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9-19 22:46|
发布者: Ansan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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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追寻三星堆：探访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三联书店2021-9）。鸟瞰商朝时期青铜版图——专访考古学家李伯谦薛芃 上了年纪之后，李伯谦老先生从北京搬回老家郑州住。我们的见面，约在郑州图书馆，这儿离他刚搬的新家很近，图书馆也特意给老先生准备了一间工作室，供他晚年继续做研究。李伯谦出生于1937年，今年84岁。前不久刚生一场病，如今身体恢 ...
*本文选自《追寻三星堆：探访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三联书店2021-9）。上了年纪之后，李伯谦老先生从北京搬回老家郑州住。我们的见面，约在郑州图书馆，这儿离他刚搬的新家很近，图书馆也特意给老先生准备了一间工作室，供他晚年继续做研究。李伯谦出生于1937年，今年84岁。前不久刚生一场病，如今身体恢复了不少，硬朗多了，不过还是不能长时间说话。我们的采访断断续续，聊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他对于曾经参与的考古发掘记忆深刻，还记得在盘龙城发掘时遭遇了村里的血吸虫病，也清楚地记得每一次重要学术研讨会上自己论文的完整标题。1961年夏天，李伯谦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恩师苏秉琦将他留校任教，自此他开始了几十年的田野考古生涯。他参与过河南偃师二里头、安阳殷墟、北京昌平雪山和房山琉璃河、江西吴城、湖北盘龙城、荆州荆南寺、山西曲沃曲村等地的考古发掘，这些地方都是商周青铜文明重要遗址。在这些丰富的考古经验上，李伯谦逐渐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他提出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直到现在，依然是考古界重要的研究方法。什么是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简单来说，就是面对一处遗址，该如何判断它的性质？影响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地域文化长期渗透式的影响，润物无声，这些因素都要分而治之，分别考量。在此之前，地层学和类型学是考古界给遗址定性的主要方法，但李伯谦发现，很多地区的情况复杂，应该把文化的成因进行解构式地分析，而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并不是李伯谦的首创，他只是将其理论化，更系统地总结了出来。20世纪七八十年代，李伯谦在各地进行了多次田野考古。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80年代后期，研究成果陆续发表。他将中原青铜文明和南方、北方各地的青铜文明放在一起比较，鸟瞰整个夏商周时期的中国版图，建立起一个更宏观的青铜谱系，这是他对中国考古的另一个重要贡献。三联生活周刊：20世纪70年代，您先后带队去江西吴城和湖北盘龙城进行考古发掘，这两次发掘对我们认知长江流域青铜文明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您还在这个时期提出了考古学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直到现在考古学界仍然注重这个方法。可否先请您谈谈这两次发掘与该考古分析方法之间的关联？李伯谦：1973年去江西吴城发掘，是个很偶然的机会。有一天，我们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教授给我打电话，那时候他的单位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不是社科院，同时也在北大兼职。他说有时间你来一趟，我说什么事，他说江西吴城那边正在修一个湖，面临抢救性发掘，你的同学从江西背回来一麻袋陶片，我看了看觉得很重要，你过来看一看。苏先生跑过很多地方，他的判断是很敏锐的。他很快就派我带个队，组织一批北大的学生去那边实习，做考古发掘工作。我1961年从北大毕业之后，基本上都在北方和中原地区参与发掘，没去过南方。那是第一次到南方去，啥都不认识，很多陶片的样式也没见过，跟北方的面貌差异不小。当时挖出来很多几何形印纹陶，还有一些是带釉的，这在北方很少碰到。我们根据发掘现场的地层，初步给吴城分了三期，就是按时代早晚的三个阶段。因为我们在北方考古工作做多了，通常的经验是，只要地层关系搞清楚，根据器型的变化来分期不太会出错。但到了南方，该怎么定性——就是挖出来的这些东西在考古学上该是什么叫法，如何定它们的文化性质，这就是问题，因为此前没有太多先例参考。我们把有几何形印纹的陶片和没有的分开来看，清理出来大量陶片，很零散很碎，看不出什么。但复原出一些完整器形时，它们的特点就暴露出来了。我们发现，没有几何形印纹的这批陶片和郑州发现的商文化陶器很像，不仅纹饰相像，器形也相像。比如鬲，那种三条腿的陶器，以前在南方很少有发现，现在一粘对，发现跟郑州的基本一样。此外，像豆、盆和酒器觚、爵、斝，从器形到纹饰都很“北方”，但有印纹的陶器又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区分来看，分成不同的组别来讨论，它们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就是影响它们的文化因素不同。三联生活周刊：根据这些分析，您最早提出了“吴城文化”这个概念，您当时是如何判断“吴城文化”的？李伯谦：吴城出的陶器和青铜器，与郑州商城相似的占少部分。从陶器来说，大部分是与中原不同的几何形印纹陶；青铜器也是如此，相似的比相异的少。所以首先，我们不能直接判断它是商文化。当时不少考古学者，根据出土器物与郑州商城的关联认为这就是典型的商文化，但其实是欠妥的。我们提出，应该称作“受商文化强烈影响的长江中下游青铜文化”，我们判定它的时期是商，但不意味着可以称之为商文化，这种争议和讨论在70年代的考古界是很重要的。当时吴城有大量青铜器出来，这就很不得了，因为此前在江浙地区的考古发掘，出现的基本都是陶器，青铜器很少，尤其是商代早期阶段的更少。三联生活周刊：吴城发掘之后的第二年，您又带队发掘盘龙城，之前的吴城经验是否会对盘龙城性质的判断有帮助？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是如何一步步完善的？
李伯谦：盘龙城所在的武汉一直是南方重镇，因为有吴城在先，所以脑子里是有这个弦在的，就是要考虑它复杂的文化因素。但盘龙城要比吴城清晰很多，我们还是说说几何形印纹陶，就盘龙城来讲，占比10%都不到，出土器物的面貌跟郑州商城的面貌很近，所以我们几乎可以直接称盘龙城为商文化。但有意思的是，因为盘龙城在长江边，离分布大量几何形印纹陶器的遗存都很近，相互之间是会有影响的，这一点很重要，这就使得盘龙城和中原商文化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区别的。我们现在认为，盘龙城是商文化向南推进过程中建立的一个重要据点。郑州商城出的青铜器很多，但加起来还没有盘龙城多。盘龙城的几个高等级贵族墓葬很重要，相比之下，郑州商城没有出现墓葬，如果出现墓葬，很有可能会是王墓，那就不得了了。但郑州有三处重要的窖藏坑，其中大圆鼎、大方鼎都是王爷级别才能享用的，如果这些都是墓葬出土，那意义就不同了，我们也可以更好地把盘龙城和郑州商城放在一起比较。这些差异也是不同文化因素作用的结果。后来，1978年在庐山开了一个有关南方印纹陶器的研讨会，会上我提交了两篇文章，一篇讨论吴城文化，另一篇讨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从1973年发掘到1978年，这几年，我一直在琢磨如何将文化因素的分析方法用在考古上。任何一个遗址挖出来的东西，不管是遗存也好，遗物也好，这些考古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应该区分对待，分成不同的“堆”来分析。我们当时做学术研究，受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影响很大，所以这也是时代的产物。三联生活周刊：长江流域几个重要的青铜文明遗址，比如盘龙城、吴城、宁乡炭河里，再到东边安徽台家寺等，我们现在把它们看成一个南方青铜文明的整体，那么在商代它们之间有怎样的关联，与中原商王朝存在怎样的亲疏关系？李伯谦：从商初到商亡，时间跨度很长，有五百多年。这么长的时间跨度，整个文明版图的发展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这里面，盘龙城是最早的，相当于郑州商城时期，它是商代早期中原文化向南方进一步扩展的据点，向西影响到荆州荆南寺遗址，向南影响到岳阳费家河，向东南影响到黄石铜绿山，并一直到江西，所以盘龙城相当于一个中转站。盘龙城属于商文化，而吴城是受商文化影响的当地土著青铜文化，可能商文化并没有直接影响到吴城，而是通过盘龙城这个中转站来传递影响的。宁乡也是，但宁乡更晚，与盘龙城的时间完全是错开的，它所处的殷墟时期，商王朝的疆域和控制力也在逐渐收缩，所以我们认为，商王朝对南方的影响是逐渐减弱的，因此越到晚期、越往南方，其文化面貌就与中原差异越大。三联生活周刊：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很多重大考古发现，在苏秉琦先生“条块说”的影响下，考古界对非中原地区的古代文明越来越重视，对古代长江流域文明的认知也逐渐走出考古圈，走进大众视野。在您看来，是怎样的时代背景和学术环境造就了考古学的这段“黄金年代”？李伯谦：这是一个大开发、大建设的年代，为了配合建设，有很多抢救性发掘，所以这个时候比以前的发现多得多，积累的材料也多。另一方面，考古学者开始从这些遗存中寻找一些理论和方法，基于大量的发掘和材料，才能产生理论架构。以苏秉琦先生为首的考古学家，提出了一些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也会反作用到考古实践中。苏先生的理论方法最早要追溯到1965年。那一年，他在《考古学报》上发表了长文《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提出来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这个理论。实际上，我提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也是受到苏先生影响。我上大学的时候，苏先生讲秦汉考古，虽然他不是专门做秦汉考古的，但他教秦汉时期的课。我记得他讲山西、陕西的汉代画像石，其中陕北画像石中出现不少粟，只有山陕北部种这个东西，他强调这就是很明显的地域特征。现在我们觉得这是很普遍的思考方式，但在那个时候，这是很少有人考虑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苏先生没有把中国看成铁板一块，而是把中国现有的这个大范围，看成是由不同文化体系组成的。他的划分方法主要应用在新石器时代，这个时期的史料、文献相对匮乏，考古就显得尤为重要。他把中国分为六区：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系和类型的细分。三联生活周刊：在此之前，考古学上的区域性意识相对比较薄弱吗？李伯谦：其实一直都有这个意识，比如梁思永先生给我们讲黑陶文化，讲到山东的龙山文化，他看到黑陶和灰陶有相似之处，但又不一样，便把龙山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出土相比较，认为龙山文化可能是商文化的先驱。这些比较和判断都是有地区因素考虑的。他也会把不同的区块分开看待，但这都是一种直觉上的考古学推测。而苏秉琦先生把这些直觉性的判断上升到了理论层面，形成体系，他的贡献在这里。三星堆博物馆内，人们根据想象复原出的祭坛场景（蔡小川摄）三联生活周刊：1995年，您开始担任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学界这些年在考古学上对长江流域商周文明的认知推进，是否对夏商周断代有一定作用？李伯谦：尽管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的是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年代学，涉及不同地区的夏商周，但总的来说，长江流域的考古发现对此影响不算大。中原地区的考古和文献发现仍是夏商周断代的主要依据。夏商周断代，首要的问题是夏存不存在。虽然现在仍有争议，我个人还是认为夏是存在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相继发现，被视为早商的都邑，这其实为夏商分界找到了一个界标。现在我们去寻找夏的痕迹，一个是二里头遗址，另一个是河南登封的王城岗遗址，但这些未必是夏的早期，早期的夏文化应该去嵩山南北的龙山文化晚期里去找，这样夏商周就与新石器时代对接上了。李伯谦：商的问题和夏不一样。夏的问题是有没有，商的问题首先是商朝的都城是如何迁移的，疆域是如何变化的。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都是早期商城，那么哪个是核心？现在学界倾向于郑州商城是核心，不仅因为它的范围更大，而且因为发现的遗迹、遗存更多。很可惜的是，郑州商城在郑州老城区里，城市的发展建设太快，很多遗迹没有保存下来。按照文献记载，商朝的都城迁过好几次，现在我们基本可以肯定，郑州商城是亳都，商汤到仲丁之间的十位商王在此定都。文献又说“仲丁迁隞”，那么隞在哪里？现在我们认为小双桥遗址就是隞都，小双桥在郑州市区西北20公里处，其实从大范围来说，它离郑州商城很近，年代是在亳都之后的。仲丁之后，商王朝遭遇“九世之乱”，都城迁来迁去，比如说“祖乙迁邢”，有学者认为“邢”是现在的邢台；再比如2000年左右发现的洹北商城，是商中期都城所在。商代的都城迁移很复杂，就给商代考古和历史研究带来了不少难题。另外一个难题，在于商文化分布的面积究竟有多大，不同时期商王朝统治和影响的疆域有多大。我们现在把商朝分为早中晚三期，建朝初期以现在的河南为中心，版图从早期到中期一直在扩张，辐射到长江流域，但到了晚期，疆域收缩，甚至比早期的范围更小。再一个难点就是商朝的礼制，虽然在甲骨文中有很多记载，但考古学上能不能提供更多的依据，商的礼制对周的礼制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关系到整个商周的社会制度。这些问题虽然我们现在都有大致的认知，但很多细节，考古与文献的对应问题都还需要再做研究。三联生活周刊：周的青铜器上有很多铭文，这些文字提供了大量可靠的信息，但商的青铜器上铭文很少，我们是不是只能依靠类型学来推断其中蕴含的礼制或其他信息？李伯谦：研究商周的礼制，各有不同的优势。各种器物的类型学当然是很重要的依据，商代的甲骨文内容更多是占卜方面的，而且甲骨文不是各地都有，目前都在北方的河南、山东，以安阳为重中之重，郑州也有一点，但不成系统，而南方是没有甲骨文出土的。所以我们现在对商朝的研究，比如商朝疆域变化、商朝时期长江流域青铜文明这类课题，还是得以考古为主，根据考古发现来构建它的时空关系，研究礼制、墓葬，而墓葬发现得多，具体材料就多，这个时空关系的建立也就能更清晰，所以考古学一直都处在一个不断探索前进的过程中。商周的制度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系统，周人最重要的是土地分封制，分封一块土地给人治理，一家一户实行井田制，而商人没有。再比如官吏的任免，周人采用官僚选拔制，选贤与能，商人在这方面也没有周人先进。这些制度本身都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步产生的，也是能在考古发掘中不断相互印证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全球古文明体系里看，为什么中国可以成就一个独特的青铜时代，形成长达数千年的青铜文明？李伯谦：从全球古代史来看，各个文明基本上都会经历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这样几个文明阶段，这是普遍性，每个地区发生的形式会不太相同，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特殊的。但是，中国的这一套办法和文明的面貌有其独特性。古代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特征，就是社会形态比较稳定，战争虽然很多，但打来打去都是这些人。中国自古强调血缘关系，因为强调血缘关系，就会容易形成一脉相承的传统，每个时代的各个地域，每个地域的各个时代之间都会有强烈的连接，因此我们看青铜文明，中原与长江流域虽然有很多器形、纹饰、内涵的差异，但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关系密切的。全球其他文明可能在这方面与中国有所不同。
ISBN: 9787108068583 定价: 88.00元亚洲考古新媒体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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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历史之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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