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和哈拉帕文化彩陶纹饰十分相似

哈拉帕文化是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古代文明。

联合考古队队员、来自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施兰英等人撰文称：“哈拉帕文化与我国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西藏自治区的卡若文化之间有着互动关系。”

联合考古队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多个石质砍砸器。

施兰英说：“这处哈拉帕遗址出土的圆盘砍砸器与贵德罗汉堂村出土的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圆盘砍砸器，形制和用途都有相似之处。”

联合考古队发现的众多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用于装饰的费昂斯珠子。

“费昂斯”意译为釉砂,这是一种原料与外观都类似于玻璃的材料,有学者认为费昂斯就是原始的玻璃制品。

“费昂斯可能就来自哈拉帕文化。”施兰英说：“其实在青海马家窑文化出土的文物中，早就发现过疑似费昂斯的制品。”

是文明发展的巧合，还是文化交流的必然？如若是后者，古老的先民又是怎样跨越了千山万水，将文明的星火，演绎成了烈烈炽焰？

“这次考古发现意义重大，出土的文物不仅印证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历史的久远，同时也为我们描画出了4000年前，繁衍生息在河湟谷地的古老先民的生活情态与文明样貌。”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侯光良先生这样说。

彩陶在世界各地的史前文明遗址中普遍存在，这是古老的先民们最重要的文化创造。

我国已知最早的陶器出土于江西仙人洞遗址，距今大约两万年前，甘青两省是我国重要的彩陶出产地，甘肃省天水市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彩陶器皿，距今已逾8000年，是中国西部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彩陶文物。诞生于甘青两省的马家窑文化，普遍使用彩陶。

“彩陶在甘青两省广为流行，主要是因为这一地区大量的红黏土为远古的人类塑土以型，抟土为器提供了材料保障。”侯光良先生说。

虽然古人制作陶器的初衷是实用，但是，随着文明的发展，远古先民在彩陶的制作上，开始投入大量的心力，他们在彩陶器的表面绘之以图案，从而赋予了彩陶丰富的文化内涵。

“彩陶纹饰更多的是人们思想情感的反映，是一种艺术创作。”侯光良先生说。

这样的创作，使得彩陶成为了今天的人们研究古人类生活状况和审美诉求的重要依据。

联合考古队在印度河谷的这处哈拉帕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大量彩陶，这些彩陶上的红陶黑彩纹饰风格与中国仰韶文化中的彩陶纹饰极具相似性。

“仰韶文化的彩陶上，有一种被称作西阴纹或四叶花瓣纹的纹饰，这种纹饰可以将其分作两部分看,白的部分可以视为四叶花瓣,黑的部分则像十字交叉,它因最早发现于山西省夏县西阴村,故被称为‘西阴纹’，这次考古，我们在这处哈拉帕遗址中也发现了带有类似这种纹饰的彩陶制品，这种纹饰在西方则称为‘马耳他十字’。”

此外，仰韶文化和哈拉帕文化的陶器上的三角形纹饰也极具相似性。

仰韶文化是上世纪初瑞典学者安特生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的距今7000年至5000年前的史前文化类型，这种文化类型持续了两千年左右，是黄河中游地区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文化类型。

侯光良先生介绍，仰韶文化影响极深，波及很广，史学界公认，比仰韶文化年代较晚的，流行于今天甘青两省的距今5000年前的马家窑文化，就是仰韶文化的延续和传承。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所长鄂崇荣博士说，诞生在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晚期为庙底沟类型时期，青海东部的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及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等地成为古代仰韶人活动范围的最西端。

仰韶文化经过马家窑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后，发展为齐家文化，随着青海大多数地区气候环境逐步恶化，以锄耕农业为主的生产生活转型为以畜牧经济为主、兼营农业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出现了卡约文化、辛店文化。

青铜时代晚期，辛店文化向西发展，在西宁地区的北川河流域与卡约文化汇流融合，并向西扩展，对柴达木盆地的诺木洪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后进入新疆东部的哈密盆地。

“联合考古队在印度河谷哈拉帕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彩陶纹饰，留下了哈拉帕文化与马家窑文化曾有过交流的线索和痕迹。”侯光良先生说。

左：青海贵德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砍砸器；右：哈拉帕文化遗址出土的砍砸器。

其实，青海出土的马家窑文化以及年代稍晚的其他文化类型中的彩陶纹饰，和中亚、西亚地区出土的彩陶纹饰，相似的地方还有很多。

锯齿纹诞生在中亚地区，在柳湾半山类型彩陶中，被广泛使用。

“在青海发现的马家窑遗址中，考古工作者曾在彩陶罐上发现过嵌套的菱形纹，这种纹饰在今天中亚地区的史前彩陶上也曾经出现过。”侯光良先生说。

舞蹈彩陶纹盆上世纪出土于我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长宁镇上孙家寨村的一处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它是我国发现的与舞蹈有关的国宝级文物。上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我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的宗日遗址中，也发掘出了一只舞蹈彩陶纹盆。宗日文化与马家窑文化有着明显传承关系。两只彩陶纹盆中的牵手舞蹈纹饰，在流行于中亚地区的史前彩陶上并不鲜见，这也证明了，史前时代，马家窑文化与中亚、西亚地区的确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有专家甚至认为，出土在大通的舞蹈彩陶纹盆，很可能受到了中亚、西亚地区史前文化的影响。

“马家窑文化和卡若时期流行的小口高领罐、壶类和平底盆、钵类的陶器，以及类型相近的单孔、双孔石刀等也曾被生活在克什米尔地区的远古人类借鉴和运用，说明这些地方虽然远隔万里，但是文化上存在联系和交流。”侯光良先生说。

“文化的交流一定是双向的、互动的，古老的人类很早就意识到，人类文明只有在互相借鉴和学习中，才能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他们交流的不仅仅是产品，还有技术和对世界的认知。”侯光良先生说。

羊是被中亚史前人类首先驯养的家畜，上世纪，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核桃庄乡的一处距今4000年前的古人类墓葬时，意外发现在古人的尸骸旁，还埋葬着一副完整的羊骨架，这只羊显然是被殉葬的。

“这说明，羊与当时生活在民和地区的古人类的关系密切。”侯光良先生说。

4000年前，对羊的驯养技术，已由西亚、中亚一带，传入了河湟谷地。

青铜诞生在两河流域，曾被中亚和西亚地区的古人类广为使用，据考证，中亚地区距今6000年前，就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可是直到距今四千年前左右，中国才进入青铜时代。

“我省海南州贵南县尕马台遗址出土了目前中国年代最久远的青铜镜，这面青铜镜的制作技术，显然与西亚、中亚地区的青铜器制作技术的传入有关。”侯光良说。

零星的铜器，也出现在同一时期中国西部的诸多古人类遗址中。

“考古人员在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的林家遗址中发现过一把青铜刀，可是他们并没有在与之相近的同年代的其他遗址中发现过类似的青铜制品，也就是说，这把青铜刀属于找不到出处的‘孤品’，所以有专家认为，这把青铜刀很可能是由中亚地区直接传入的舶来品。”侯光良先生说：“出土于我省西宁市沈那遗址中的青铜阔叶倒钩长矛，是一件具有鲜明的欧亚草原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风格的青铜礼器，对于这柄青铜矛的来源和出处，专家也有‘直接进口’的猜想。”

沈那遗址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小桥大街毛胜寺西台地上，是一处距今大约三千五百年前的古羌人聚落村，是远古人类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一种文化遗存，除了青铜阔叶倒钩长矛外，在这处遗址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多件骨质的控制马行动的器具。

“马是生活在哈萨克斯坦地区的史前人类在5000年前驯化的，马具在沈那遗址出现，证明早在4000年前，驯马的技术就已经传入了河湟谷地，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使用驯化马的证据，而沈那人可谓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马背上的骑手。”侯光良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