来的,但是考古学对史前游牧社会的关注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以宾福德(Lewis Binford)、苏珊·肯特(Susan Kent)为代表的一批考古人类学家的研究为始点。他们为了解决考古遗存所反映的史前人类行为,对现存美洲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以及非洲、大洋洲和欧亚大陆的一些原住民的传统生活方式进行民族学、社会学的考察,并以此来阐释一些史前遗迹的形成过程和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他们的研究大多是将采集、狩猎部族的生活方式与史前考古发现的现象进行对比研究,从而加深对史前特别是对旧石器时代的人们采集、狩猎行为及社会构成的认识。[4]这些现代原住民包括许多现代的游牧部族,尽管对游牧部族研究还不能算作是游牧考古,但是之后在欧亚草原游牧考古中广泛应用的“民族考古学”(ethnoarchaeology),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被接受。这一概念也在张光直先生的倡导下,逐渐在西方考古学中自觉地形成一个新的考古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成为上世纪西方考古学基础理论“过程考古学”(processualism)中的一个主要方面。近些年来尽管反对的声音依然存在,[5]但经历了“后过程主义”的质疑和批判后,民族考古学的方法和理论在不断的辩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摒弃了比较研究中的简单化类比,向深层次的阐释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不断发展和完善,[6]为今天的史前游牧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尽管考古学界对游牧社会的关注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但以游牧生业为中心的考古研究则相对晚近。直到进入21世纪后的多年间,把史前游牧考古作为一个地区性考古学研究的课题也并不多见。这其中,除了研究区域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田野工作条件艰苦,甚至有些地区经常处在战乱的原因外,史前游牧社会的研究边缘化现状是其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被视为现代考古学探索的三个重大课题,成为占有大量研究资源的热门课题。其中“农业起源”也常常认为是“文明起源”的前提,甚至常常被认为是唯一的前提。这样观点几乎占据了学术界的主导地位,“农业起源”的研究成为地区性考古学研究的重中之重。相比较而言,“畜牧业和游牧起源”则没有像“农业起源”的研究那样被列在考古学的重大课题之中,甚至存在被排斥在“文明起源”的研究之外的状况。

此外,在畜牧业起源的研究上,某种程度上国内外学者受到“畜牧业晚于农业”“畜牧业是从农业部落分离出来的”观点的影响。[7]不可否认,这个观点在很多地区的考古研究中是得到证实了的。正像埃兰·克·奥特拉姆(Alan K.Outram)指出的,在世界各地农业起源中心地区,谷物种植农业在大多数情况下似乎都要早于动物的驯养,即农业早于畜牧业。[8]中国史前家猪畜牧业的出现也是以水稻、粟和黍的人工栽培为主的史前农业为前提而发生的。但是,如果在畜牧业起源的问题上只强调农业起源中心的产生过程,就很容易忽略了独立于农业经济之外的畜牧经济和游牧经济起源的特殊性。[9]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尝试以生业模式的视角对国内外欧亚草原史前游牧考古进行回顾和评析,为今后主动地开展史前游牧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提供参考。

二 国外欧亚草原史前游牧考古

  西方很多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涉及到游牧文化、游牧考古等内容。有关这些讨论,可以参考郑君雷的《西方学者关于游牧文化起源研究的简要评述》,[10]文中介绍了西方学者对游牧文化的研究,特别是游牧文化起源问题上的一些观点。在这类研究中,很多西方研究者在努力寻找“纯粹的游牧人”的社会(pure nomadic pastoralism)。现在看来,这种所谓的“纯粹的游牧人”几乎是不存在的,是缺乏对游牧民族的深入了解而造成的。

回顾20世纪后期欧亚草原的史前游牧考古学研究,可以发现,许多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些欧亚草原上的考古发现与历史记载的、分布于上述地区的古代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结构相比较,进而确定这些史前遗存的性质。通过这些比较研究,他们认为这些史前居民主要是以牧业(pastoralism)为主、兼营采集和狩猎。早期的研究者甚至认为颜那亚(Yamnaya)文化存在传统意义的“游牧经济”[11](nomadic pastoralism),即不是在一个特定区域内或固定的地点之间的“移动式放牧”(mobile pastoralism),而是一个非固定的远距离游牧形式。[12]部分研究者们进而将颜那亚文化归于这种传统意义的“游牧”民族的遗留。

这里,必须要提及哈扎诺夫(Anatoly M. Khazanov)及其著作《游牧人群与外在世界》。[13]作为长期从事欧亚草原史前田野考古的苏联考古学家,他较早接触和开展了对史前畜牧业、游牧部落遗存的研究,他一直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史前社会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民族考古学”运用于研究之中。《游牧人群与外在世界》是这一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哈扎诺夫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角度对世界范围现存的传统游牧民族进行比较研究,对游牧经济的具体运作,个体、家族和集体,社会关系,游牧社会的基本构成进行综合考察,还探究了这些游牧社会与当地现代国家管理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书中第二章讨论“游牧的起源”问题,颇有创新之处。[14]哈扎诺夫把游牧按所谓的从“纯粹的游牧”到“半定居的畜牧”划分成五大类。[15]这是对游牧经济的一种比较全面、细致的概括和总结,尽管存在一些主观的因素,对进一步的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现存的欧亚及非洲、美洲的游牧民族的深入观察后我们会发现,游牧活动是相当复杂的,很难将实际的游牧活动与这五大类别一一对应。个体牧民家庭在实际游牧活动时相当灵活,基本的游牧范围大都是固定在几个季节性牧场之间,或在这些季节性牧场中间的数个过渡性牧场之间移动。农业作为附属经济,只要条件允许几乎都存在于各个游牧社会之中,只不过其占有的比例随着各地所能拥有的耕地资源、气候条件多少不同而已。有时一家人会同时经营转场游牧和谷物种植等活动,即春天播种谷物、饲料草,然后妇女儿童留守、照顾谷物,男子则结伴转场去夏季牧场放牧。作为一种单一的经济形式,即所谓的纯粹的游牧经济有可能是存在的,特别是那些根本不具备像耕地、合适的气候等的农业种植所必要条件地区的人们,游牧兼营采集和狩猎会成为他们最佳的选择。[16]这些地区的家庭或团体相对于其他具有一定农业种植地区的牧民来说,可称为纯粹的游牧人群。但作为一个多业并存、地域广阔的游牧社会来说,很难认为是个纯粹的游牧经济,或称之为纯粹的游牧社会。也就是说,包括哈扎诺夫在内的很多人类学家所寻找的那种“纯粹的游牧社会”(pure pastoralism society),即不存在农业种植的、完全以畜牧、游牧经济支撑的牧业社会在现实当中几乎是不存在的。

关于游牧经济起源的原因,包括中国北方畜牧经济的发生与发展,很多西方学者将其与公元前2000~前1000年的全球大范围气候的干冷变化相联系,认为正是这样的干冷变化导致了农业经济的锐减和畜牧的发生与发展。这种观点被钟焓所质疑,认为是受到“气候启动论”的影响。[17]许多研究者认为环境变化导致了欧亚草原西部颜那亚文化的畜牧、游牧经济的产生,但事实是,同一地区内颜那亚文化也存在不间断的农业种植。[18]中国北方公元前2000~前1000年很多地区经历过经济转型,畜牧经济的比例不断增加,甚至超过农业经济,[19]也显示了与环境变化的密切关系。可以认为,这种农牧转换离开了气候和环境的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对于欧亚草原以及中国北方这样一个广大区域的牧业、游牧的起源以及农牧业的转化,统统以环境变化来解释未免显得过于笼统了。而且,在大规模接受牧业之前,各地区无论自然环境抑或史前农牧业经济的情况都是不同的。例如,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Gideon Shelach-Lavi)与吉林大学的同行们一起对辽河上游做了多年考古研究后发现,环境因素的确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远非决定的力量。[20]不论环境的作用如何,那些构成牧业特别是游牧业基本因素如羊、牛、马等,这些可以远距离移动的家畜以及当时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才是畜牧、游牧起源研究更应该重视的因素。[21]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游牧经济起源的原因是多样化的,各个地区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和途径。用单一的原因和方式去解释世界各地不同自然环境、不同历史背景下游牧经济的起源,未免过于简单化。实际上,无论是游牧文明起源,还是游牧文化的起源,都必须要从研究游牧经济起源入手,而对游牧经济起源的研究则是史前考古学研究的核心。所以,哈扎诺夫在《游牧人群与外在世界》这本书的第二章“游牧起源”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讨论欧亚草原的史前考古学。[22]他认为畜牧业在欧亚草原出现的年代并不是很晚,特别是欧亚草原的西部。伴随着羊、牛等家养动物的传入,小规模的畜牧业逐渐在公元前四五千纪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铜石并用至青铜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但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当时存在游牧经济。他还认为,像斯基泰和匈奴那样的以骑马作为放牧主要工具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游牧。书中他多处强调这个真正意义上的游牧,以区别一般的定居的畜牧业。

哈扎诺夫认为的斯基泰或匈奴那种常年远距离的、非固定地域的、“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是不存在的,很可能是对这些游牧民族的片面理解或误解。很多欧亚草原现代游牧民族的游牧实际上是转场放牧,是在固定的季节性牧场之间或短、或长距离上的移动,或在一个季节性草场内短期地、有计划地移动放牧。所以,目前更多的研究者使用“季节性游牧”(transhumance)这一概念来代替传统的“居无定所的游牧”(nomadic pastoralism)。

如何评价西方和俄罗斯学者在欧亚草原的游牧考古实践呢?我们从欧亚草原西部典型考古学文化经济模式的认识历程来评判。

颜那亚—洞室墓文化(Yanamnya-Catacomb)是欧亚草原西部最具代表性的、铜石并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颜那亚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域在欧亚草原西部,位于乌克兰东部、横跨黑海和里海以及俄罗斯南部和哈萨克斯坦西部,其主要的年代为公元前3300~前2600年,处于铜石并用和青铜时代偏早的阶段。该文化早期居民的经济模式被认为是以牧业为主,同时从事采集和渔猎。而与之同时或略晚些的、分布在欧亚草原东部的阿凡纳谢沃文化的人群,被认为是颜那亚文化向东传播而形成的,其生业形态也被认为是经营畜牧业为主。与哈扎诺夫相似,俄罗斯的学者科亚阔娃(Ludmila Koryakova)也认为颜那亚文化及其后来的继承者从事着畜牧经济。[23]原因之一是这些遗存都有相当数量的饲养动物,如发现的羊、牛和马的骨骼。阿凡纳谢沃文化主要分布包括了现今哈萨克斯坦东北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盆地等区域,近年来在新疆的西部也发现了这一文化的遗存。[24]然而,阿凡纳谢沃文化与颜那亚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在于饲养动物的构成。颜那亚—洞室墓文化的很多遗存中的动物种类除了牛、马和羊之外,还有家猪,而阿凡纳谢沃的遗存中则不见猪的踪影。这种无猪畜牧的现象,在以后的欧亚草原东部的奥库涅沃、安德罗诺沃以及卡拉苏克等文化的考古遗存中是一脉相承的。[25]

欧亚草原的青铜时代是否存在谷物种植业呢?多数西方学者都在使用“agropastoralism”这个概念——“从事少量农业的畜牧经济”——来描述这些铜石并用和青铜时代文化的生业模式。在对安德罗诺沃文化(以下简称安文化)的研究中,库兹米娜(Kuzmina)用了很大的篇幅谈论安文化的农业经济。她从使用的工具(尤其是青铜镰刀和锄头)分析,认为当时是存在农业种植业的,这个推测在后来的植物考古学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安文化遗址出土大量的人工饲养动物骨骼,包括羊、牛、马等。早期的辛塔什塔遗址中还发现了双峰骆驼的骨骼,说明畜牧业也是其主要的经济形态之一。库兹米娜特别指出,安文化分布的地域十分广大,包含了诸如森林地带、草原地带和沙漠绿洲等不同的自然地理形态,不同地区安文化的畜牧和农牧结合的经济形态也会有所不同。库兹米娜认为生业形态在同一个考古文化联合体中会根据所在的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变化而有所不同,这个认识在目前的史前游牧考古研究中相当重要。

对于安文化是否出现游牧的问题,库兹米娜也做了深入的分析。在她看来,安文化的畜牧是一种定居的放牧方式,但也认为,由于畜群中马匹的存在,使得畜群(包括羊群)即使在冬季雪大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吃到雪下的牧草,因而存在游牧方式是可能的。她推测安文化的最后期已经具备了游牧的一切准备,处在从定居牧业向游牧的转型期。当然,这些推测在当时还没有相应的考古学证据。[26]

事实上,对于欧亚草原的青铜时代无论是农业种植还是畜牧经济的推测,都缺乏系统的、清晰的考古学论证。所以,像上述的研究中简单地把欧亚草原的青铜时代形容成一种从事少量农业、固定居住的“牧业社会”,并认为这种“牧业社会”经过千年的发展诞生了后来著名的塞人、匈奴这样的游牧王国,这样的认识未免过于简单化和理想化。从以往的研究看,早期的欧亚草原考古学研究,在很长一个时间段里停留在以发现饲养动物骨骼为主要依据,并由此而推定牧业经济存在与否,而没有更多地追寻牧业缘起和游牧起源的原因以及确切的田野考古学证据。

这种状况,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逐渐有所改进,在苏联史前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西方考古学界开始渐次展开对欧亚草原史前牧业的考古研究。华盛顿大学的弗拉崔悌博士(Michael Frachetti)进入哈萨克斯坦东边的西天山东北部从事田野考古工作。他参考当地牧民的游牧生活方式,结合考古发现的遗存形态,对欧亚草原的史前游牧社会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之后,他的团队长时间在这一地区从事游牧考古学的研究。另一个进入欧亚草原进行考古学研究的是美国斯特布莱尔学院(Sweet Briar College)克劳迪娅·张(Claudia Chang),她早年在希腊南部的一个叫Peloponnese岛上作游牧民族学调查,1981年后也一直从事游牧民族的民族考古学教学和研究。1996~2018年间,她以早期铁器时代的游牧考古为研究课题,并将研究重点放在哈萨克斯坦南部西天山北坡的塔尔加尔(Talgar)地区。

欧美学者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也影响到了俄罗斯考古学界,俄罗斯国家博物馆的娜塔莉亚·施什丽娜(Natalia Shishlina)利用科技考古的手段寻找季节性移动游牧在考古的具体证据,是目前为数不多的以考古学的证据来具体判定史前季节性游牧的考古学研究范例之一。[27]在利用民族考古学方法进行史前游牧考古的研究中,澳大利亚的考古学家罗杰·克里布(Roger Cribb)博士也是十分杰出的,他于1982年获得英国南开普敦大学博士学位,研究成果于1991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名为《游牧考古学》。[28]尽管他的著作中没有多少涉猎欧亚草原的史前牧业考古,但他以独到的民族考古学的田野视角和方法,对土耳其晚近的游牧部落社会形态的实地考察,进而展开对史前游牧民族的多角度研究,应该是当下史前游牧考古领域的先驱。罗杰·克里布博士于2007年时(年仅59岁)离世,但是他的《游牧考古学》是留给考古学界的珍贵遗产,也是史前游牧考古学研究的必修课。

这里例举几个史前游牧考古研究的实例。

1.拜尕什(Begash)遗址的发现[29]

拜尕什遗址位于哈萨克斯坦东南部七河流域,地处卡拉塔尔河(Karatal)上游的科克苏(Kuksu)河岸上。遗址分布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天山山脉阿拉套山北坡,附近是以半干旱的草原植被为主,海拔950米,距离居住址500米的东北部是墓葬区。对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是弗拉崔悌自博士学习期间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游牧考古项目之一。他和团队对于这一地区进行了系统的、较为全面的综合研究,对周边的多处史前遗址进行调查和试掘。拜尕什遗址就先后经过了2002、2005、2006年三个夏天的发掘,重点是一个多层堆积的居住址的发掘清理。遗址年代跨度较大,自公元前三千纪中叶至公元17世纪。

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青铜时代的遗存,除了陶器之外,还包括了饲养动物羊、马和牛的骨骼,炭化的小麦和黍、粟的种子等多类遗物。[30]由于这是一个多层堆积的遗址,早期青铜时代的聚落建筑与晚期的遗迹相互叠压,年代跨越了4000多年;发掘者认为,在同一地点发现的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后的遗迹,可能是塞人或乌孙人的聚落建筑;遗迹被公元17世纪(以后)近代哈萨克游牧民族的建筑所叠压,而且聚落建筑形式比较接近。他们分析了遗址内涵,并结合对该地区牧业地貌(pastoral landscape)的判定,最终以游牧遗存对这个遗址进行了定性。这一结论,在弗拉崔悌团队的一系列植物考古和综合研究文章中多次被强调。特别是经过了他们对当地草场的电脑数据和游牧转场的电脑模拟之后,拜尕什遗址属于游牧遗存的结论被广为扩散,也贴上了游牧经济的显著印记,他们认为,它还是这一地区青铜时代游牧(形态)冬季居址的代表。[31]

总体而言,弗拉崔悌和同事对拜尕什以及其他几处遗址的研究,为如何开展游牧考古打开了新的综合研究范式。受各种条件和因素的限制,拜尕什遗址中居住址的发掘面积只有155平方米,不同时期的建筑形制并没有被完整地揭露出来,这就大大限制了对遗址整体性的研究。目前对拜尕什遗址的研究中,并没有见到能够说明是季节性游牧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证据。对遗址的游牧性质的确定多是基于合理的推测。甚至,斯摩丝博士(Tekla M.Schmaus)在后来对该遗址的动物牙齿的研究中,也并没有发现任何季节性使用的迹象,包括后面要提及的塔什巴(Tashba)和吐祖赛(Tuzusai)遗址,她都认为是四季定居的。[32]但弗拉崔悌团队以这样小的发掘面积和有限的发掘资料,能够对遗址做出一个较为合理的推测也实属难能可贵。

2.塔什巴遗址

塔什巴遗址在拜尕什以东大约100多公里的位置,遗址仍然属于科克苏河上游,海拔约1500米,比拜尕什的海拔高出600多米。遗址所处草原与拜尕什相似,属于当地牧民的夏牧场。面南背北,北依一座小山丘,南面十余公里外是河谷平原,宽广的河谷对面是高耸入云的天山(阿拉套)山脉。

遗址最初由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考古研究所在2001年进行小型的试掘,[33]2011年,美国华盛顿大学多曼妮博士(Paula N.Doumani)进行了新的发掘。尽管发掘面积只有50多平方米,但在一个小型的石棺墓内的填土之中发现了这一地区最早的小麦(cal.2596-2515BC)和黍、粟遗存。[34]这个遗址与拜尕什遗址同样被视为青铜时代季节性游牧的临时居址,其理由与认定拜尕什遗址相同,即大量的饲养动物骨骼、海拔较高的草原地貌等。他们认为塔什巴是当时的夏季居址。但在动物牙齿的研究中,却没能给出季节性使用的相关证据。[35]

此外,对土库曼斯坦穆尔哈勃(Murghab)地区奥加克里(Ojakly)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也与上述两个遗址非常相似。[36]发掘者在遗址中发现了草拌泥的建筑残片,但除了一个陶窑之外,并没有发现确切的居住址。根据出土的饲养动物骨骼种类、遗址地层堆积较薄等情况,发掘者认为是属于青铜时代游牧的遗存,但并没有发现确切的季节性游牧的更多证据。

3.塔尔加尔(Talgar)河流域的游牧考古研究

上世纪90年代之际,克劳迪娅·张在哈萨克斯坦东南的塔尔加尔河流域进行民族考古学的研究工作,历时20多年。虽然关注的重点是公元前1千纪后的遗存,但她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早期青铜时代的游牧考古颇有启发。

1992年开始的塔尔加尔项目就是以寻找分布于欧亚草原南部边缘的、形成于公元前一千纪左右的早期骑马民族的游牧社会联盟为目的。塔尔加尔河是伊犁河下游的一条支流,位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东面的天山北坡,河流自南向北汇入伊犁河。考古研究人员在该地区做了大量的野外调查,吐祖赛遗址是其中之一。该遗址位于阿拉木图市东面25公里处的塔尔加尔河冲积扇上,遗址的北面是海拔5000米的天山塔尔加尔峰。遗址周边自天山脚下的2000~1700米开始呈现缓慢的斜坡,形成海拔1100米左右的广大冲积扇,在其西北延伸的过程中海拔逐渐降低至650米左右。[37]

吐祖赛遗址的面积非常大,地面调查了50000~120000平方米。这一地区的野外工作长达20多年,但发掘面积仅有500余平方米。遗址的年代根据测年确定为公元前400~前200年,使用时期200年之久。研究者根据连续的层位和其他一些迹象,认为可能是一处四季连续居住的遗址。

克劳迪娅·张在这个项目的开展过程中,重视多学科的考古人类学研究。为了深入解读这个遗址,克劳迪娅·张充分利用她之前在希腊北部的民族学调查的经验,展开了对塔尔加尔当地哈萨克牧民的民族学调查。通过调查,她不仅发现这里的牧民转场的方式与希腊北部牧民十分相似,而且这一地区有较好的农耕土地和与此相适应的农业生产,她开始对历史上记载的活动于这一地区的塞人、乌孙等所谓的“纯粹”依靠畜牧业的游牧民族的传统说法提出了挑战。斯摩丝博士(Tekla M.Schmaus)对该遗址出土一百多只羊的牙齿做了分析,认为这是一处四季都使用的遗址。这是为数不多的从驯化羊死亡(屠宰)年龄的角度进行系统分析以说明遗址使用方式的尝试。[38]

克劳迪娅·张和她的团队的考古研究对后来的研究者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思考,即在寻找和认识游牧考古遗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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