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议程
孙键研究馆员《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沉船考古视野下的交流与融合》讲座纪要
2023年12月8日上午，由故宫博物院考古部、故宫考古研究所主办的“故宫考古名家系列讲座”第十一讲在故宫博物院数字研究所演播厅开讲，本讲特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我国水下考古名家孙键研究馆员作题为《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沉船考古视野下的交流与融合》专题报告。讲座由故宫考古研究所所长徐海峰研究馆员主持，院内外听众50余人聆听了本次讲座。
本次讲座孙键研究馆员以《周易•系辞》中“舟楫之利，以济不通”为题，结合自身的工作经历与研究成果，讲述近年来的沉船考古成果，及其体现的多维度对外交流。
孙键老师首先结合历史背景，对船舶的功能与沉船的意义进行阐释。地球表面71%被水覆盖，许多文明由此被分隔开来，船舶作为重要的交通工具，是沟通不同文明的桥梁。同时，沉船也是不同地区的文化载体，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因此，对沉船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作为一种交通工具，其制作工艺复杂，是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文明科技所能达到高度的标尺之一；其次，沉船研究亦触及社会层面，沉船体现了海上以船舶为中心的群体生活方式与组织形态，使我们能够从另一视角考察其独特的社会状态；再次，考古发掘出水的沉船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是研究造船技术的最可靠的实证样本，能够弥补文献记载的缺陷。沉船涉及的领域广泛，在造船、航海等自然科学，或贸易等社会科学领域均可进行综合研究。
从水下考古角度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沉船及船货是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同时，与之关联的港口、码头、寺庙、造船、航线、航海术，还有灯标等一系列附属设施，形成一个完整的组合，共同构成海上丝绸之路的所有要素。中国近海海域是连接中国大陆与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广泛分布水下文化遗产。水下文化遗产数量众多、类型多样，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保存水下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孙键老师分别介绍了近年来我国水下考古的重要工作。
1.绥中三道岗沉船
绥中元代沉船的发掘是我国首次独立开展的水下考古工作。三道岗海域的海底因风浪作用形成三道沙堤（脊）, 是这一海区最突出的航海障碍，绥中沉船应为因此而沉没。其木结构船体已基本朽烂无存，根据大型凝结物及考古发掘现场的情况，推测其为内河、近海兼用的“方头、方尾、平底”河海两用船。
根据绥中三道岗沉船出水陶瓷器的器型、釉色及装饰特征，判断其为元末时期彭城窑生产。且器形相对固定，同类产品重复性较高，可以推测这是一条运载交易商品的商船。沉船还出水铁犁、铁锅等铁器。宋元时期磁州地区冶铁业亦十分繁荣，因此，瓷器及铁器等船货应是在磁县就地装船。结合文献记载，磁州窑产品的外运路线是经滏阳河——子牙河——海河水运至天津卫出港，再沿渤海湾西北岸近海航行，经山海关至辽东半岛、朝鲜等地，沿途可在多地停泊靠岸。
环渤海湾古代海洋文化体系渊源流长，自史前迄今航海活动延续不断，在中国航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金元时期，北方乃至全国的统一，使得海河下游连接渤海湾的海运网络再次成为北方地区海上交通的主要中心。海河与运河交汇处的直沽寨三叉地的港市复又兴起，元代张翥《蜕庵集》语“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反映了海陆交通给直沽、乃至北方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如此大批量的磁州窑瓷器和铁器通过海路向北方地区运输，说明元代的商品流通业发达，磁州窑的生产技术、产品销售的辐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今天的蒙古国、朝鲜、日本等亚洲各国亦可见其踪影。长期以来，环渤海地区、乃至东北亚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端，内部亦形成独立的贸易体系，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物质交流十分繁盛，绥中沉船是北方环渤海、东北亚地区贸易、文化交流的一个代表。
2.西沙群岛考古发掘与调查
西沙群岛所处位置十分重要，中国传统的大陆航线从东南沿海地区向东南亚航行，均会途经海南东北的七洲列岛，至西沙群岛的北礁后，向不同方向航行。西沙群岛一带岛屿多是由珊瑚构成，船舶可在退潮后于其封闭的环礁内避风，因此无论出航或是回航，都是航线中的关键位置。
目前在西沙群岛发掘的沉船一共有两条，其一为华光礁Ⅰ号，其二为珊瑚岛Ⅰ号。华光礁Ⅰ号沉船出水有瓷器、铁器、铜镜、铜钱等遗物，瓷器中除景德镇青白瓷外，基本均为闽南窑口生产，包括南安窑、松溪窑、德化窑、闽清窑、磁灶窑等。通过对残存船体的判断，其船型为福船，残存10道隔舱板，船中部有因碰撞而开裂的痕迹，推测这艘沉船可能是去往东南亚途中，因风浪搁浅于礁盘而导致的沉没。
珊瑚岛Ⅰ号沉船携带货物明显有别于华光礁Ⅰ号。这艘沉船的主要船货是建筑构件，包括石栏板、望柱、雕像等，类似建筑构件在福建地区与东南亚都有普遍发现。根据构件的形制与装饰特征，目前推断沉船的年代应为清代。根据沉船出水的各类中国传统建筑构件可以得知，在中国与海外进行贸易往来的同时，还伴随着人口的迁徙，在新的聚集地仍使用原有的建筑风格，保留传统的宗族观念，并在当地建立新的氏族体系，体现了对外交流的另一种形态。
3.南海Ⅰ号沉船
南海Ⅰ号沉船由于所在深度较深，且船体及船货保存相对完好，因此最终选择了整体打捞，在可控的环境下进行发掘，从而最大化提取沉船所包含的信息。经过精细化发掘，出水遗物近20万件，种类丰富，主要有瓷器、铁器、铜器、金器、银器、动植物残骸等。其中既有船货，还有船上的生活用具及旅客所携带的个人物品。根据出水遗物特征及带有干支纪年墨书的器物，目前判断其时代应该在1183年前后。
南海Ⅰ号的船货以陶瓷器为主，其中福建德化窑产品比例较高。德化窑产品主要通过泉州输出，在国内的城市遗址中相对少见，应主要是外销产品，例如大型净水壶、大盘等，可能是专门针对海外生活习惯所烧造，纹饰与造型体现了中国与域外风格的结合。沉船中还有许多磁灶窑的产品，亦是通过泉州港对外输出，其中许多大型瓶罐是用作包装使用。除南方产品外，沉船上也出水了少量的耀州窑及定窑产品，可见即使南宋时期因为战乱而政权并立，南北方之间的交流通道仍然存在。除大量瓷器外，南海Ⅰ号曾经还应装载丝织品类的船货，根据目前对舱内残存海泥的成分检测，多处检测出丝蛋白。此外，沉船中还发现了玻璃器，根据文献，推测是盛装香水的容器。同时沉船中还出水部分金质首饰，可能为货主的个人用品，其中许多具有域外装饰风格或制作工艺特征。此外，部分出水文物与宗教信仰有关，例如目前辨识为泗水大圣的塑像，这一神祗的原型从陆上丝绸之路传入，最终演化为保佑航行的水神，也体现了精神层面不同信仰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再如沉船上发现陶罐书写有阿拉伯文，可能与伊斯兰教信仰有关。沉船上还出水了秤、砝码等用于贸易的计量工具。另外通过对沉船的精细化发掘，亦能够考察各类供船员食用的生活物资。例如沉船上出水植物中比例较高的栗子，应是由于航海需要选择淀粉含量较高的食物。同时胡椒也有较多发现，可能是作为调味料或保鲜剂使用，尽管胡椒在早期是外来作物，而至南宋已经相对普及，体现出了不同地区的密切交流。
4.南澳Ⅰ号沉船
南澳Ⅰ号沉船是16世纪晚期以青花瓷为主要船货的代表性沉船。这一时期，虽然在海禁的政策背景下，对外的交流和贸易仍然十分活跃，可见来自民间的贸易驱动力是非常强的。宋元以来，民间海外贸易扩大化使得大量中国手工艺制品销往海外，满足了海外不同地区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市场需求的反馈也推动了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结构转变。对内对外的民间贸易的发展，促成了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在外部需求的刺激下，致使东南沿海地区农民开始大量种桑、棉等经济作物。在手工业方面，伴随海外市场的扩大，生产的能力、质量、技术都得到极大地提高，出现了专门为外销而生产的外向型产业，这类窑场为占领海外市场，对产量的追求高于质量，南澳沉船中数以万计的“漳州窑”器物就是典型的代表，沉船中出水的橄榄、荔枝等许多经济作物则是东南沿海自发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反映。此外，沉船上还发现部分器物，底部带有姓氏的墨书。这也体现了人口的迁徙与流动，中国人在海外定居后仍然在国内定制各类日用品。
从船体结构的角度观察，南澳Ⅰ号也体现了中西方的技术交流。根据考古发现，传统中国帆船的船体主要为疏肋、少隔舱的内部结构，以肋骨及隔舱板构建船体横向支撑，大多长宽比较小，装载量大，回旋性较好，但航行速度较慢。南澳Ⅰ号沉船体现了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帆船的舱室布局，应是中外交流的结果。15世纪以后，地理大发现使不同文明之间的联系明显加深。从明正德、嘉靖年间开始，中国开始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人直接接触，相互间有走私贸易，也有冲突与战争发生，并有夺船、焚船事件，文献中即对荷兰船的形制特点有十分详细的记载。因此，16世纪在与西方频繁接触中，促使“南澳Ⅰ号”这类细长的密集舱室结构的船型出现。且“南澳Ⅰ号”在大的货舱空间中设置了多道纵向隔舱板，将各货舱分成了大小不一的横向舱室空间，在其内部，沿舱深方向又设置有铺板、木棍、木支柱等，将舱室又分割数个垂向舱室空间。此后的平潭碗礁Ⅰ号沉船、宁波小白礁Ⅰ号沉船，则由密集的隔舱变为密肋，出现舱壁与肋骨混合结构，船体的结构拉力主要由肋骨、船壳来承担，隔舱板不再受力，出现可以取放的活动舱壁板，可按货物调整舱室大小。且龙骨尺度变小，受力的肋骨数量变得更密集，尺寸也不断加粗。这种舱室布局，或许参照了西方密肋的远洋风帆商船的设计理念。
纵观中国的航海与造船历史，具有中国技术特点的帆船在12世纪前已发展成熟。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舟船是自成体系的，这主要表现在传统舟船的定型设计、建造流程、结构特征等各个方面，但在不同时期亦会与外来技术产生交流。例如唐代时，多重板的结构可能跟阿拉伯地区的造船技术存在关联。而近代以来，通过使用西方的比例绘制工程图样、连接木构件、工具等，依靠科学和规范化的造船技术体系，中国木帆船建造在制作精度、质量、效率等方面都发生了质的飞跃。
5.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遗址
南海大部分海域的深度无法依靠常规流程进行发掘与调查，而需要凭借科技手段。近期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即是通过“深海勇士”进行探测，从而对沉船的分布与形态有进一步了解。其中二号沉船的主要船货是木材，可能是在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中转地点装载原木后经越南中南部，穿过南海西北陆坡海域时沉没。两条沉船的时代均为明中期，其中一号沉船时代略晚，主要的船货是景德镇窑的各类瓷器，许多器形应是专为外销生产。通过沉船可以揭示海禁背景下真实的对外交流情况，从目前发现的明中晚期的沉船可以得知，由于利益的驱动，民间大量的航海与贸易往来仍是广泛存在的。可以说，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对于我国深海考古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研究都具有重要里程碑的意义。
最后，孙键老师概述了水下考古的基本原则，即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开展工作。沉船考古的工作模式，需要根据不同的条件与需求开展，通过综合评判，选择原址保护或是进行发掘，并根据有无船体，决定发掘方式与地点。工作过程中依照公约强调的“原址保护”和“最小干预”，以及对人类遗骸的尊重。《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使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走向科学、规范和国际合作的发展道路。从理念上看，公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强调“水下考古”向“水下文化遗产”观念的转变，使考古研究延伸到水下遗产保护的层面。
在结语部分，关于如何认识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孙键老师认为，中国既对世界文明进步做出了贡献，也因文明交流交汇而获益。通过水下考古，特别是沉船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东西方交流的重要通道，它是在海外贸易政策的直接影响下，是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的商品贸易往来、互通有无；同时，还伴随着多样化的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社会变迁，是中古以来全球化贸易不断发展、世界贸易体系不断扩展的重要历史见证。
讲座结束后，观众踊跃提问，孙键老师分别对阿拉伯地区造船技术及其与中国的交流，以及中西方航行技术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最后，徐海峰所长对本次报告进行简要总结。他讲到，孙老师讲座之初就提及农耕与海洋文明两个文化传统，实际上中国具有悠久的海洋文明，从海洋看大陆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视角。同时，水下考古是多学科融合的领域，伴随着近年来科技考古的发展，越来越向精细化发展，未来相信会有更多重要成果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