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栃木县那须郡驹形大塚于1974年11月发掘调查,1975年被指定为国史遗迹。墓的形制为方形双室墓葬(日本称之为前方后方坟),葬式为仰身直肢。木棺两端塞有大量木炭,随葬遗物中有稀见的汉式画纹龙虎四兽镜一件及铜镞、铁制两刃小刀等。从墓的形制、葬式及随葬品来看,它属于一座具有日本前期古坟风格的墓葬。

画纹龙虎四兽镜面直径13.25厘米,镜背直径12.85厘米,缘厚0.35厘米,周围有一圈0.4厘米的窄菱云纹,接着是一段铸有飞禽走兽、宽0.6厘米的纹饰带。再向内隔着一条内向的锯齿纹带。在12个半圆形内,均施以八瓣的花形或八片叶状纹饰。然后在这些半圆形中间画出12方格,格中各铸有文字,12个字为:吾作明竟大吉宜位至公侯。宜存下面一空格内,据西田守夫氏研究当为“令”与“人”两字。铭文字数与方格数不一致,这种处理方法在铜镜铭文上确为少见。

镜钮为素圈圆座式,镜钮与半圆形及方格带之间为镜的主纹饰,由四个圆座形乳区分为四等分。纹饰约可辨识为四兽。明显看出的有二虎一龙,但还有一个看不清是龙还是虎的兽形。在龙与虎的纹饰中间,都陪衬着人物与鸟的图像。这些作疾趋姿态的人物与兽形头顶上的飞鸟,形状都特小,像是打底子时加上去的。(图一)

日本确定古墓葬相对年代的手段,历来以随葬品中来自中国的古镜一项最受重视。这种古镜因有中国制作时的纪年,于是就形成了镜的型式序列,但有关该镜最初运至日本的时期,以及传世期间均不清楚。而且易于携带的铜镜这类物品,从镜的本身直接确定它随葬的时期,其中真实性就不无可疑之处。然而,经过日本考古学界前辈们的一番努力,通过随葬古镜以推定墓葬年代的方法已经纳入正轨。尤其日本老式古墓随葬的铜镜类型中,有三百二十余面数量最多的所谓三角缘神兽镜,是公元三世纪由魏经海路运来赠与日本的。该镜五面一套,据说在漫长的年代里一直用作随葬品流传于此。这种同范魏镜一元化分配的理论,就是日本国内鉴定古墓年代的现状。那么,在中国一面也没有发现过的三角缘神兽镜,果真就是《魏志倭人传》中所载景初三年(公元239)魏赠日本女王卑弥呼以铜镜百面的那些镜子吗?关于这一问题,中国王仲殊氏提出铜镜系渡日中国工匠在日所造之说,姑且存之。总之,无论怎样说这种三角缘神兽镜出土多的古墓都是日本早期古墓,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日本古坟时代分作三期,即前期;公元四世纪,中期;五世纪,与后期:六至七世纪)。同时,利用这种铜镜的随葬品给日本古墓进行年代鉴定其重要性也就不容低估,近年来始有重视陶瓷器随葬品的倾向。

早期古坟随葬品中铜镜的类型虽以三角缘神兽镜为最多,但也并非只此一种。本文介绍的那须驹形大冢,以及那须八幡塚两个方形双室古墓,它们都是前面所说的古式的前期古坟,而前者随葬的有画纹带四兽镜,后者随葬的有夔凤镜,这两种镜都是从中国海运来日本保存至今的。而且这两处墓葬出土的铜镜都只有一面,又都在墓主头部,可见两者都属于特别贵重的随葬品。

那须八幡塚出土的夔凤镜,这种汉镜日本传世仅有少数十几面,这是其中之一(见图二)。镜的主要纹饰完整无缺,在纹饰的神态上,虽然线条不够明显有力,铭文又丧失精采,但毫无疑问可以肯定这是中国三国时代之物。驹形大塚出土的铜镜,是继三角缘神兽镜之后,在日本有多数出上的画纹带镜类型中的四乳画纹带神兽镜。但神像不具,主要纹饰只有四兽,同时铭文的编排上可能有失误,因此应推断为时代仅次于八幡塚出土夔凤镜的自中国运来的铜镜。

(伯驿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