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湖南永顺召开的第六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完美落幕。大会共收到论文125篇，来自海内外13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其中。本次大会围绕着“土司文化遗产、土司文献与土司学研究”、“土司的国家认同与地方治理研究”、“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三个主题进行。

　　在土司文化遗产、土司文献与土司学研究方面，专家学者就土司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纷纷建言献策。如，建立大型的土司文化博物馆，分门别类的整理文字材料和文物珍宝;继续进行田野调查发掘更多的土司遗存。另就老司城的文化遗产与旅游，专家学者也给出了具体建议。如，借鉴国内外风景名胜区的成功经验，结合老司城的历史文化底蕴，做好开发;老司城的旅游开发要从文化上下功夫，做到保护和利用的有机结合。在土司文献方面，除了继续关注土司考古调查与遗存外，还从传世文献中解读历史事实。吉首大学教授张振兴、李汉林对比《历代稽勋录》、《明史》、《明实录》中关于永顺土司归明的记载，还原历史真相。美国学者唐立从一则墓志即《教谕康公墓志》来论证元代八百媳妇宣慰司使是否是汉族，以此考察蒙元如何治理土官。在构建土司学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马大正认为，土司学是一门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以及由土司制度而产生的土司文化、土司社会的综合性学科。并就土司学的构建从操作层面上给出三个建议：一是开展土司学构建的理论研究;二是启动《中国土司学概论》(暂名)的撰写;三是在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加大培养土司研究的硕士和博士工作。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中心教授方铁认为，土司学的研究内容应包括土司社会与土司文化。

　　在土司的国家认同与文化管理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李世愉认为，改土归流是一种国家治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改土归流确保了地方的稳定;改土归流强化了对地方的管控;改土归流完善了管理措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土归流对地方治理也造成了一些失误和教训。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陈季君认为，土司对国家认同的实质是土司对中原王朝和土司制度的认同，在土司制度下，王朝通过土司对其辖区内各民族人民进行间接管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金奎从明代的军民万户府、奴儿干都司等管理东北少数民族的治理方式入手，探讨奴儿干都司涵盖区域是否可以纳入土司范围这一问题。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副教授栾成斌，通过比较明清贵州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认为改土归流是自上而下、自中心而边缘的汉文明向边远地区的大规模扩散和强力传播，是中华文明重心东移南迁的客观反映。这场运动的目的是文明的同化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构。日本学者林谦一郎通过白族“谱系上主张汉人族源”与在文化上强调与大理白族的关系及云南西北巴马人“我非白族”的认同比较，重新探讨聚居、散居等不同条件下的民族认同问题。韩国学者裴淑姬则探讨了蒙元王朝对云南行省金齿地区的统治与影响，认为，云南西南的的金齿地区在忽必烈时期就进入元朝的版图，并在这里实行流官和土官统治的制度，一些当地部族首领及其后裔成为土官的成员。成都师范学院副教授董春林认为，在土司制度萌芽时期的宋朝西南地区，其所确定的“生界”地理概念主要遵循所推行的政治文化思想。“生界”不再是一个地理位置名词，而是一条人为区分族群的文化界线。广西忻城县土司博物馆馆长陈寿文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了土司制度下的历史现象。

　　在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方面，与会学者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马大正研究员认为，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朝治理边疆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统治模式。研究历史上的土司制度，要有历代边疆治理的大视野。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传提出，要重视杨氏土司在元朝的地位以及将土司研究纳入到明史研究之中，重视土司政策的研究。云南大学教授方铁，论述了研究土司制度新方法即应用系统分析方法、历史时段方法、比较研究方法。主张将土司制度的发展过程分为产生、流行、衰亡等时间段考察，就其实行时的预期目标、施行范围、实际效用存在的差异进行比较。西南大学教授马强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出发解读土司，土司历史地理研究是深化土司研究的重要环节和标志之一。他认为，目前编绘全国土司历史地图条件还不成熟，建议先编制区域土司历史地图。吉首大学教授杨庭硕就土司制度的内容、实质、与改土归流的关系做了论述，认为土司制度的性质属于贵族专制政体，那么全国范围内专制政体的终结，标志着土司制度的终结。广西师范大学教授蓝武以年会的视角梳理了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进展状况，认为当下中国土司制度与文化研究体现出多元化特性。

　　最后，从本次大会上提交的论文来看，研究对象在时间上横跨唐宋元明清五个时期;研究对象在内容上既有理论分析又有案例分析;研究对象在史料来源上多元化，既有地方史志又有墓碑、石刻。总之，本次大会对土司学构建及其理论相关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将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又向前推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