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活跃学术气氛，在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杨富学研究员的筹划与主持下，第83期“敦煌读书班”于2022年7月11日顺利举行。讲座得到杨富学研究员所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敦煌中外关系史料的整理与研究”（编号19ZDA198）的学术支持，分别由三位学者主讲。

第一讲《敦煌新见镇墓文与魏晋十六国河西社会》由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院长贾小军博士主讲，河西学院文学院教授吴浩军进行评议。

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院长贾小军

2014年到201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敦煌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魏晋五凉墓葬进行了发掘，新发现一批用朱书或墨书书写的镇墓文的镇墓陶斗瓶，共计65件。由于简报与正式发掘报告及时、高效发布，为我们深入了解这批镇墓文奠定了基础。讲座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新见魏晋十六国敦煌镇墓文的校录与释读，新发现的这批镇墓文内容丰富，现在根据简报和正式报告以及相关整理著录的成果，对这批镇墓文进行命名、录文、释读。第二部分是对这批镇墓文的风格、特点整理如下三方面：1）纪年信息丰富；2）敦煌乡里记录填补了相关空白；3）镇墓文的格式遵循传统但不拘一格。第三部分是魏晋十六国敦煌镇墓文中的河西社会史。镇墓文本来是为了地下死者解谪祛过，为世上生人除殃祈福等“解谪”和“劾鬼”的作用而书写，经考古发现而公诸于世之后，则成了今人了解古人丧葬习俗和丧葬观念的重要资料，加之敦煌出土镇墓文携带了丰富的信息，对我们认识魏晋十六国河西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至于具体问题，仍然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相信随着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的不断开展，对镇墓文及其携带的历史信息的认识，也会更加深入。

吴浩军教授认为贾小军教授长期从事东汉到魏晋十六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研究，成果颇丰，近年来逐渐将关注重点放在了这一时期的墓葬文献上，其研究视野开阔，对镇墓文的研究，有两个研究方法或者是突出的地方颇有启发意义：其一，就是做河西镇墓文研究不是孤立地就镇墓文进行研究，而是将这一时期河西墓葬出土的壁画进行全面的汇集与整理，从而进行综合观察；其二，在进行文献解读和图像搜集整理的过程中，不仅深入地进行文本和图像的研究、考证，还能从众多的材料中抓住一些共同的东西，并进行深入挖掘，从而让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的每一个方面都得以揭橥出来。

第二讲《围塔拜佛与信仰杂糅——陕西靖边八大梁北朝仿木结构M1壁画再解读》由甘肃省博物馆研究员、研究部主任李永平主讲，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科研规划部主任杨效俊博士进行评议。

甘肃省博物馆研究员、研究部主任李永平

2016年，李永平撰《宗教信仰和家园情怀——陕西靖边统万城八大梁北朝仿木结构M1壁画的试解读》（刊《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16—228页）指出陕西靖边统万城八大梁一号墓的图像结构及内容继承吸收了汉代以来墓室壁画的传统，有着同时期墓葬壁画的共同因素。这次敦煌读书班所讲，乃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阐释，认为该墓所见佛教图像题材新颖独特，表达了墓主人对家园的回忆和佛教的信仰。陕西靖边统万城一号墓北朝壁画中的人物、建筑和图像展示的是信仰者围塔拜佛的场景，佛教壁画中的人物图像中有毗沙门天王和维摩诘，是典型的北朝佛教图像模式。壁画中的动物有中土传统的日中蟾蜍和月中吉兔，又有来自印度次大陆与佛教本生有密切关系的猕猴、大象等，反映了北魏—西魏时期佛教信仰中糅合中土信仰的特点。他从两个方面对他的观点进行阐述，首先是壁画中表现的拜塔敬佛场景。他指出壁画中的自然景观和建筑是佛事活动场所的组成部分，反映集山峦、树木、佛教因素、人物于一体的佛教信仰图像早在公元2—3世纪的江苏连云港孔望山石刻上就已经出现了；其二，是动物图像和信仰的糅合。八大梁M1壁画中的动物既与古代印度和早期的佛教密切关联也还保留着中土传统信仰的印记。这个时候中土传统的12生肖尚未形成，正在酝酿和走向排列的稳定化固定化，在民间信仰上则呈现出相互交错和杂糅的状态。

杨效俊研究员指出李永平研究员的讲座内容可以说是在其2016年论文基础上的新思考，立论重点在于论述墓葬中的佛教因素。与前文相比，本讲座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认为这个墓葬是墓主人表达他的佛教信仰和对佛教神奇的祭祀的立意。针对此次讲座内容杨效俊先生提出以下几点问题：首先，她指出M1墓是否以佛教为主题值得探讨。因为这是考古和艺术学界共同研究的一个问题，即在中国墓葬文化中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且丧葬礼仪具有关键的地位。她指出这些佛教因素在墓葬中，它占多大的比重？它的深度有多广？或者说这个墓葬是否彻底变成了反映墓主人佛教信仰的一种礼仪和宗教空间。其次，就八大梁M1墓主人族属的问题。佛教因素为什么会被选入这个墓葬？而且它是怎样被选择的？怎样被转化的？又是怎样被制作反映在这座胡风浓郁的墓葬中。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讨，不仅能深化北朝墓葬艺术的研究，而且能为北朝时期这个墓葬所处的陕北地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起到重要的启示作用，并对探讨该地区就是北朝的民族宗教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讲《从斯里兰卡狮子岩天女到敦煌飞天》（与敦煌研究院杨富学研究员合撰）由兰州城市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舞蹈系主任杨燕主讲，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祁晓庆进行评议。

兰州城市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舞蹈系主任杨燕

杨燕教授指出，从总体色彩而言，狮子岩天女壁画多采用深绿色、黄色、暗红色和白色。色彩应用丰富，更有立体感。狮子岩天女的壁画借由云层，将天女的上半身凸显于云层之上，下半身（指胯部）则被云层遮盖，给人以天女漂浮云间的感觉。狮子岩天女壁画整体的画风非常细腻，具有浓郁的北印度佛教文化色彩。随着佛教的传播，由南亚次大陆向南北方向传播，南入斯里兰卡，北至中亚、阿富汗、新疆和敦煌地区，并不断地与当地文化艺术相融合，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飞天图像。及至6世纪以后，飞天艺术在新疆等地得到进一步发展，体态显得更加轻盈优美、动感十足。飞天艺术传播至敦煌，飘带成为飞天不可或缺的因素，常以飘带的舞动、飞扬，营造出强烈的动感。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是敦煌艺术的代表，敦煌飞天形象多以女性形象出现，与斯里兰卡狮子岩天女壁画有异曲同工之妙。接着，杨燕教授从艺术造型、色彩应用、线描方式三个方面对飞天图像进行具体分析。最后，她指出狮子岩天女与敦煌飞天二者虽然有联系，但存在比较大的差别。狮子岩注重天女的真实存在感，画面细腻、色彩鲜明，借助涌动的云朵，增加天女的姿态和动态感，活灵活现地展示了天女散花的优美姿态，凸显出特有的地域文化，展示了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现状和乐舞姿态。相较而言，敦煌的飞天是在佛教和道教交融的状态下形成的，意在强调飞的状态，着重表现舞蹈动作的优美。

祁晓庆博士认为对于飞天形象，尤其是敦煌飞天的关注，是学术界曾经非常热门的话题，且对敦煌飞天的研究应该是伴随着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已有很多的讨论。但近些年对于飞天的研究似乎进入到一个较为沉寂的阶段，因为从材料上说没有可以再去挖掘的资料了。但杨燕老师所讲的这篇论文着重利用了斯里兰卡天女形象之新材料，对天女与飞天做了非常详尽的分析和讨论，而且从狮子岩天女与印度药叉女的关系，还有印度的佛教艺术，如印度的天女的形象与阿富汗、巴基斯坦、中亚到中国新疆、敦煌石窟壁画当中的飞天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分析。祁晓庆博士就讲座内容提出质疑，认为印度的飞天的原型应该是在桑奇大塔上药叉女的形象。这一形象向南传到斯里兰卡，向北传到阿富汗、中亚地区，形成两条不同的传播路线，由是形成的图像系统似乎是不太一样的。斯里兰卡更多的是受到印度文化的艺术的影响。从形象上来看，它跟印度的天女的形象要更接近一些。而像阿富汗、巴基斯坦的犍陀罗艺术，到中亚的雕刻上的飞天似乎是受到希腊艺术的影响要更多一些。而新疆和敦煌飞天的形象应该说更多的是受到了犍陀罗和中亚艺术的影响，反而与印度本土的飞天最早的形象要更远一些。

此次学术交流结合网络会议完全采用线上交流的模式，国内外有200余人参与此次“敦煌读书班”活动。在讲座期间，学者们通过语音或视频的方式与异地学者展开深入探讨，加之课题组成员的参与，使得学术氛围极其浓厚。活动顺利地开展有赖于学术界各位学者对于学术的热爱以及求知的热忱，同时也期待“敦煌读书班”能够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