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来源：《西域研究》2016年第1期2000年以来，随着全球化问题的持续升温和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相关历史遗址的发掘与文物保护工作中，13~14世纪蒙古帝国研究再度成为国际学界关注的热点。其中与新出材料关联最密切的考古—艺术史方向也随之成为当前该研究领域中最具吸引力的亮点之一。因此，最近十多年来，已 ...

来源：《西域研究》2016年第1期

2000年以来，随着全球化问题的持续升温和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相关历史遗址的发掘与文物保护工作中，13~14世纪蒙古帝国研究再度成为国际学界关注的热点。其中与新出材料关联最密切的考古—艺术史方向也随之成为当前该研究领域中最具吸引力的亮点之一。因此，最近十多年来，已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出版了有精美图版的综合性论文集或者个人专著，以及附有详细说明文字的大型文物展览图录，以生动直观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蒙元时代灿烂历史文化和国际学术界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1]令人欣喜的是，我国考古学者也开始渐渐以积极的姿态，自信地步入蒙古帝国时代以实物为中心的考古及历史研究的行列中来。最新出版的这部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林梅村教授所著《大朝春秋——蒙元考古与艺术》（故宫出版社，2013年），就是中国学者贡献给国际学界的一部非常及时的重要成果，因此值得我们作特别的关注。

记得曾有学者强调过，学者在作研究时，应同时关注并研究两个历史，一个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古代史，另一个是研究者自身所从属的学术史。而他的研究成果也应当总是落脚在这两个历史的焦点上，其任何发现发明也都应对这两种史学产生意义。[2]借鉴这一观察视角，笔者认为该书完全称得上是那种足以对上述两种史学都能产生积极意义的学术精品。首先就作者自身所处的学术史的角度观察，该书的一个予人印象突出之处就是全书处处彰显出已有六十年历史的北大考古学科一直所强调的传世文献与所出实物紧密结合的坚实学风。质言之，作者的研究成果清晰地反映出上述学术传统在中青年一代学者中的继承与发扬。事实上，北大考古学科历史时期考古的开创者宿白先生长期以来即在蒙元考古研究中成就斐然，发表了大批学术价值极高的论文，极大地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这些研究成果已收入宿先生的两部个人论文集《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与《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文物出版社，2011年）。[3]而林梅村教授当初在北大考古系求学时即直接师从宿白先生，因此对于这种在蒙元时期考古研究中注重将文献与实物相结合的治学传统，能够切实做到深有体悟、娴熟于心。因此，读者不难发现，试以研究对象而论，今天京杭两地的蒙元遗迹在宿先生的旧作与林教授的新著中均占有相当突出的中心地位，并且两位学者对于文献证据和实物材料的处理方法也颇具可比性。以上相似当然不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更重要的则是清楚透视出学术传承的轨迹和学风传统的延续。

林先生在投身于前辈学者所开辟的固有领域的同时，还充分利用近年来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的机会，积极走出国门，相继走访蒙古、日本、美国乃至意大利的威尼斯等地，竭力搜集考察与蒙元考古文物研究有关的实物资料，并亲赴考古现场进行实地科学考察，从而使自己的研究能够立足于坚实而全新的材料基础之上，由此进一步将相关的研究更大幅度地向前推进。

所谓“大朝”是成吉思汗创立的大蒙古国（Yeke Mongghul Ulus）的汉名，窝阔台大汗至元朝一直沿用这个称谓，并屡见于蒙元时代钱币和碑铭等实物材料。[4]以《大朝春秋——蒙元考古与艺术》所涉及的学科题目而论，可谓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明显拓展了以往中国考古学者在蒙元考古研究中所及的深度和广度。这一点也从全书的下述篇目安排中得到了清晰的反映。全书章节如下：一、从额尔古纳河到三河之源；二、成吉思汗史迹调查；三、和林访古；四、金中都的广寒殿；五、蒙元宫廷石雕艺术源流考；六、马可波罗在北京；七、威尼斯“马可波罗罐”调查记；八、宋六陵访古；九、故国不堪回首；十、元朝重臣张珪与保定出土元代宫廷酒器；十一、元人画迹中的欧洲传教士；十二、元大都的凯旋门；十三、元大都宣徽院衙署考；十四、最后的辉煌——落马桥型元青花。

这些章节的编排基本遵循了时间先后的顺序，其中首章所处理的内容一直向上追溯到蒙古人的祖先在8世纪东突厥第二汗国时期的历史活动，在相关的讨论中充分发掘利用了古突厥卢尼文字碑铭中蕴藏的丰富历史信息，并通过与《史集》等蒙元时期重要史籍的对读比勘，基本厘清了蒙古人祖先在大兴安岭一带所经历的一段封尘千年的历史。这相比自王国维《萌古考》以来的多数论作仅限于使用两唐书《北狄传》中关于蒙兀室韦的传统文献记载而言，不啻是一显著进步，直接更新了学界对蒙古人祖先早期历史的认知。全书最后一章则重点讨论了元朝末年的落马桥型元青花的生产烧造及其外销情况。不仅如此，第五章下第四节还将蒙元文化因素影响的下限延伸到明朝开国之后半个多世纪的明成祖永乐年间。因此，林先生的新著虽然以13~14世纪为主，却上下串联起前后长达七个多世纪的诸多史实，故在时间跨度上较此前同类著述取得了可观的突破性进展。

从空间角度上浏览全书，则可见此书所涉足的地理范围北起蒙古汗国崛起的漠北草原，南至原南宋统治下的江南各地，故不妨暂用“从漠北到江南”一语以概之。全书讨论的重心则聚焦在元朝最重要的首都大都（北京）和当时依旧为江南最为繁华都市的前南宋陪都行在（杭州），书中讨论这两座城市的篇幅分别为六章和两章，再加上考察漠北大蒙古国遗迹的三章，三者占了全书内容绝大部分。因此，漠北—大都—江南可视为贯穿全书始末的一条空间主线，恰好对应了从偏处于塞外一隅的大蒙古国逐步发展为灭金翦宋直至统一全中国的大一统王朝所先后经历的各个阶段。另一方面，分别作为元朝政治中心与经济都会的京杭两地既南北遥对同时却又依靠运河联为一体的全新格局，不禁使人联想到中国都城演变史上，从前期的东西两京制（长安—洛阳）向后期的南北两京制（北京—南京）变迁的规律，在继唐朝之后再度实现了南北一统的元代就已隐现先兆。[5]从这一宏观视角上体会，作者将大都与杭州先后置于全书讨论的中心地位可谓目光如炬，洞烛先机。

令人钦佩的是，林先生所具有的深邃历史意识和超强历史透视能力还直接反映在本书的个案研究，准确地凸显出蒙元时代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中的作用与意义这一中心议题。从中国历史的时间坐标上看，13~14世纪的蒙元时代可以大致分成13世纪初到13世纪50年代的大蒙古国，以及从1260年前后到1368年之前的元朝两大时段；而在第一个时期内大蒙古国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其登上了内亚历史上草原汗国体制的顶峰。《大朝春秋——蒙元考古与艺术》中的前三章恰恰是从考古学的视角准确而又全新地揭示出大蒙古国所走过的这种历史轨迹。书中的第一章《从额尔古纳河到三河之源》重点梳理了蒙古人的先祖在唐代、辽代的历史活动，并总结出蒙兀室韦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最后则指出了这种以使用独木棺葬具为特征的“国俗旧礼”在元朝皇室成员中的沿用情况。

第二章《成吉思汗史迹调查》则主要评价分析了成吉思汗时期的主要考古遗迹所蕴藏的丰富历史内涵。作者整合考古论据与文献记载，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相当精确地比定出成吉思汗在“三河之源”所建立的四大行宫（斡耳朵）与考古遗迹的具体对应情况，尤其是对其中最为重要的曲雕阿兰行宫和哈老徒行宫范围内的大片定居性遗址的功能复原以及深入探究最富学术价值，因为这一成果直观地揭示出草原汗国政治中心定居化程度日益增强的发展趋势。林先生还在文中敏锐地指出，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制实际上源于辽金王朝的捺钵之制。而辽金王朝的特征恰恰是长期兼有城国—行国二元文化因素，并且到了中后期又都以前者成分居于优势。正如美国学者狄宇宙指出的，辽金王朝与大蒙古国同属于内亚政权发展中的第三期，也即“二元制帝国”阶段，因为它们均直接统治汉地的一部分，并在汉地实行与草原地区不同的政策。[6]因此，不难看出，早在作为成吉思汗统治前期的大蒙古国创建之初的第一阶段，蒙古汗国就已经出现了较为明显而且稳定的定居文明因素，并显示出类似于辽金王朝的政治发展趋势；而像隋唐时期的前后两任东突厥汗国内部，则始终不见这种显著的政治中心趋于定居化的现象，甚至随后的回鹘汗国也只是在出兵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后，才开启这种政治中心定居化的历程而非立国之初。[7]

第三章《和林访古》则先后论证了从成吉思汗在其统治后期于鄂尔浑河流域建立的“龙庭行宫”，到后来窝阔台时期重新修补并兴建宫殿的政治中心和林城的具体情况。本章的行文重心则落在对和林万安宫、大阁寺两处遗迹的分析与考察上。本章对于漠北和林城有关遗迹的详尽讨论，有助于我们对该城发展为大蒙古国政治中心的历史背景产生全新的认识，同时也以确凿无疑的论据坐实了大蒙古国的都城和林是截止到13世纪时，整个草原汗国历史上定居化程度最高、社会文化功能最齐备的一座具有政治中心地位的都市。这就对学术界所关注的定居城市在草原的繁荣与草原帝国的实力聚积之间隐约存在的内在联系提供了非常关键的实证案例，从而大大深化我们对于草原汗国演变规律的认识。[8]不仅如此，此文还进一步指出和林宫殿布局对于元大都宫廷建制的深远影响，将这一富有深意的研究课题引至更为广阔的讨论领域。

至于蒙元帝国在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意义，莫过于彻底终结了今中国境内南北各地最后一次分头发展的历史可能，为后来明清一统奠定了基本的政治格局。宣告这一进程完成的标志性事件即元朝的建立与随后的统一南宋。因此，要深入研究从大蒙古国到元朝的政治转型，不能不从大都和行在这两座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地位最重要的城市入手。具体而言，《大朝春秋——蒙元考古与艺术》的第四、五、六、十二、十三章均以大都为中心展开，而第八章和九章则处理的是关于行在（杭州）的课题。从篇章的比重来看，元大都显然是作者讨论最集中也最用力的对象。这些章节有的旨在追溯元大都兴建之前的宫宇建筑（第四章）；有的重点还原元大都显赫一时的宫城正门（第十二章）和官府衙署（第十三章）；还有的则究明了元朝当时接待外来客使的会同馆的情况（第六章）。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章节虽然直接解决的均为具体个案，然而作者在钻研以上课题时，却同时还连带处理了以往元大都研究中的诸多疑难问题。例如：在会同馆研究中所做的对当时大都主要商业集市的复原；又如在第十三章中对于元代皇城内御河位置及走向的重新订正，因此这一组文章澄清的相关知识点之多，决不仅仅限于章节标题本身所涉及的范围，堪称近年来关于北京城市考古重要的成果之一。读者如果集中阅读这一组关于元大都的论文后，再对照此前章节中关于和林城的有关叙述，自可以此为镜鉴，直观地体察出当原先实行草原本位的大蒙古国转型为汉化王朝并实现了全国一统之后，蒙古统治者所改辙奉行的中原本位政策又是何等明显与强烈。

全国统一完成之后随即带来的大运河水道的开发与通航，又将作为南宋故都的行在（临安）和中原华北地区紧密地联为一体。那么元朝统治下的杭州与此前又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变化呢？本书第八、九两章以南宋帝陵与皇宫的变迁为中心线索很好地提供了这一问题的答案。作者在第八章详细地考证复原了作为江南释教总统的党项僧官杨琏真珈的发陵行为，及其后续活动的来龙去脉，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西蕃上层宗教人士利用政治特权在南宋统治中心区域内的所作所为，同时也映照出元朝政府所实行的优崇藏传佛教的倾向明显的宗教政策。而紧接其后的第九章更是在上章研究的基础上详细地勾勒出杨琏真珈在杭州所推行的改宫为寺，积极传播藏传佛教的宗教活动。作者通过该章的叙述，将杭州一带的现存藏传佛教遗迹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总结归纳，并细致地梳理出其兴起的历史文化背景，并很好地解释了当地新建造像龛将汉僧与蕃僧的肖像同刻于一处的特殊现象。从中可见随着元朝在江南统治的加强，原本为蒙古上层所尊崇的藏传佛教也利用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在昔日的南宋故都流传开来，使得这座被看作赵宋文化代表的江南都会摄入了大量奇异新颖的藏地文化因素。因此，京杭两地的藏传佛教遗迹一致映照出在元朝大一统的政治氛围下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生动画面。

13~14世纪的蒙元统治者所缔造的政治新秩序还直接带来了东西方间的文化交流和经济交往，开创出所谓“鞑靼的和平”的新局面，再加上蒙元统治者以相当开明的政治和宗教政策吸引笼络从西方远到而来的色目人士，[9]因此，当时的东亚世界与西方的穆斯林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的交往渠道远较此前的历史时期更加通畅。中外文化交流的这一特点也清楚地反映在像《马可波罗行记》之类的文献记载和有关的大量考古遗物上。林先生此书的第六、七、十、十一、十四章的主要部分均围绕中外文化交流展开。其中元代中国与西亚穆斯林世界的交往集中体现在上述第十、十四章。第十章《元朝重臣张珪与保定出土元代宫廷酒器》澄清了与三朝元老张珪有关的保定元代窖藏青花瓷承受的西亚伊斯兰艺术的多方面影响。第十四章《最后的辉煌——落马桥型元青花》则不仅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考古新发现，有理有据地对于过去学界沿用的“14世纪青花瓷”（又称“至正型青花瓷”）之说提出命名和内涵上的商榷修正，而且由此钩沉出元末群雄割据时期，景德镇一带烧制的外销瓷通过江南海港大量销售发往海外的一段被长期隐没的历史，揭示了元末明初富可敌国的沈万三发家致富的真正原因，最后还复原出一条从景德镇落马桥出发，由江苏太仓出海，历经东海、南海，直达印度、西亚和北非的元瓷外销完整路线。这一研究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元代末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可谓厥功甚伟。

至于全书第六、七、十一章关于元代中国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交往的研究成果同样十分精彩。第六章和第七章的论述主旨皆围绕马可波罗这一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的生平经历展开。应当承认，经过中外学界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辛勤探索，关于这一人物的研究成果早已趋于饱和，以至在这一领域再有任何知识和观点上的创新都堪称难能可贵。而作者在第六章中却从前人忽略的细微之处着手，结合对当时历史背景的缜密研究，重新梳理出马可波罗在大都生活居住的具体情况，使读者对其行记中若干原来暧昧不明的内容豁然开朗。林先生还在随后的第七章中弄清了威尼斯圣马可教堂所收藏的“马可波罗罐”，实为元朝初年烧造的德化窑四系罐，后为马可波罗携回故土，从而否定了其为十字军东征带回的战利品之旧说。第十一章《元人画迹中的欧洲传教士》则考证出现存元代画家任仁发《职贡图》的三份摹本上的画像人物实乃1314年罗马教皇向中国派出的使者兼传教士。这就为学界研究元代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珍稀难得的图像实物。林先生该文堪称是文献研究与艺术史研究相互结合的成功佳例。

最后，作为对全书评介的总结，不妨指出该书在方法论上体现出来的研究特色，这就是自觉继承了北大考古学研究传统的作者善于推陈出新，既能够娴熟地运用文献与实物互证的二重乃至三重证据法，同时又能做到对于国外学者的学术成果了如指掌、信手拈来，最终得以多角度地探讨解决那些往往是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学科难题。上述学风特征在此书以及作者此前已刊的《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汉唐中国与西域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蒙古山水地图——日本新发现的一幅16世纪丝绸之路地图》（文物出版社，2011年）等多部专著中均有清晰的体现，可谓贯彻始终。这些著作中的每一部又都是在和国际一线同行进行高水平的学术对话，并受到国际学术界同行的高度评价。[10]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林先生的著作均配有精美的彩色插图，而且文字表述又清新可读，如果读者有兴趣将这些著作通读一遍，那就相当于浏览了一套图文并茂的多卷本中外文化交流史大系，其在时限上始于先秦，终于15世纪。据悉近年林先生还不辞辛劳，亲赴广东上川岛和波斯湾霍尔木兹岛等地实地调查西人东渐的大航海时代的考古遗迹，并颇有收获。或许可以期待的是，未来学界还能欣赏到林教授专门论述明代后期大航海时代历史考古问题的研究成果，那必将又是一部能够切实推动学术研究的力作。

注释

滑动查阅

[1]这类以蒙元帝国为时代背景的学术出版物较有代表性的有：石守谦，葛婉章主编：《大汗的世纪——蒙元时代的多元文化与艺术》，台北：故宫博物院，2000年；L.Komaroff/S.Carboni，TheLegacy of Genghis Khan：CourtlyArt and Culture in Western Asia，1256-1353，NewYork：The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NewHaven and London：YaleUniversity Press，2002；StaatlichesMuseum für Völkerkunde (ed.)，DschingisKhan und seine Erben：DasWeltreich der Mongolen，München：HirmerVerlag，2005；L.Komaroff(ed.)，Beyondthe Legacy of GenghisKhan，Leiden-Boston：Brill，2006；W.W.Fitzhughetc (eds.)，GenghisKhan and the Mongol Empire，HoustonTexas，2009；JamesC.Y.Watt (ed.)，TheWorld of Khubilai Khan：ChineseArt in the Yuan Dynasty，NewYork：The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NewHaven and 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2010。白石典之：《チンギス=カンの考古学》，同成社，2001年；《モンゴル帝国史の考古学的研究》，同成社，2002年；《チンギス·カン—“苍ぎ狼”の实像》，中央公论新社，2006年。尤其以最后所列日本考古学家白石典之三书的贡献较大。

[2]巫鸿：《张光直师、哈佛与我——怀念张光直先生》，收入三联书店编：《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30页。

[3]两书所收相关论文如《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的《居庸关过街塔考稿》《元大都〈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校注》《张掖河流域13—14世纪的藏传佛教遗迹》《武威蒙元时期的藏传佛教遗迹》《榆林、莫高两窟的藏传佛教遗迹》《元代杭州的藏传密教及其有关遗迹》和《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中的《永乐宫创建史料编年》和《永乐宫调查日记——附永乐宫大事年表》等，早已成为国内蒙元考古的经典之作，其学术价值历时弥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学者傅海波（H.Franke）对《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的重新译注研究以及康豹（P.Katz）对永乐宫的全面考察，均无法取代宿先生早在数十年前就已发表的旧著。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宿白先生最近刊出的两册讲义《汉唐宋元考古——中国考古学（下）》（文物出版社，2010年）和《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文物出版社，2012年）也有相当篇幅直接涉及这一时期考古研究。

[4]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号前的蒙古汗国国号——兼论蒙古汗国国号的演变》，《汉学研究》第三卷第一期，1985年，第23～40页；贾敬颜：《释“大朝”》，收入氏著：《民族历史文化萃要》，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62～63页；于采芑：《蒙古汗国国号“大朝”考》，《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5]对这一规律的概述，参看〔日〕妹尾达彦：《中华の分裂と再生》，收入《岩波讲座·世界历史9·中华の分裂と再生：3—13世纪》，岩波书店，1999年，第12页。按照这一概括，早期地理位置偏西的长安和晚期地理位置偏北的北京的都城功能被定位成政治—军事型，而早期地理位置偏东的洛阳和晚期地理位置偏南的南京则被定位成经济—文化型，以与前者形成对比。

[6]Nicola Di Cosmo，“StateForma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Inner Asian History”，Journalof World History，10/1，1999.

[7]回鹘可汗模仿中原之制开始在统治中心地区筑城并建造奢华宫殿的做法大体始自8世纪中后期。有关这些遗迹在漠北的具体情况，参看林梅村：《蒙古高原与天山东麓的回鹘古城》，收入朱凤玉等编：《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文集》上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年，第682～698页。在蒙古汗国之前，漠北回鹘汗国无疑是定居成分最多的草原游牧政权。

[8]在蒙古汗国以前，草原汗国修筑具有相当规模和功能的城市而非普通防御性城堡的例证主要是蒙古草原上的回鹘人和西部草原上的可萨人，关于回鹘人城市的历史记载主要来自于当时一份穆斯林使者的旅行见闻记录，参看V.Minorsky，“Tamīmibn Bahr's Journey to the Uyghur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Studies，12/2，1948，pp.275-305。关于可萨人城市的概述参看P.B.Golden，“ThePeoples of the South Russian Steppes”，inD.Sinor (ed.)，The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0，p.270。

[9]〔日〕佐口透著；黄舒眉译：《鞑靼的和平》，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3年，第463～485页。

[10]以《蒙古山水地图》为例，德国学者葡萄鬼（R.Ptak）特地在创刊历史极为悠久的《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上发表书评予以高度评论。他在文末强调指出，对于那些已经阅读了朴贤熙（HyunheePark）和廉亚明（RalphKauz）著作的西方读者来说，此书在东西文化交流史领域内绝不仅仅只是一部受欢迎的补充之作。事实上，该著业已树立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故值得所有专门收藏地图学和丝绸之路著作的现代图书馆购置珍藏。参见RoderichPtak，“Menggushanshui ditu.by Lin Meicun，pp.6，288.Beijing，Wenwuchubanshe，2011，”Journal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May2014，pp.1-3。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排：宋 俐

审核：王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