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2年8月2日下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郑君雷教授应邀莅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南汉二陵博物馆多功能报告厅做了题为《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考古学观察——边疆考古的视角》的讲座。此次讲座是“考古广州·名家讲坛”2022年第4讲，讲座由黄洪流书记主持，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业务人员和部分社会热心人士聆听了此次 ...

　　2022年8月2日下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郑君雷教授应邀莅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南汉二陵博物馆多功能报告厅做了题为《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考古学观察——边疆考古的视角》的讲座。此次讲座是“考古广州·名家讲坛”2022年第4讲，讲座由黄洪流书记主持，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业务人员和部分社会热心人士聆听了此次讲座。

　　讲座中，郑君雷教授以汉代考古发现为线索，结合大量文献资料和学术成果，深入分析了汉帝国东北边疆、北方边疆、西南边疆、南方边疆、西域等边远地区汉文化形成的过程、特征以及历史意义。

郑君雷教授讲座现场

讲座现场

　　现将讲座纪要如下：

　　壹 序说

　　1、核心认识

　　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可以从中原地区和边疆地区两重空间形态来看，至少包括两个层次的考古学内容——第一层次，在中原地区表现为旧六国传统与新兴秦汉文化的整合；第二层次，在边疆地区则表现为中原文化的传播及其与当地社会文化的整合，而后者的意义不亚于前者。

　　所谓“边疆地区”，即秦汉帝国边远地区，其边疆特征不仅表现在地理空间属性上，也表现在族群、社会环境及经济文化类型等方面。根据这些多重层次和不同维度的边疆特征，边疆地区自西北朝鲜至东南沿海环绕，即可串连成一个整体的“华夏边缘”。

　　在考古学上如何理解“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可以考察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即全国各地尤其是边疆地区汉文化的形成、以中原人群为主体的“汉人”群体的扩大、边疆地区的开拓和巩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汉代“汉人”并非民族学意义上的汉族，但是这些被称为“秦人”或自称为“中国人”的主体人群已经真实鲜活地存在并且迅速扩大，同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秦汉边疆的民族融合存在非汉族群的“汉化”和汉人移民的“本土化”两条线索，尤其前者更具有历史意义。

　　总的来说，“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一命题，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它对于中国历史疆域和现实版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现今中国统一性与多样性兼具的文化结构，以及东亚汉文化圈的维系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考古学角度对其形成过程及历史意义进行整体论述是很有必要的。

　　2、既往研究

　　学术界普遍认为秦汉时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标志性阶段，考古学者甚至视之为中国文明研究和秦汉考古研究的学科任务。

　　既往考古学者对于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研究从宏观层面到中观层面再到具体研究，均可在“中原视角”“边疆视角”下加以概括——

　　宏观层面，此类研究多立足于中原视角，如2010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专设《秦统一各项措施》一章。中观层面，研究主要考察秦汉王朝与区域发展进程的关系，有些兼顾中原视角和边疆视角，有些则是以边疆视角为主。具体层面，此类研究所涉及问题很多，主要针对边疆考古遗存，大多兼有中原和边疆两重视角，如关于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的墓主族属和社会身份讨论。

　　另外，一些学者也已经敏锐地到把握到秦文化、汉文化在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比如滕铭予指出秦汉文化具有直接继承关系，徐苹芳认为“考古学上证明秦统一的事业是到汉武帝时才逐步完成的”，俞伟超等学者也对于汉文化特征、层次和结构等方面的认识在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考古学研究领域具有很大启发意义。

　　3、基本思路

　　从考古学上研究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涉及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遗存，关联城址、长城、墓葬及各类农业、手工业、商业遗存和简牍、印章等文字资料，考古材料丰富庞杂。因此，在本研究领域需要把握核心线索，寻找有效切入点和突破口。

　　需要重点关注的基本思路有以下：其一，西汉武帝时期是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节点；其二，汉文化的形成是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其三，汉人群体的扩大是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表现；其四，边疆视角是研究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突破口。

　　4、多元背景

　　西汉初年的汉帝国疆域较之秦王朝大为收缩。武帝时期及其后，西北朝鲜、岭南等地才逐渐纳入帝国版图，四川盆地、东南沿海等地汉文化更为发展，并且向西域渗透；边疆地区的一些非汉族群被迫迁移更远，但是大多汉化。

　　西汉帝国基本经济区包括“渭河流域、黄河平原及淮河上游各郡国”（冀朝鼎，基本是小麦种植区），考古学中心文化区包括关中和广义的中原。在中心地区与边疆地区之间，还存在一些过渡区域，如京津唐、陕北等，尤其以长江中游（湘、鄂、赣）连片为一个大板块。在边疆地区以外，如朝鲜半岛南部、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蒙古、印度支那半岛南部等地，则构成了汉帝国的文化波及地带。

秦汉帝国的中原——边疆及其外部世界

　　贰 汉帝国边疆的整合

　　1、东北边疆

　　东北边疆主要包括辽宁和西北朝鲜两大板块。

　　武帝在辽宁地区设置右北平郡、辽西郡、辽东郡；在朝鲜北部等地设置玄菟郡、乐浪郡、真番郡、临屯郡，朝鲜四郡以乐浪郡沿革关系最稳定，汉帝国在朝鲜半岛的统治重心在西北朝鲜。另外，从族群结构来看，西汉帝国东北边疆的本土居民主要是战国“燕貊”后裔和秽、貊。

　　具体来说，战国中期燕占据辽西、辽东地区，燕文化基质上属于中原文化，但是燕国僻在边陲，存在貊人成份，被中原诸侯贬称为“燕貊邦”。辽宁地区西汉文化在故燕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汉文化的形成发展具有“土生”特征。东汉时期辽宁地区见有乌桓、鲜卑文化因素，辽阳壁画墓群主要是汉末曹魏时期公孙氏占据辽东时期的遗存。

　　西北朝鲜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线索与辽东地区具有很大共性，战国以来受到辽东地区燕秦汉文化的深刻影响。郡县设置以后，以乐浪汉墓为代表的汉文化整体取代了以细形青铜短剑、细纹铜镜和石棺墓、土坑木棺墓为代表的土著文化。东汉时期，建武年间汉帝国摒弃了东北朝鲜“岭东七县”，当地主要是秽人，建安年间公孙氏政权向南开拓设置了带方郡。

　　2、北方边疆

　　北方边疆主要包括内蒙古南部（雁北、银川平原）、河西走廊（河湟谷地）。

　　从族群结构看，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大漠南北是汉代匈奴的活动区。大月氏、乌孙西汉初年在河西走廊游牧，后在匈奴的攻击下西迁中亚。湟水谷地则是小月氏与羌人杂居区。

　　北方边疆以内蒙中南部为重心，为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的拉锯地带。武帝以后西汉帝国为控制内蒙古中南部，设置云中、朔方、五原、西河等郡，内地移民屯田实边，号称为“新秦中”，属于汉文化形成发展的“移民类型”。另外，汉帝国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设置西河属国、上郡属国等建制，以安置内附匈奴，外贝加尔地区伊沃尔加等匈奴遗址亦存在汉文化因素。东汉永元三年（91年）北匈奴西迁，鲜卑随而西进，建安二十年（215年）省罢五原等郡。

　　西汉武帝以后在河西走廊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河西走廊缺乏经济腹地，西汉帝国经略目的在于“凿空西域、隔绝羌胡”。河西走廊编户人口较少，塞防候望和军垦屯田体系完备，经济文化类型以“绿洲耕牧”为主，社会风尚“咸以兵马为务”，“军戍”色调浓厚，汉简见有戍卒、田卒、骑士等军屯人口。西汉末年，随着西海郡设立，汉文化整体占据这一地区。当地汉、羌、胡糅杂的族群背景，在大通上孙家寨墓地多有体现。

　　3、西南边疆

　　西南边疆主要包括四川盆地、云贵高原两大块。

　　汉帝国西南边疆的西南夷包括氐羌、濮越、巴蜀三大集团。巴、蜀文化具有较大共性，尤其蜀人社会发展程度最高，对西南边疆以至越南北部产生强大辐射。巴蜀以外的西南夷以滇、夜郎、句町最强盛，滇文化以青铜制造业闻名。

　　西汉初年和武帝时期四川盆地设置巴郡、蜀郡、广汉、犍为四郡。《汉书·地理志》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不过《史记·货殖列传》记述的西南夷并不包括巴蜀之地，西汉前期汉墓中的船棺葬俗和巴蜀式铜器已经绝迹。前316年秦举巴蜀后，秦文化的强势介入先行削弱了巴蜀文化的根基，巴蜀文化在战国晚期已经逐渐转型，这是巴蜀文化迅速融入汉文化的原因。

　　汉帝国掌控云贵高原是一个多种手段并用的缓慢进程。以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永昌郡的设立为标志，云贵高原全部纳入帝国版图。云贵高原地势崎岖，西南夷社会结构分散、发展不平衡，主要依靠当地王侯君长的“羁縻”统治方式可以极大地降低统治成本。

　　西汉武帝以后在南夷地区设置牂柯郡、益州郡。虽然设置郡县，但是土著青铜文化的繁荣期持续至东汉早期，汉式陶器出现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东汉中期以后，云贵高原整体为汉文化占据。

　　4、南方边疆

　　南方边疆主要包括岭南、东南沿海两大块。

　　汉帝国南方边疆的百越居民具有某些“海洋性”的人文特征，南亚蒙古人种成份比较强烈，与东南亚关系密切，文化基质与中原人群有较大差异。

百越人群的分布及迁徙

　　西汉前期南越国占据岭南。武帝灭亡南越国后设置九郡。南越国文化实质上是一种越、汉融合的新型越文化，中上阶层的民族意识是越化的，却主要采用汉式墓葬制度。“次生越人”的发展是岭南汉文化赖以形成的基础。

　　越南北中部地区属于交趾三郡，已在53处地点发现汉墓230余座，绝大多数分布在红河平原和马江平原，往往与东山文化的土坑墓、船棺墓共存，年代为西汉中晚期至汉末吴初（韦伟燕），墓主基本是包括郡县官吏在内的北方移民。

　　吴、越两国是百越人群中社会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两支，当地在西汉前期设置鄣郡（武帝更名丹阳郡）、会稽郡（东汉顺帝析出吴郡）。江浙地区西汉前期汉墓中的吴越文化因素较强烈，西汉中晚期汉墓主要随葬高温釉陶和硬陶。

　　浙江南部和福建地区分别属于东瓯国和闽越国，武帝时期灭亡后隶属于会稽郡，但是居民大量徙处“江淮之间”。这两个地区的土著越文化蕴味浓厚，汉文化遗存分布有限。

　　江浙地区历经楚文化占领和秦汉设置郡县的冲击，但是以印纹硬陶和土墩墓为代表的吴越文化因素存续至汉代甚至更晚，并且向周边扩散。百越“文化基质”得以积淀保留，表现之一即是印纹硬陶、原始瓷、高温釉陶技术传统最终在东汉发展为青瓷。江浙地区汉文化的形成发展是中原文化和百越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5、西域

　　自西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张骞凿空西域，至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设置西域都护，汉帝国采取控制行政治所、屯戍据点和交通线路的经略方式掌控了西域，但是并未设置郡县。

　　汉文化遗存仅是在楼兰方向有较集中的“面”上分布。南疆的汉代城垒、烽燧和汉式遗物主要分布在西域诸国王城沿线的丝路中道、南道。北疆巴里坤草原等地的石建筑、石堆墓、土墩墓等遗存与大月氏、匈奴、乌孙、塞人等游牧族群有关。塔里木盆地周缘汉晋墓地随葬器物中的汉文化因素是判断墓主等级的重要标准。

　　叁 历史余绪

　　西汉帝国边疆地区的社会整合过程绝非整齐划一，历史内容亦千姿百态。一般讲，汉人与非汉族群接触经历隔离、共处、融合三个阶段。持续共处会发生族群融合，非汉族群的融合形式为涵化、同化，汉人也在经历“本土化”。

　　现今中国的疆域基础、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结构、统一性与多样性结合的文化结构乃至东亚汉文化圈的维系，即是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历史遗产。

　　讲座最后，郑君雷教授耐心地解答了场内热心听众的提问，对汉代模型明器尺寸的考古学意义、岭南地区“架棺”习俗的考古学观察等学术问题与大家进行了热烈的交流。最后，黄洪流书记为郑君雷教授颁发了讲座证书。（整理：梁云诗　摄影：黄依桐）

（图文转自：“广州考古 南汉二陵博物馆”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