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古代处理中央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聚居人群的关系时，大多实行羁縻治理策略。即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特殊的行政单位，保持或基本保持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承认其酋长、首领在本民族和本地区中的政治统治地位，任用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为地方官吏，除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经济上有朝贡的义务外，其余事务由少数民族首领自己管理。羁縻之 ...

中国古代处理中央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聚居人群的关系时，大多实行羁縻治理策略。即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特殊的行政单位，保持或基本保持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承认其酋长、首领在本民族和本地区中的政治统治地位，任用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为地方官吏，除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经济上有朝贡的义务外，其余事务由少数民族首领自己管理。羁縻之治萌芽于战国晚期，形成于秦汉，完善于唐宋羁縻州制度，鼎盛于元明清土司制度，终于清代的改土归流。

秦灭巴蜀后，在原巴、蜀地区首推“以夷治夷”之策，以达到“因俗而治”的目的。但只有在原巴地的自治策略推行较为成功，所积累的成功经验，为统一后的秦汉帝国推行羁縻之治打下了基础。

一、因俗而治：秦在巴地羁縻的背景和具体内涵

巴文化分布地区除嘉陵江中下游“土地山原多平”外，其余地区“滨江山险”，以山地为主，间隔小块盆地、平地，缺少连续农业带和聚居带，不利于产生大型聚落，故不同的族群呈小聚居、大分散状态，相互联系交流相对较少，故其大姓、邑落、族群较多。《华阳国志》谓巴国属民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蛮”【1】。这些族群内部，由于各自离居，往往缺少强力统治者，部落间互不统率。具体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种是分布广泛，以小聚居的形式散居各地的人群。此类人群以百濮最为典型。百濮是上古时期广泛分布于从江汉平原到四川盆地的一个人群。周以来，楚从蚡冒“始启濮”到武王完成“开濮地而有之”【2】，庸、夔等国民众亦以濮民为主。巴国濮人甚众，左思《蜀都赋》李善注引扬雄《蜀都赋》说“东有巴賨，绵亘百濮”【3】。他们“无君长㧾统，各以邑落自聚”【4】，其社会具有散居的特征。

另一种是有一定分布地域，呈大聚居、小群落特点的人群。巴地这类人群较多，但又以嘉陵江流域的板楯蛮和江州以东长江流域的廪君蛮为主。虽然这类人群有相对固定的范围，但各部落有自己的统领，板楯蛮有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5】，廪君蛮的君长则号为廪君。直到汉代，原巴蜀一些地方仍然存在众多“白虎夷王”、“夷王”、“邑君”、“邑长”等，就是各地部落种姓的头人。重庆梁平县汉《浮兰碑》曾“刻汉时官属及白虎夷王及时民等姓名”【6】。汉《繁长张禅等题名》录有“王”、“君”、“长”首领名姓十六人，其中的“白虎夷王谢节”、“白虎夷王资伟”，当为从巴地迁往蜀道的“夷王”【7】。东汉末至三国时期，“巴夷王杜濩、朴胡、袁约”还被魏武王封为三巴太守【8】，《三国志·魏武帝纪》更明确朴胡为巴“七姓夷王”，杜濩为“賨邑侯”【9】，应为战国至汉初板楯蛮后裔中部分部族的首领。汉《巴郡大守张纳碑》提到东汉末巴郡仍有“朐忍蛮夷”【10】，是为部分少数民族仍存在的明证。国家博物馆藏清代奉节县甲高双河口（与云阳县交界）出土“汉归义賨邑候”羊钮金印（图一），是汉代“賨邑侯”存在的重要物证。这些各领不同的人群首领，说明地方族群社会势力仍较强大。故蒙文通先生认为，古代巴蜀地区“有百多个小诸侯”，“古时的巴蜀，应该只是一种联盟，巴蜀不过是两个霸君，是这些诸侯中的雄长。”【11】

图一 汉归义賨邑侯金印

秦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对西周以来的政治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摒弃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分封制【12】，全面实行“郡县制”，即将原来的分权贵族制改为君主专制，原来的“世侯世卿”被中央政府任命的“流官”所代替，行政层面由贵族政治转为官僚政治，故《史记·李斯列传》说“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13】

秦举巴蜀是统一中国进程中最早的，实际上在分封与郡县之间有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秦灭巴后，巴地的邑落社会依然存在，如何管理巴蜀地区的“蛮夷”及其众多“夷王”、“邑君”，避免激化矛盾，以免引起大的反抗，成为秦国治理原巴国的头等大事。

在巴地，秦国创新治理之策，根据因俗而治的原则，创造性采用羁縻之策，实行“郡县”与“分封”的双轨治理办法，取得了十分良好的效果。所谓“郡县”，即以原巴、蜀两国范围分立巴郡、蜀郡，下设若干县级行政建制，以流官管理地方军事、贡赋、盐铁及农业特产等。所谓分封，即承认原贵族的地方领地权、社会治理权、宗族领导权、宗教控制权。郡县与分封两者相结合，形成中央与地方既统一领导、又有效分权，同时给予地方特殊优惠财税、赋予地方有限自治的羁縻之治。

秦对巴地两大主要族群实行羁縻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如下。

对于江州以下的廪君部族，《后汉书》在叙及其缘起后说：

“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