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以来，中国收藏界和文博市场出现了大批由越南商贩销售而来的唐代低温铅绿釉印花器物和白釉瓷器，引起学界关注及对相关问题的讨论。这些器物据传出水于越南南部的一条沉船，但并非正式发掘的器物。许多沉船在正式发掘以前都曾经历过盗捞的阶段，如“黑石号”沉船、“玉龙号”沉船等，希望这条沉船也可在不久的将来得到正式的发掘。这两件器物是在越南盗捞出后被销售到中国的标本。经越南社会科学院皇城考古研究所杜长江（DO Truong Giang）博士核实，该沉船位于今胡志明市东南约百里的巴地市近海（图1），因此权且称之为“巴地市沉船”。

图1 巴地市沉船所在位置

从目前所知资料可见，这条沉船出水的器物比较有特点，白釉器物在船货中占大多数，主要有北方产白釉瓷器，包括碗、托盏（图2）、印花的多曲长杯（图3）和少量的盘口穿带瓶等（图4）；还有一些白釉绿彩器物（图5）。引人瞩目的是绿釉印花方盘、菱形盘（图6）、四瓣花口圆盘（图7）和多曲长杯（图8）等单色低温铅釉器物，也有少量两彩器物（图9）。这些低温铅釉器物都带有非常明显的仿金银器的造型和纹饰风格。还可见很少量的越窑细线划花器物，如多曲长杯等（图10）。据说还有少量的长沙窑瓷器。

迄今为止，越南的学术机构还未对这条沉船进行正式考古发掘，所有的盗捞、运输和销售均为民间行为。由于中国收藏界对这批船货的关注，数量可观的器物源源不断地运销到中国，收藏在私人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尽管有关这艘沉船的整体情况尚不清楚，但丰富的实物已足资对一些相关问题展开讨论，这是本文题名“初议”的原因。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最近入藏了两件巴地市沉船出水的瓷器，一件为唐绿釉印花菱形花叶纹委角方盘（图11），一件为唐白釉玉璧底碗（图12），这是迄今仅有的公藏的巴地市沉船船货。本文介绍这两件器物，并就相关问题做初步研究讨论。

1. 绿釉方盘。口边长13.2厘米，底边长9厘米，高1.7厘米。盘方形，四角内曲（委角），曲口下接通向盘底的压出的凸棱；圆唇，敞口，斜直壁，底部曲折，平底微鼓的浅圜底。浅灰白胎，胎质较细，疏松。低温绿釉，通体施釉，底部有三枚细小的圆形支钉痕迹，为裹足支烧。印花，腹壁与底部的交界处印出双线四瓣壸门，勾勒出底部的形状，内底为菱形花叶纹，中部为四出的瘦长型壸门，构成变形菱形框，内有八瓣朵花；菱形的四角各出一朵三瓣两叶的折枝花，构成带有宝装意味的“菱形花叶纹”，四壁内侧的图案两两对称，一组为龟背纹，一组是近似盛开莲花的朵花纹。这件方盘为李昊先生捐赠。

2. 白釉碗。口径14.7厘米，足径6.8厘米，高4.1厘米。小唇口，敞口，浅腹，腹壁斜直稍曲，矮圈足，较窄的玉璧底；浅灰白胎，胎质较细，疏松。白釉泛灰黄，略失光，裹足刮釉，素面。这件白釉碗为赵敬先生捐赠。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可见，这条沉船的船货比较单一，应该都是北方地区的产品，绝大部分很有可能来自一个窑口或窑区。至于这两件器物的年代和窑口，目前与绿釉方盘类似的产品在河北邢窑西关窑址有发现，窑址上调查采集到了一些低温釉器物，造型和纹饰都与巴地市沉船出水器物高度相似（图13），但邢窑发现的标本胎质似乎更为细腻、坚实，并呈浅灰色。

图13 河北内丘西关窑址采集的低温铅釉器物

和白釉绿彩器残片

同样生产这类器物的还有河北井陉窑，2005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在河北井陉矿区凤山镇白彪村清理了两座唐墓，均为圆形仿木结构砖室墓，其中M1出土的绿釉印花多曲长杯（图14）和委角方盘，与沉船出水器物造型相同，只是纹样有所不同；M2出土的白釉多曲长杯和委角方盘（图15），与沉船出水器物的造型相同。发掘者根据井陉窑区晚唐时期的生产面貌，认为白彪村唐墓出土的器物就是当地井陉窑的产品。而在井陉发掘的唐家垴唐墓中出土的一件印花鱼纹多曲长杯（图16），则与巴地市沉船出水的同类器物不论造型和纹样都非常相似；唐家垴窑址是井陉窑的核心生产区，井陉窑址由十余个窑址组成，其中唐家垴窑址是一处核心窑址，墓葬的位置距窑址很近，出土的器物大概率是唐家垴窑址的产品。也有学者认为这类器物是山西晋城泽州窑的产品。然而，迄今在晋城未发现与这批沉船出水器物相似的标本。

北京大学收藏了这两件器物以后，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部门对这两件器物进行了成分分析，以确定其产地，以下为鉴定报告中的一些数据（表1）。李家治先生曾指出，中国古代同一窑场生产的瓷器的胎体成分数据呈现总体分散、区域集中的特点。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古代制瓷原料一般都是就地取材，一旦发现某些原料适合制瓷，就能相当稳定地生产一段时间。从大范围讲，各地所产原料不同，直接导致了各窑系产品成分特征的差异。如表1所示，这两件样品的氧化铝（Al2O3）含量极高，特别是白瓷碗胎体的氧化铝含量接近58%，这在目前已发表的古陶瓷数据中是绝无仅有的。

表1 高温白瓷与低温绿釉样品胎体的成分数据（wt%）

一般认为，中国北方古代瓷器具有“高铝低硅”的特征，其中邢窑白瓷氧化铝含量在24%~35%之间，巩义窑氧化铝含量在26%~37%之间，定窑氧化铝含量在27%~32%之间，已经符合现代高岭-石英-长石质瓷，但均未有超过40%的报道。此外，安徽地区繁昌窑样品氧化铝含量均低于24%，且氧化钙（CaO）含量极低，可以完全排除。尽管我们尚未对所谓“宣州窑”的标本进行过测试，但根据安徽地区矿藏的总体情况，也可完全排除其产品的可能。

考虑到高岭石氧化铝的理论含量为39.5%，这两件瓷器胎体均已超出高岭石的理论组成，因此必然使用了莫来石质高铝耐火黏土，如铝矾土、一水硬铝土、三水铝石、刚玉等。这种原料在中国是不多见的，主要分布于山西、内蒙古地区，用作各式锅炉的衬壁材料。囿于该地区古陶瓷数据的缺乏，目前还无法给出准确的产地。需要指出的是，这样高的氧化铝含量需要极高的烧成温度（＞1500℃），是非常不利于大规模瓷器生产的，即使在现代也不会使用这种原料制作日用陶瓷。就古代窑炉水平而言，其成品必然严重生烧，吸水率很高而机械强度很低，抗热震性能亦很差，所以产品烧造成本很高但整体质量不高，因此我们推测这类产品的烧造时空范围应该比较有限。

在对这两件器物的釉的分析方面，使用便携式XRF对釉层进行无损分析，选用设备为美国赛默费舍尔公司生产的NITON XL3t，并采用内建于该设备的土壤模式对样品以及邢窑、黄冶窑等考古出土样品的釉层进行了分析，所分析的元素包括了Zr、Rb、Sr、Th、Zn、Fe、Mn、Ti、Ca、K等。选择Zr、Rb、Sr、Th、Zn、Mn、Ti等元素进行主成分分析，基于特征值大于1的条件下共得到三个主成分。应用这三个主成分作三维散点图（图17），从图中可以看出，本次所分析的白瓷碗样品不属于邢窑和黄冶窑的产品。

图17 样品白瓷碗釉与邢窑、黄冶窑瓷釉

主成分分析三维散点图

目前我们尚未对河北井陉窑和山西晋城泽州窑的标本进行比对研究，所以还无法做出准确的产地判断，正在寻求相关标本，以期做更全面深入的研究。不过我们看到，本件方盘内底的主题纹饰是一组非常精致的“菱形花叶纹”。关于菱形花叶纹，学界占主流的并且由来已久的观点认为是来自伊斯兰地区的一种纹饰。这种纹饰具有多变的组合，细节也千差万别，由中部的菱形为主体结构，四角伸出不同形制的花、草叶纹，这种基本结构或曰母题是很清楚的。西方学者将其描述为棕榈花，也有学者称之为“柿蒂纹”（quatrefoil sepals of the persimmon fruit），认为是北方唐三彩的一种流行纹样；尽管从盛唐时期开始在唐三彩器皿类器物上就出现了菱形纹饰，但标准的菱形花叶纹主要出现在9世纪早中期，沉没于宝历二年（826）或稍后的“黑石号”沉船中出水的器物上大量发现这类纹饰，在出水的长沙窑、越窑器物上都有发现，尤以北方地区生产的白釉绿彩器物上最为流行（图18）。但明显可见，“黑石号”沉船出水瓷器上的菱形花叶纹还比较简单，表现出早期阶段的特点，而这件绿釉方盘上的菱形花叶纹就显得比“黑石号”沉船器物上的要成熟、精美得多了，大部分纹饰以双线勾勒，具有唐代后期建筑柱础上常见的宝装莲瓣纹的风格。所以，这种外来的纹饰母题，在伊斯兰地区本比较随意，并无程式化的表达方式（图19），传到中国以后得到了程式化、规范化，并加上了中国元素的壸门作为组合纹样的线段，使这种纹饰达到了一种新的装饰效果和艺术高度。这种变化为我们提供了这件绿釉印花器物的年代依据。从纹饰风格的发展变化看，巴地市沉船的年代应该晚于“黑石号”沉船。

图18 “黑石号”沉船出水的带有菱形花叶纹装饰的器物

图19 伊斯兰釉陶器上的菱形花叶纹

目前所见最重要的年代资料就是出土了造型相同、纹饰接近的器物的白彪村唐墓了。这两座唐墓中都出土了背面带铸钱地点纪地文字的“开元天宝”，即“会昌开元”钱，表明墓葬的年代上限为会昌开元钱始铸的会昌五年（845）。出土的五枚会昌开元钱分别有背文“昌”“蓝”“润”“洛”等字。会昌开元钱背面的铸字有早晚之分，但最早的铸字就是“昌”字，因此墓葬的年代上限可到会昌开元钱始铸之年。这两座墓葬均为仿木结构砖室墓，目前在河北中部和北部发现的最早使用仿木构拼砌砖装饰的墓葬出现在大中年间（847~859）及以后，典型的例子有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大中二年至六年（848~852）王公淑与吴氏合葬墓，墓葬用砌墓所用的制式砖拼砌出仿木斗拱、家具乃至人物的方式与白彪村唐墓的做法相同，稍晚的时候就出现了用磨制的，或特异型甚至是专门制作的砖来表现斗拱、家具等。白彪村M1出土的绿釉印花委角长方形盘与偃师杏园“会昌五年”泸州参军李存墓中出土的一件滑石盘造型相同。可见，白彪村唐墓的年代大体应在唐会昌年间。白彪村唐墓出土的绿釉多曲长杯底部的纹饰有了新的风格，表现出比巴地市沉船上绿釉器物上的印花纹样有了变化，出现了类似金银细工中的錾刻纹饰的并列细线纹填充花、叶的瓣内——是巴地市沉船中那些绿釉器物上纹饰的承继类型，因此该多曲长杯可能稍晚于巴地市沉船。此外，在隋唐洛阳城发掘的履道坊白居易故居也曾出土过一件绿釉印花摩羯纹菱形盘和一件白釉绿彩委角方盘（图20），菱形盘与巴地市沉船出水的器物完全相同（参见图6，下），委角方盘的造型也十分相似。白居易53岁时(长庆四年,824) 回归洛阳，居住在履道坊本宅，直至寿终（会昌六年，846）。这两件低温铅釉器物的年代应与白居易返回洛阳后的居住时间相同。根据以上考证可见，巴地市沉船出水的这批低温绿釉器物的年代大体应当在9世纪的第二个25年期间，即唐大和到会昌年间（827~846）。

图20 洛阳唐城履道坊白居易故居出土的

绿釉方形、菱形印花盘

巴地市沉船出水的这类低温绿釉器物，造型和纹饰都带有西亚、中东地区风格。其重要的使用方向应该是外销，巴地市沉船所在的位置正好在唐德宗宰相贾耽所著《皇华四达记》中记录的“广州通海夷道”的航线上，位置即在贾耽所记的奔陀浪洲（越南藩朗，Phan Rang）一带。“广州通海夷道”的航线在到达“佛逝国”（室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巨港，Palembang）以后分为两条路线，一条前往爪哇岛的诃陵国，一条前往波斯湾，最终到达缚达（巴格达）。而这类器物由于带有中东地区的文化因素，应该是运销到中心港以后再转运到波斯湾方向的船货。恰好这类器物在中东地区也有相应的发现，在波斯湾东岸接近海湾端头地区的伊朗法尔斯塔黑里城的古代尸罗夫遗址（Siraf），就曾出土过与巴地市沉船所出相似的两彩印花多曲长杯（图21）。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的伊拉克萨玛拉遗址，曾经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836~892）内作为哈里发的都城，这处遗址在1911~1913年由德国人弗里德里克·萨勒（Friedrich Sarre）等人主持开展过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的部分器物，现在保存在德国柏林的佩加蒙博物馆（Pergamon Museum）中，包括两件两彩印花葵口平底盘（图22），以及白釉绿彩的侈口碗和宽平折沿盘（图23），这些器物明确是哈里发宫殿遗址出土的，代表了当时输往中东地区最高等级的中国瓷器。萨玛拉出土的两件两彩印花盘均为五曲葵口平底盘，但在曲口下凸起部分的制法和纹饰风格等方面都与巴地市沉船出水的委角方盘和四瓣圆盘同型同类，纹饰风格更接近白彪村唐墓出土的多曲长杯和方盘的印纹。

图21 伊朗尸罗夫遗址出土的两彩印花多曲长杯

图22 德国佩加蒙博物馆藏萨玛拉哈里发宫殿遗址

出土的两彩印花盘

图23 德国佩加蒙博物馆藏萨玛拉哈里发宫殿遗址

出土的唐白釉绿彩碗、盘

关于巴地市沉船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巴地市沉船的船货表现出绝大多数是北方产品的特点，这为以中心港为中心的转口贸易的观点提供了证据。作者以前讨论过以中心港为中心的转口贸易模式，指出应该是有商船从不同港口出发，装载着不同地区的产品驶往中心港。中心港建有大规模的仓库，吸纳从东亚到西印度洋地区不同地域的产品。从中国港口（产地港口）驶向中心港的商船则会表现出船货的单一性，而在中心港完成交易的海舶就会表现出船货的异常多样性。巴地市沉船是迄今发现的船货来源最为单一的沉船，是驶往控扼马六甲海峡的室利佛逝王国的。

第二，从各种迹象看，巴地市沉船的出发港很可能是北方的登州港。唐德宗时宰相贾耽所著《皇华四达记》中记载当时由唐朝境内四出的7条道路，其中凫海的道路有“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与“广州通海夷道”两条，说明当时登州是最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之一。尽管在洛阳白居易故居出土了与巴地市沉船相似的器物，传说在淮北隋唐大运河遗址中也曾出土过类似的器物（图24），但经过长时间大规模发掘的扬州城遗址内却未见报道出土过这类器物，甚至沉船中大量出土的白瓷碗也很少见于扬州城遗址。因此这样大量的白瓷和低温彩釉器物最有可能的放洋地点，就是北方地区便于运送到达的登州港。沉船中还有少量的越窑瓷器，据传还有一些长沙窑瓷器。这些瓷器则有可能是从扬州转运到登州，统一装船后前往室利佛逝。船是否沿途还停靠过广州目前尚不得而知。登州出现少量越窑和长沙窑瓷器并不意外，因为在巴地市沉船出海的时期（9世纪中期），通往高丽、日本的航路是“黄海道”，即从扬州起航到登州（亦可从登州起航），沿朝鲜半岛西侧到南端，过对马海峡，然后到日本九州博多。而后来最常航行的“东海道”，应该是9世纪末在三江口筑明州城以后，才出现的从明州直航博多的航线。因而在巴地市沉船航行时期，应该不断有从扬州到登州的海舶。少量的越窑和长沙窑器物是从扬州转运而来的，非主流船货。至今，能相对确认是从登州出海的沉船还仅见这一艘。

图24 安徽“隋唐大运河古陶瓷馆”藏丁仰振

收藏的绿釉委角方盘

第三，巴地市沉船装载的低温铅釉器物和白釉绿彩器，在西亚、中东地区较为多见，目前在西印度地区所见的唐代低温釉器物，早于巴地市沉船的资料极为少见。由于低温铅釉色彩鲜艳，较为引人瞩目，也更易判断年代。据笔者判断，能够早于“黑石号”沉船和巴地市沉船的三彩器物，或曰可以早到8世纪的三彩器，在西印度洋地区仅见意大利法恩莎博物馆所藏传出土于埃及福斯塔特遗址的一件三彩戳印宝相花盘残片。这说明较大规模的面向西印度洋地区的海上贸易主要始于9世纪前半叶，可以以“黑石号”和巴地市沉船为代表。这些海船装载的大量中国瓷器进入伊斯兰地区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亚、中东地区仿制的唐三彩，主要就是巴地市沉船装载的这类器物。如伊朗国立博物馆所藏的一件尸罗夫生产的白釉绿彩锡釉陶多曲长杯（图25-2），造型和釉色均来自中国北方地区生产的薄胎、仿金银器造型的器物，与巴地市沉船年代相同。据研究，这种仿中国白釉绿彩的釉陶，在伊朗的尸罗夫、尼沙布尔、锡尔詹、设拉子都有生产。另一件两彩釉陶盘（图25-1），也受到晚唐时期中国产的两彩器物的影响，与内丘西关窑址采集的标本十分相似（参见图13，②）。伊朗生产这种仿中国生产的模仿金银器造型的三彩器或白瓷器主要在9~10世纪，与9世纪前半叶中国的低温釉器物以较大规模的输入有直接关系。以往提到唐三彩，我们总是十分自豪地说受其影响产生了新罗三彩、奈良三彩和萨玛拉三彩。关于唐三彩与新罗三彩、奈良三彩的关系，学界已有较为深入的探究，唯有对西亚、中东地区的影响尚较少研究，即便有一些研究，也都比较浅表，并未能真正厘清两边相关器物的年代，遑论对影响和技术传播的讨论。巴地市沉船出水的资料至少为我们提供了影响产生时间的一个坐标。

图25 伊朗国立博物馆藏9世纪本地产釉陶器

要之，这两件北大藏绿釉印花委角方盘和白釉玉璧底碗出水于越南南部的一条未经正式发掘的唐代沉船——巴地市沉船；这条沉船上大量的这类单彩或两彩印花器物应该是被运往西亚、中东地区的；这类器物的产地目前尚不能确定，通过科技分析和观察可以排除是巩义窑和邢窑，则这类器物的产地很可能是北方地区井陉窑或山西泽州窑，乃至其他未知的窑场。器物年代为9世纪的第二个25年，造型和纹饰都带有强烈的伊斯兰风格，很可能是波斯、阿拉伯商人定制的器物。巴地市沉船起航的港口很可能是登州港，驶往位于马六甲海峡的中间港。9世纪前半叶是中国输出低温彩釉器物，特别是仿金银器造型和纹饰器物对西印度洋地区产生影响，技术传播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