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系“前堂后室”结构，方向196度。墓葬水平残长18米，墓道开口距现地表深约0.3米，墓底距现地表深约6.2米，由墓道、封门、甬道和墓室等部分组成。在前堂东、西两壁预设假室门，假室墓口内壁以“横砖侧立”砌筑有砖墙，以便需要时挖筑侧室。前堂墓顶西南角发现一椭圆形盗洞，开口于现地表，盗洞南北长约2.9、东西宽约1.3～1.78米，向下穿透墓顶进入墓室施盗。在前堂东北部近地面及后室地面清理发现有大面积厚约0.5厘米的草木灰迹及零星白灰层，在前堂填土及西南壁下残存有“五铢”铜钱及陶器残片等。推测墓主原应敛葬于后室，前堂主要用于放置随葬品。

M4为“前堂后室”带东侧室结构，方向192度。墓葬水平长约19.66米，墓道开口距现地表深约0.6米，墓底距现地表深约5.1米。墓道东壁近墓口凿设一小龛，内置一陶壶，口覆半砖。前堂地面残存有陶质生活日用明器30余件组（图三），后室及东侧室填土清理有铜弩机与石握等。在前堂西北角发现颅骨一具及东侧室内残存有下肢骨，前堂、后室地面清理发现有草木灰迹，推测墓主和随葬品放置位置与M1相同。

图二

图三

M5坐东朝西，带南侧室，方向284度。墓葬水平长约17.05米，墓道开口距现地表深约0.6米，墓底距现地表深约4.9米。前堂地面经清理残存有陶器、石握及玉剑彘等40余件组，随葬品摆放有序。

图四

M2、M3、和M6坐西朝东。M2带北侧室，方向102度。墓葬水平长约17.72米，墓道开口距现地表深约0.7米，墓底距现地表深约4.55米。在前堂填土及墓底残存有“五铢”铜钱、铜环及陶案、碟、耳杯等少量器物。在后室发现墓主股骨残骸及铁钉锈渣（图五）。

图五

M3南、北两侧室，方向102度。墓葬水平长约24.2米，墓道开口距现地表深约0.65米，墓底距现地表深约5.3米。甬道顶中部圆形盗洞直径约0.8米，开口于扰土层下，竖直向下穿透甬道顶进入墓室施盗。随葬品有数件陶碟、铜环首刀（柄）、铜钱及骨饰等数件随葬品。其中南侧室出土一件灰陶朱书镇墓解除瓶保存完整，倒置于地口朝东，瓶内淤土夹杂一块白色碎石，其应属刻意放置，疑为瓶身朱书所谓“精石”（图六）。

图六

M6带南、北侧室，方向106度。墓葬水平长17.9米，墓道开口距现地表深约0.6米，墓底距现地表深约5.2米。北侧室西北角有盗洞。在后室中部南北两侧发现朽木灰迹，应该为并列东西向放置木棺两副，木棺西宽东窄，北棺长约1.86、宽0.5～0.55米，南棺长1.66、宽0.5～0.55米，棺底铺垫有白灰渣，墓主骨骸腐朽不存。在前堂填土内清理有陶器残片及南侧室西南角残存陶罐一件。揭露墓底铺地砖时发现，北侧室前端中部有3块红砖背刻铭文（图七），南侧室中部偏北有8块红砖背刻铭文（图八），且铭文砖排列规律，刻铭有纪年及龙纹图案等。结合北侧室“永元三年”砖铭及南侧室“永元四年”砖铭可知，M6系东汉中早期墓葬，主体“前堂后室”结构营建或稍早，北侧室建造早于南侧室。

左：图七；右：图八

根据墓葬形制、模型明器和陶动物组合及随葬品特征初步判断，这6座墓葬系东汉中早期家族丛葬墓地，虽遭盗扰破坏，但仍出土有陶、石、铜等质地文物140余件组。

本次发掘最重要发现是在M6侧室11块有刻铭铺地砖，砖背刻铭在汉墓发掘中少见，对于研究东汉晚期墓葬的葬制葬俗等具有重要意义。刻铭内容有“永元三年”“永元四年”“龙门伊阙”“……事不发……灭绝人……利长……不……亲”“王侯以下……散而灭官……骨……此地奉天守……移位”“弟”“不过前……”“陵存恤弟守陵存血弟尊存血”“大……大”“斗二升半”及龙纹等图案，字体隶、行、草书兼有。龙纹图案在汉代多与升天观念相关，有的也有镇墓辟邪的作用。所以，在汉代墓葬中不论是墓壁中还是随葬器物中，经常会出现跟龙有关的纹饰或器物。此次发现的龙纹形象似腾飞捕猎状，身体呈细长弯曲的蛇形，嘴大张，整体造型简洁明快，生动活泼且动感十足。但因为单体形象出现未见仙官或墓主形象，升仙意味不明，且因为背刻铭砖，反铺于墓室底部，结合铭文内容来看，镇墓辟邪的意义更重。

执笔：苗轶飞、梁依倩、王海旭

作者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