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科副科长曹栋洋，从考古对于了解史前文明的重要性着手，介绍了近年来长沙地区“文明探源”新进展。他介绍，汉代之前的长沙历史在文献中只是“只言片语”，建构长沙的上古史须依靠田野考古工作，以解读地下遗存中蕴藏的“无字天书”。这一主题报告主要介绍了近年来沩水流域和浏阳河流域的专项考古工作新进展。

曹栋洋分享长沙地区“文明探源”新进展

2012年起，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启动了沩水流域的调查工作，罗家冲遗址的发掘是其中的重头戏。在2014年和2017年的两次主动性考古发掘中，一是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与祭祀有关的黄土台等遗迹，确认遗址的主体年代为石家河文化和商周时期，为探讨当地社会复杂化程度提供了重要依据。二是从发掘出土的器物标本和浮选出的植物遗存分析，自商周时期开始，当地已存在比较完善的手工业系统和混作农业。罗家冲遗址处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转变的关键节点，跨越了多个时间段，对于我们完善长沙地区先秦时期的文化谱系具有重要价值。

曹栋洋分享沩水流域考古工作进展

2018年起，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启动了浏阳河流域文明探源考古调查，调查人员通过地名索引法在浏阳市古港镇古城社区发现了一处保存较好的战国古城，这是目前确认的浏阳地区最早的行政中心所在。浏阳古城的发现，将浏阳地方史的起点从文献中的三国时期，向前推进了约500年。更重要的是，它呈现出了楚文化向南扩张的过程以及浏阳地区、湖南地区融入华夏文明的进程。

曹栋洋分享浏阳河流域考古工作进展

考古科科长雷永利，就近年来长沙地区楚文化考古新发现做了主题报告。他介绍，长沙作为著名的楚汉名城，在战国时期已是楚国的县级行政区域。早年间，考古工作者通过同时期古井、墓葬的发现，证实了楚国在战国时期已经进入长沙，并基本确定了当时长沙城址的四至范围。近年来，长沙地区楚文化考古遗存多有发现，如彭家塘东周遗址、望城谭家坟山战国墓群、洋湖垸战国墓葬和伍家岭战国墓群等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发现之一。

雷永利分享近年来长沙地区楚文化的考古新发现

这批遗址和墓群也证明了楚文化南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首先，楚国向南扩张，必然伴随着与本地越人的军事冲突，这批墓群中多发现随葬有铜剑、戈、矛等兵器就佐证了这一军事征服过程。随后，楚人占领长沙后，经营长沙300余年，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经验。谭家坟山出土的蚁鼻钱反映了这一时期长沙地区经济的发展和货币交流情况。另外，在楚人统治期间，长沙人口得到大量增长，城北伍家岭区域发现的大量战国时期中小型墓葬也证实了这一点，也说明此时的长沙已是楚国南方重镇之一。

雷永利分享近年来长沙地区楚文化的考古新发现

汉代长沙王陵考古现场负责人郑广，就其近年来的新发现进行了主题报告。郑广从汉代长沙国的存续历史引入汉代长沙王陵的发掘。自1974年发掘陡壁山汉墓始，汉代长沙王陵墓群的发现已颇具规模，已成为我国西汉至东汉初期诸侯王陵墓保存数量最多、面积较大、保存相对完整的汉代诸侯王陵园之一。近年来，通过调查和勘察，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在东山、桃花岭、庙坡山等区域，先后发现了汉代王陵的夯土区、陵寝建筑、陵园墙、陪葬墓以及大量珍贵文物。

郑广分享近年来汉代长沙王陵的考古新发现

汉代诸侯王陵多沿袭“京师同制”，以陵园为茔域，夯筑垣墙作为边界，内部布局以皇帝陵或诸侯王陵为中心，皇后陵或王妃陵及子孙陵作为墓葬陪侍，长沙王陵也不例外。不过，近年考古发现，汉代长沙王陵没有因循帝陵中的“方正规矩”，而是结合地形因素，因地制宜地改为梯形构造，体现了古代湖湘人民的创造力。

郑广分享近年来汉代长沙王陵的考古新发现

副研究馆员赵今，以幽默诙谐的方式介绍了近年来关于五代—两宋时期长沙城市考古新发现。他从晚唐时期着手，梳理了唐宋时期长沙城市的发展演变历史。唐朝“安史之乱”后，国家动荡、战乱频繁，大量北方移民南下入湘，为长沙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驱动力。五代十国时期，经过马楚政权的苦心经营，长沙城的规模达到了历史上的极值。及至两宋，全国政治及经济重心南移，长沙城的发展也逐步趋于稳定。近年来，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市区的考古发掘工作清理出了诸多五代-宋时期的重要遗迹，如城防设施、大型建筑基址、街坊遗址及墓群等，为这一时期长沙古城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实物依据。

赵今分享五代—两宋时期长沙城市发展的考古发现

一是营盘路五代护城河的发现，补齐了关于五代时期长沙城北部边界的考古学证据；二是晚唐五代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说明长沙古城在马楚政权的主导下向北扩展至开福寺一带；三是两宋时期街坊的发现，反映出五代-宋以来由经济繁荣带来的人口大量增殖，从而引发城市规模的扩张。值得一提的是，中晚唐以来，封闭的里坊制逐渐瓦解，城内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居住需求，人们自发迁至城外居住，城市发展转而由民众自发进行扩张。

赵今分享五代—两宋时期长沙城市发展的考古发现

资料保管科副科长罗小华博士，将长沙分为四个时段介绍，分别是楚国的长沙县、秦国的长沙（苍梧郡？）、西汉长沙国以及东汉长沙郡，结合文献资料介绍了战国秦汉出土文献中的长沙。

罗小华分享战国秦汉出土文献中的“长沙”

关于“长沙”的记载，最早出现在《逸周书·王会解》中：“成周之会……长沙鳖。” 清代学者何秋涛认为，早在西周早期“长沙”国就已经存在。根据1986年出土于湖北包山二号楚墓的竹简记载，“长沙”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是楚国的一个县。竹简上的“长沙公”就是楚国长沙县的县公。“长沙”还出现在战国时期的秦国漆器上。该漆器20世纪30年代出土于长沙，目前收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这可能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秦文字的“长沙”。

罗小华分享战国秦汉出土文献中的“长沙”

2009年，“12·29”文物被盗案告破。一批重要文物被追缴。其中有两件珍贵文物携带着西汉官印制度的重要信息，分别是“长沙王印”和“长沙王玺”。据此可见，西汉时期的诸侯王有玺有印。结合传世文献记载，不难推测，西汉诸侯王的玺和印，均由朝廷颁发。从两枚印章的大小来看，王玺的法律效力高于王印。此外，长沙市区五一广场周边出土了大量东汉简牍，性质上属于长沙郡和临湘县的往来公私文书。

罗小华分享长沙王玺和长沙王印

考古分享会引发了现场观众的热烈反响，每场分享结束后，听众们积极向分享人提问，问题范围涵盖公众考古开放活动、考古工作细节、长沙地区其他考古发现以及新时期文物工作的社会责任等，均得到主讲人或现场嘉宾的详细解答。

现场观众向主讲人提问

主持人何佳表示，作为长沙的考古工作者，有责任用所学到的知识和双手探寻长沙地下的“无字天书”，要将文明探源、文化建构、解读历史、古为今用作为己任，持续不断地为公众分享新的考古发现。

最后，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何旭红向现场观众简要介绍了长沙市考古工作的未来规划与愿景，并对现场观众对长沙考古事业的关心和支持致以由衷的感谢！同时表示，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将总结本次活动经验，更优质地举办好公众考古活动，向社会公众传播好长沙历史文明，讲好长沙考古故事！

考古成果分享会主讲及专家合影

以上文章来自公众号长沙考古（微信号csww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