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1年11月17日下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陶瓷考古与艺术研究所所长秦大树教授应邀莅临我院，在南汉二陵博物馆多功能报告厅做了题为《井里汶沉船的发现与相关问题讨论》学术讲座。此次讲座是“考古广州·名家讲坛”2021年第9讲，由我院与魏峻工作室共同举办。秦大树教授讲座现场讲座参会现场　　讲座由全洪研究员主持。景德镇陶 ...

　　2021年11月17日下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陶瓷考古与艺术研究所所长秦大树教授应邀莅临我院，在南汉二陵博物馆多功能报告厅做了题为《井里汶沉船的发现与相关问题讨论》学术讲座。此次讲座是“考古广州·名家讲坛”2021年第9讲，由我院与魏峻工作室共同举办。

秦大树教授讲座现场

讲座参会现场

　　讲座由全洪研究员主持。景德镇陶瓷大学、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部分师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属文博单位同行，社会热心人士及我院业务人员聆听了此次讲座。

　　讲座中，秦大树教授从井里汶沉船的考古发现讲起，并通过对出水文物的考察，探讨越窑瓷器的生产高峰时期、越窑在早期海上贸易中地位的变化、9-10世纪中国瓷器外销的发展、宋代初期海上贸易体制以及早期海上贸易模式等问题。

　　现将讲座纪要如下

　　壹 井里汶沉船简介

　　沉船遗址的发掘是在爪哇北岸井里汶外海一百海里54米深的水下进行的，从2003年开始，至2005年10月结束。发掘工作由印尼的有关机构与西方的水下考古机构合作进行。出水遗物的总数达到49万余件。根据打捞公司的报告，在出水的器物中，中国瓷器占了75％。其中除了少量白瓷器以外，绝大部分是越窑青瓷器，数量应在30万件以上。

井里汶沉船遗址发掘现场（图源于Horst Hubertus Liebner）

井里汶沉船出水的中国瓷器（图片来源于秦大树教授PPT，下同，特别说明除外）

井里汶沉船出水的越窑碗

井里汶沉船出水的越窑粉盒

　　出水遗物除瓷器外，还有大量铅钱铜币，数目不详的银锭，成批铜镜，铁锭、铁锚，漆器，大批小口深腹陶罐，还有来自马来半岛的大量锡锭、锡条形货币、锡矛形器，来自泰国的细陶军持，来自中东叙利亚或波斯的数百件玻璃香水瓶 （有的内含凝固的残渣），来自阿富汗或缅甸的一吨青金石原料，来自斯里兰卡的数百枚红蓝宝石，来自苏门答腊的爪哇风格金器皿、金首饰、金柄佩刀、佛教密宗和印度教铜法器、法螺、铜像，种类庞杂的青铜器具和饰件，成批的爪哇式铜镜，大批树脂香料，以及来历不能确定的数百枚各色珍珠、首饰铸模、水晶原料、玻璃原料、几十枚阿拉伯风格水晶印章、“唯真主最伟大”阿拉伯铭文伊斯兰护符铸模、少量鸦片、磨石、砖瓦建材、用作护符的犀牛牙等等。几乎包括了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地区贸易圈内的各式遗物，亦有内陆地区阿富汗或缅甸来的货物。

　　船货包括了生活用的日用器皿，生产加工用的玻璃、宝石、金属铅、锡等大量生产原料，还有一些可能是船员或搭船乘客的随身用品、宗教用具等以及树脂香料、犀角等自然属性的货物。船货来源覆盖面积之大，货物种类之丰富，在所有的沉船当中是十分少见的。

佛教密宗铜法器

爪哇风格金柄佩刀

沉船出水的青金石

沉船出水的香料

　　由于其中一只越窑刻花莲瓣碗上的“戊辰”划刻纪年（968年），加之与其它考古材料的对比，我们大体可以将这批出水瓷器的年代定在10世纪后期。

沉船出水的“戊辰”划刻纪年碗

沉船出水的“乾亨重宝”铅钱

　　贰 相关问题讨论

　　（一）从10世纪越窑的外销规模看越窑当时的生产状况和规模

　　我们可以看到9-10世纪越窑已经可以生产出釉色纯净的青绿色瓷器，而且质量变得日益稳定，装饰技法中的划花、刻花和细线划花的发展脉络也比较清楚。然而，对这一时期越窑的生产规模，我们却只能从文献资料上去认识。《宋史》卷四八〇《世家三·吴越钱氏世家》中记载了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俶一次就向北宋王朝贡“越器五万事”，加上“金扣越器百五十事”。

　　类似的进奉瓷器的记载还有多条。如《宋史》卷四八〇《世家三·吴越钱氏世家》记：钱俶助北宋灭南唐后的开宝九年（976年），因受到特别的封赏，曾专门派子钱惟治到东京开封进献“扣金甆器万事”。同年，太宗继位，又贡“金银扣器五百事”，与其他贡品一道计算“价直钜万”。《吴越备史补遗》记：“王自国初供奉之数无复文案，今不得而书。唯太祖太宗两朝入贡记之颇备，谓之贡奉録，今取其大者， ……金银饰陶器一十四万事。”

　　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吴越国为了与中原的五个王朝和后来的北宋王朝保持良好的关系，常常以数量巨大的越窑瓷器作为贡品进奉到中原王朝。

　　第二，在进奉的瓷器中，有一类加金银扣的精品瓷器，是所有贡品中的精品，常与金银器皿、丝绸和各类舶来之物，如香料、犀角、玳瑁等等做为吴越国最重要的特产直接贡给北宋王室，这类器物又被称为“金银饰陶器”，这种非常珍贵的带有金银装饰的瓷器，在北宋太祖、太宗两朝，吴越国就进贡了14万件。

　　如果按前述《宋史》所记的进贡比例，在北宋初期太祖、太宗两朝吴越国所进奉的越窑瓷器的数量即可逾200万件，这些进奉的瓷器又是从越窑生产的全部瓷器中精选而出，可见当时越窑瓷器的产量会是多么大。

　　由此，我们似可得出结论，越窑的生产顶峰时期应该在10世纪中后期。

　　然而，除了窑址上可见大量的窑业废弃物，在考古发现的墓葬、窖藏、塔基和城市及居住遗迹中，我们很难看到足以反映文献记载的越窑生产规模的资料。井里汶沉船中出水的大量越窑瓷器成为诠释10世纪后半叶越窑生产规模的最有力证据。

　　仅仅是前往爪哇的一条商船上，就出水了多达30余万件越窑瓷器，而且其中包括了碗、盘、托盏、杯、瓶、罐、盒、炉等多种器型，包括以前主要在北方窑口发现的鸡冠壶和仿金银器造型的器物等。划、刻、印、镂、贴、塑等今天所知的10世纪越窑所拥有的所有装饰技法，装饰纹样更是丰富多彩，许多纹样超过了我们今天对北宋初期越窑纹样的认识。

井里汶沉船出水的八大仙人执壶

井里汶沉船出水的鸡冠壶

井里汶沉船出水的盘口瓶

　　（二）从黑石号、印坦沉船和井里汶沉船看越窑在外销陶瓷体系地位的变化

　　20世纪以来，在环印度洋地区的许多古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晚唐、五代到北宋初期的中国外销瓷器，有学者们将这一时期发现于从东南亚、西亚、中东直至东非的中国陶瓷总结为“四组合”，即长沙窑瓷器、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和广东地区的青瓷。

　　尽管我们现在对所谓“四组合”的问题仍在不断地加深认识，但是，由于缺少纪年材料，我们还很难判断在9-10世纪中国瓷器外销当中各窑口之间所占比例的变化，而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某一瓷器产地生产状况的发展和变化，也反映了主要外销港口地位的兴衰问题，这是比仅仅了解某个遗址出土了哪几类瓷器重要得多的议题。

　　黑石号中通过水下考古发掘的登记在案的瓷器六万七千余件，这些瓷器中绝大部分是长沙窑瓷器，越窑瓷器的数量约为200余件，在整个船货中所占的比例仅为0.2％。这实际上反映出当时在东南沿海地区最重要的港口是扬州港。

黑石号沉船出水的长沙窑瓷器

黑石号沉船出水的长沙窑瓷器

黑石号沉船出水的青花瓷器

黑石号沉船出水的陶罐

　　印坦沉船是位于雅加达以北150公里印坦油田附近的一条沉船，1997年发现，这条船的时代根据出水的带纪年的银锭上的刻款和其它资料，发掘报告认为应是918至960年，并有可能晚到960年之后数年。杜希德、思鉴通过对沉船出水银锭产地的研究和对陶瓷的观察，认为其时代应为930到970年之间，即南汉王朝覆灭之前。该沉船也出水了大批中国瓷器，正式发掘登记的瓷器数量是7309件，但其中广东产的一种青黄釉小罐（包括一种四平耳小罐）就有4855件，占了66.4％。剩余的器物中以越窑青瓷为主，所占的比例约在20％至30％之间，还包括了少量青白瓷、白瓷、东南亚产的细陶器和中东产陶器。从印坦沉船出水的大量银锭和铅币看，主要货物是从南汉控制的广州港装船的。印坦沉船还出水了一些安徽繁昌窑的产品及少量北方系的白瓷器，这些瓷器应该是通过长江水道经扬州出口的。这说明，在10世纪中叶，扬州港尽管已经衰落，但仍然在使用当中。当时最活跃的港口应该是分别被吴越国和南汉王朝掌控的明州港（今宁波）和广州港。

印坦沉船出水的四耳罐

印坦沉船出水的银锭、铜镜、蓝釉瓶

　　井里汶沉船的时代恰好排定在10世纪后半叶，在印坦沉船之后不久。在出水的49万多件器物中，中国瓷器占了75％。其中除了少量白瓷器以外，绝大部分是越窑青瓷器，数量应在30万件以上。

　　在发掘时发现这条船装船的方式与黑石号不同，是在船舱内先在龙骨间放置短木枋，所有的越窑碗盘类器物都一排排整齐地架放在木枋间，是明显的初始装船状态。

井里汶沉船装载方式（图源于Horst Hubertus Liebner）

　　这种情况表达了两种可能：

　　第一，这条船最初的装货港口就是明州港。

　　第二，在南中国海到阿拉伯海贸易圈中最重要的中转港口——室利佛逝巨港（Palembang）的库房当中，应该有一个大规模存放越窑瓷器的库房，因此可以以数十万件的规模装运越窑瓷器。

　　由上述几条重要的9-10世纪的沉船资料可以看到，9世纪前半叶越窑瓷器的外销还十分有限，最重要的外销瓷器是长沙窑瓷器和广东产青瓷。最迟到10世纪中叶，长沙窑就已经完全退出了外销瓷器的行列，而以广东产的青瓷和越窑瓷器为主。到了10世纪后半叶，越窑瓷器一跃而成为陶瓷外销最主要的产品，成为当时中国向海外输出量最大的一种瓷器。

　　（三）从井里汶出水的越窑瓷器与国内一些皇家遗迹中出土的越窑瓷器的比较研究，讨论当时越窑生产性质和所反映的问题。

井里汶沉船出水器物与元德李皇后陵出土器物对比

　　井里汶沉船出水的越窑瓷器与北宋皇陵区元德李皇后陵出土龙纹大盘、罍子等造型、纹饰和质量相同，应该能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10世纪后半叶越窑生产的最精美的产品，既被选来用于贡御；也被用来作为外销产品，可以看到，当时经常是选择质量最好的、最高档的瓷器用于外销的。

　　第二，越窑在北宋初明确的是贡御的窑场，而且是一种设窑务并派官监烧的管理体制。但是，御用的瓷器与外销的瓷器造型、纹样相同，亦有两种可能：

　　（1）当时御用的瓷器并无特别的要求和样式，只是选取优质的器物而已，因此，同样的器物在贡御以外，也可用作商品外销。

　　（2）当时设置的瓷窑务很可能与大规模生产外销瓷器有关，是政府实行专卖制度的一种管理机构。这一点与印坦沉船出水的刻有“盐务银”、“盐税银”铭文的银锭有某些相似之处。或许，越州的瓷窑务既大量生产官方的外贸瓷器，也承接为宫廷烧制瓷器。

　　据（宋）周密《志雅堂杂钞》卷五《诸玩》：“大宋兴国七年岁次壬午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务赵仁济再修补。”由此可见，越窑当时设官监烧，但可能并无专门的窑场，也没有所谓的“样”，而可能是一种选择精品的方式。

　　（四）井里汶沉船出水的白瓷器

　　沉船出水的白瓷数量并不很多，但可以看到与黑石号出水的白瓷在组成上有了很大变化。

　　黑石号出水的白瓷器有数百件，包括了白瓷、白釉绿彩瓷和青花瓷，从产地看，应以河南巩义窑的产品为大宗，另外有少量质量较高的邢窑白瓷。井里汶沉船出水的白瓷与印坦沉船出水的瓷器都已基本不见高质量的邢窑白瓷和巩义窑瓷器。

　　对于印坦沉船的白瓷，弗莱克根据其较高的质量和烧成温度，认为是河北邢窑或定窑的产品。然而，杜希德、思鉴已经比较准确地认定其中数量较多的斗笠形碗应该是安徽繁昌窑的器物，而接近40件大个的盘口瓶是定窑的产品。井里汶沉船出水的白瓷的情况与印坦沉船相似，其中数量较多的小件白瓷器，如白釉的瓜棱小罐和较多的唇口碗应该是安徽繁昌窑的产品，少量质量很高的白瓷器，如唇口直壁浅腹盏，具有比较典型的定窑特征，是五代末到北宋早期的定窑产品。

印坦沉船出水的繁昌窑白瓷器

井里汶沉船出水的白瓷小罐

　　井里汶沉船中也出水了几件白釉盘口长颈瓶。这种瓶以往在外销瓷器中并不罕见，开罗美国大学考古队在发掘埃及福斯塔特遗址时也发现过类似的瓶，表明这是一种在南洋（指加里曼丹岛以西的环印度洋地区）有着特殊用途的器物，因此在海外屡屡发现。以往有学者将这种瓶认定为辽代的产品。然而，尽管在辽墓中发现有类似的器物，但目前在辽代的窑址中并未见到过类似的器形，目前发现有这种造型器物的窑址有登封曲河窑、新密西关窑等。由此可见，这种盘口瓶的产地应该是河南中西部地区的窑场。进而我们可以判定，井里汶沉船中出水的白瓷器当中应该还有一些河南中西部地区窑场新密西关窑的产品。

　　（五）关于早期海上贸易的模式——以中间港为中心的转口贸易

　　井里汶沉船丰富的船货表明其不是从一个港口来的。若逐一装船，这条船至少要停靠十个以上的港口，才能装齐这些器物。因此，这条爪哇建造的沉船的装货地点可能是在苏门答腊的巨港。从这条沉船的资料我们了解到，在巨港，汇集着从东非、中东、西亚、中南半岛等各地运来的货物，品类的丰富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同时，在巨港，当时仓库的规模应当是相当大的，至少要有仓库能够容下30多万件越窑瓷器。

　　讲座中，秦大树教授还分享了Horst Hubertus Liebner关于井里汶沉船的研究成果。Horst Hubertus Liebner研究认为，沉船所在海域没有明显的危险，诸如暗礁、沙盘或其他的自然障碍，其沉没必然是因为船体或帆具的缺陷，或恶劣的天气。从其所在的位置看，其船员是知道他们的目的地的，因为人们如果没有非凡的航海技巧，是不会驶入大洋深处的。另外，他还从船体结构、航线、港口、船货、风向、考古发掘过程等多个角度阐释了井里汶沉船沉没的原因及其蕴含的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并认为应将全部出水遗物集中在一个学术机构进行科学的研究，如果船货分散了，就将又一次失去一个诠释世界历史和遗产的机会。

　　讲座最后，秦大树教授耐心地回答了热心观众的提问，针对沉船出水的广东产陶瓷器类、数量及海上贸易中间港、“南海Ⅰ号”沉船玻璃器与井里汶沉船玻璃母形态对比、沉船船货与窑址关系及船货装载方式与沉没原因关系、越窑衰落的原因等学术问题和大家进行了热烈交流。（整理：宋中雷　供图、编辑：郭怡乐）

（图文转自：“广州考古 南汉二陵博物馆”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