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2日至23日，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上海大学文学院举办了题为“土耳其：历史与文化”的学术研讨会。以往对土耳其的关注和研究，着眼于国际政治，举办的学术会议，讨论作为“中东热点问题”之一的土耳其问题。近些年举办的土耳其专题会议，主题大多围绕“一带一路与中土关系”展开。土耳其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中国学者的研究远远不够。为此，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郭长刚教授和王三义教授邀请全国范围内的土耳其历史、语言、文化研究专家，相聚上海大学乐乎新楼，进行首次学术研讨。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北京外国语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和上海大学从事土耳其研究的师生共30多人参加研讨会。

　　本次会议的论题涉及：反映早期突厥社会生活的经典；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土耳其宗教、语言、文学；土耳其世俗主义；土耳其民族问题；土耳其共产党的发展演变；土耳其对外关系等。

　　北京外国语大学刘钊教授具有古突厥语和土耳其语的优势，研究《先祖阔尔库特书》，并通过这部古突厥族的经典，分析伊斯兰化初期突厥社会生活的特点。刘钊教授介绍这部古书的不同版本，尤其展示了他本人的翻译和理解，给与会者留下更深的印象。上海大学陈浩博士介绍了德国的土耳其学研究，指出，土耳其学和突厥学属于传统“东方学”的范畴，和其它东方学门类一样，德国的突厥学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衰落的境况，但德国的土耳其学却并没有萎缩，反而在各大学的生源逐年增加。德国的学术发展趋势总体是从“突厥学”走向“土耳其学”。

　　关于奥斯曼帝国史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刘昌鑫探究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的关系，从意识形态分歧和国家利益的对立，阐述两个帝国争夺和冲突的复杂性。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宋保军的研究，重点在奥斯曼帝国在欧洲中部的扩张。他的研究表明：奥斯曼帝国在中欧的扩张和收缩，对近代早期中欧的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某种程度上，重塑了一部分中欧国家的领土面积、国家实力、统治模式和民族关系。

　　上海大学王三义概括和总结本杰明·福特纳的奥斯曼土耳其教育史研究的独特方法，并向与会者介绍了本杰明·福特纳的主要观点。福特纳以“青年人的阅读”为切入点，从“学会阅读”这个角度看，发现奥斯曼帝国晚期青年人主动地阅读有利于突破宗教视域下的狭窄的教育范围，有利于群体团结和国家公民的形成，有利于继承旧的吸收新的，有利于超越地域限制，有利于实现多样化，也有利于走向现代化。

　　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和民族问题，是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北京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昝涛阐释了土耳其世俗主义的本质及不同时期对这一术语的理解。昝涛指出，奥斯曼帝国是典型的伊斯兰国家，但并非与“世俗化”格格不入；凯末尔时代追求彻底的世俗化，主要是对伊斯兰的政治改造，要达到西方的文明高度，土耳其要实现现代化；但土耳其民主化之后，对“世俗化”的理解与凯末尔时代有较大的不同；新时期的土耳其，“世俗主义”引起争论，需要有新的解释。昝涛强调，世俗主义在土耳其演变到今天这个状态，是始料不及的，而世俗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演变，也有待观察。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敏敬教授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土耳其西化的阶段性特征。敏敬认为，奥斯曼帝国晚期的西化，主要是在军人、官僚、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有限；集权主义在特殊情况下是必要的，至少是维系帝国的仅有的方式，因为当时缺乏类似西欧的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有效的经济政策；从帝国晚期到共和国早期，推动西化和世俗化是有不同背景的；凯末尔时代仿效西方追求建立单一民族国家，但“单一民族”理论是有缺陷的，忽视了土耳其社会、历史、文化、宗教等因素的复杂性；1980年后土耳其自由主义涌现，但激进世俗主义反而游移不定；艾尔多安上台后的“拨乱反正”，比如发还没收的宗教财产等，是立足于西方的人权思想。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李秉忠介绍了他研究库尔德问题的心得。李秉忠认为，土耳其政治民主化进程遭遇的最大挑战是库尔德问题，并直接导致库尔德人身份认同的强化和库尔德工人党的建立；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案例表明，族裔政治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民主未必能够解决族裔问题，处理不当还有可能成为国家分裂的动因，因此，类似土耳其的后发国家的民主政体构建需要分外谨慎。同样是探讨土耳其政治民主化问题，浙江师范大学周术情博士着眼于军人政治。他认为，制度困境制约着民主党在民主政治方面的作为，内部的矛盾给民主党的政治命运增添了更多不确定因素，土耳其武装部队与中产阶级联盟，在形式上规定着民主党的政治前途。

　　与此相关，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朱传忠的论题是“土耳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发展演变”，他分析了土耳其的社会主义组织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介绍了土耳其共产党的纲领及其演变，社会主义运动的上升期、分化期、迅速衰落期、蛰伏和短暂恢复期等。对于1980年军事政变后数十年中土耳其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也做了简要勾勒和评析。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魏敏研究员展示了她对土耳其经济走向的研究成果。魏敏指出，土耳其经济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资源错配非常严重；经济要素流动出现部门间的不平衡；区域错配；年轻人的失业率高；结论是土耳其缺乏资金，吸引外资的能力下降，本国私人投资停滞。魏敏也对土耳其和中国的合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研讨会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李伟建、上海外国语大学刘中民两位知名学者发表了各自的见解。李伟健分析了新形势下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的动因、影响和趋势，提出了不少让人耳目一新的见解，比如，土耳其人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力，误判了叙利亚形势，还有随着美国对土政策变化而引发的情绪性反弹和适应性调整等。刘中民指出，土耳其出现对“传统与西化”的认识上的反弹，是有深刻社会原因的，也要看到中东其他国家民族主义的新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年轻博士和硕士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受到资深研究者的好评。上海大学博士生杨晨讲了他研究“居伦运动”的初步成果，李鑫均做了题为“格卡尔普与红苹果”，引起大家的兴趣。北京大学研究生陈功从1960年土耳其军事政变着眼，考察门德列斯时期土美关系的转变。上海大学研究生杜东辉分析了1915-1922年库尔德斯坦问题上英国政策的变化。

　　本次会议是国内第一届“土耳其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参会者一致认为，这样的学术研讨活动今后应该继续并进一步加强。因为是专题会议，与会专家学者有充足的时间表达个人观点。发言者阐述各自的观点后，往往能引起与会者的讨论，有提问和辩驳，回应和补充，一些问题的讨论持久、深入。尤其是，会议期间各位代表互相交流学术信息、资料信息，让许多年轻学者感到，参加这次会议受益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