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

2019年10月20～2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主办，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会·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业委员会协办的第四届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2019蒙古、贝加尔西伯利亚和中国北方古代文化研究”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英国、比利时、韩国、日本、中国等国家的80余位考古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大会。大会围绕“发现与研究”、“宗教与艺术”、“文化与技术”、“互动与交流”四个主题展开。研究的时间范围从旧石器时代至蒙元时期，内容涉及聚落、城址、墓葬、岩画以及古环境研究、民俗研究、考古理论研究等方面。本文以研究讨论议题所涉的时间为序，对本次会议的研讨内容做一综述。

本次会议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主要涉及石器加工技术、古环境变迁、人类迁徙以及考古学理论应用等方面的内容。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理工大学阿列克谢·特坦金（Aleksei Tetenkin）助理教授介绍了西伯利亚东部维季姆河（Vitm River）流域科夫里日卡（Kovrizhka）四号遗址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层，距今19200～18200年，被称为“科夫里日卡阶段”。文化层中发现了目前这一地区年代最早的居住址。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斯维特拉娜·施奈德（Svetlana Shnaider）研究员通过分析中亚西部阿赖河谷（Alai Valley）、东帕米尔地区（Eastern Pamir）主要遗址中发现的石器、木器及岩画遗存，认为人类从距今13800年到7200年间曾数次进入帕米尔高原，这比以往研究中推断的时间要早得多。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蒙古、佛教和藏学研究所娜塔莉亚·策德诺娃（Natalia Tsydenova）研究员将孢粉学的研究成果与碳十四测年结果相结合，重新审视了贝加尔地区晚更新世至早全新世陶器的出现、发展和与之相应的自然环境的变化。西伯利亚联邦大学格鲁列夫·德米特里（Gurulev Dmitriy）研究员介绍了中西伯利亚南部安加拉河（Angara River）流域更新世晚期的伊特米拉（Itomiura）遗址，遗址发现了两个采用湧别技法制作的楔形石核，这种技法在本地区首次发现，区别于其他常见的剥片技术。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理工大学伊利亚·乌拉诺夫（Ilya Ulanov）研究员介绍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南安加拉地区的两种制陶传统及相互间的影响，戈雷利莱斯（Gorely Les）和乌斯季—凯塔（Ust-Khaita）遗址中发现的网印纹和绳纹相混合的陶器印证了这一点，这一发现对于重建中西伯利亚南部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过程具有重要意义。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理工大学德米特里·克齐金（Dmitrii Kichigin）副教授简述了近年来贝加尔湖西岸米斯乌尤加（Mys Uyuga）墓地2号发掘点的情况。遗址中9座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葬式均头向北，以仰身直肢葬为主，4座青铜时代墓葬的人骨保存较差，以仰身葬为主，头向西，随葬品以骨器为主。两个族群间是否存在关系尚未可知。陈胜前教授运用文化生态学理论，结合乌兰察布市裕民遗址、四麻沟遗址的新发现，探讨了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对环境进行开发利用的方式，并将其特征归纳为“强化的采集、高流动的狩猎性、以农业为辅、明显的季节性利用、具有较高的文化适应风险”五个方面。

这一时期，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地带的联系更加密切频繁，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会上中国学者主要就近几年新疆地区青铜时代的考古发现，对该区域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流、互动进行了探讨。国外学者则对多学科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做了详细的介绍。

中国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因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最前沿阵地。参会学者重点介绍了新疆阿勒泰地区、伊犁河流域、博尔塔拉河流域、东天山地区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

韩建业教授在探讨铜石并用时代新疆北部、西北部考古遗存的文化面貌时，将其与米努辛斯克盆地的相关文化进行比较，进而对“阿凡纳谢沃文化的来源”、“洞室墓”、“羊牛之路”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贾笑冰研究员认为博尔塔拉河流域史前聚落按规模可分为三个等级，反映了当时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居住址与墓地相对应的聚落模式暗示了博尔塔拉河流域在史前时期更趋向于定居模式。于建军研究员通过对新疆阿勒泰地区发现的切木尔切克文化、阿凡纳谢沃文化考古遗存的梳理分析，认为前者在阿勒泰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后者虽也进入该地区，但一直处于边缘状态。结合通天洞遗址的考古发现，他指出，该区域以切木尔切克文化为代表的青铜文化是否继承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传统是值得思考的。阮秋荣研究员将伊犁河流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距今约5000年左右）、第二阶段（距今约4500年左右）资料较少，分别以种羊场墓地和吉仁台沟口遗址的早期墓葬为代表。第三阶段（距今约3500年左右）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阶段，墓葬分布广，地方特征明显，以吉仁台沟口遗址王陵大墓为代表。第四阶段（距今约3000年左右）以吉仁台沟口遗址晚期墓葬为代表。这一划分表明新疆与中亚、南西伯利亚地区在青铜时代存在着广泛的联系与交流。马健副教授介绍了新疆东天山地区青铜时代聚落半地穴式、地面式、高台式房屋遗址。巴里坤海子沿遗址的发掘揭示了东天山地区古代房屋建筑兴建、沿用时间主要集中在公元前1300～前800年之间，经历了多次建造、废弃、沿用的过程。聚落形态与房屋的建筑结构可能主要受到河西走廊西端西城驿文化、四坝文化的影响。

此外，与会学者的报告还涉及了石板墓文化、青铜泡以及青铜冶炼等方面。杨建华教授代学生金东一（Kim Dongil）博士讲述了外贝加尔地区石板墓文化早期的德沃尔奇类型与中国北方的交往。她认为该类型在中国境内的首次传播是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交往，中间阶段传播到玉皇庙文化，主要体现在鹿类型动物纹饰上，最后一次是玉皇庙文化向内蒙古地区的间接传播。孙危教授使用统计学方法，从石板墓与匈奴墓的葬仪、形制以及出土器物等多方面进行对比，认为多个证据都指向匈奴墓葬对石板墓的继承关系。邵会秋教授在系统梳理北方地区出土的先秦时期铜泡的基础上，将其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就每个阶段铜泡的形制、性质和功能、地域差异做了分析。李延祥教授通过对嫩江中下游地区青铜冶炼遗存的调查和研究认为，该区域存在基于本地资源的青铜冶金技术，已发现的有砷青铜、锡青铜、砷锡青铜等多种合金类型。

国外学者在这一时段的报告交流中，注重考古发现与多学科研究的结合，涉及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古DNA研究等多个方面。

俄罗斯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弗拉基米尔·塞米诺夫（Vladimir Semenov）研究员将图瓦地区图拉达什（Toora-Dash）遗址的青铜时代文化层与该地区发现的同时期墓葬相结合，探讨了图瓦青铜时代墓葬的文化特征及其与周边文化的关联。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秋明科学中心康斯坦丁·索罗德米科夫（Konstantin Solidovnikov）研究员通过对蒙古国中、西部早期青铜时代人头骨的分析，认为中部地区男性的头骨特征贴近于东欧人种，西部的切木尔切克文化人群则代表典型的蒙古利亚人种，这一人群内部少量表现出的欧罗巴人种特征应是受到阿凡纳谢沃文化残余部族的影响。俄罗斯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阿列克赛·科瓦廖夫（Alexey Kovalev）研究员介绍了科布多河谷上游地区的青铜时代早期克尔木齐文化祭祀遗址。研究发现石围板的刻划图案与西欧部分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刻遗存的图案十分相似。俄罗斯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安德烈·帕列科夫（Andrew Polyakov）研究员指出，新的古DNA研究数据表明，南西伯利亚地区奥库涅夫文化（Okunev Culture）中的男性属于欧洲的基因序列，75%的女性属当地蒙古利亚人种的基因序列。结合碳十四测年结果，他将该文化分为三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文化特征做了解读。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大学德米特里·帕宾（Dmitriy Papin）研究员把基因序列分析、放射性碳十四数据测年、同位素研究等多学科技术运用到阿尔泰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聚居生活的重建中。俄罗斯布里亚特国立大学亚历山大·策比克塔洛夫（Aleksandr Tsibiktarov）教授以石板墓文化（Slabstone-tombs Culture）、赫列克苏尔文化（Khereksur Culture）相交地带的考古遗存为研究对象，探讨了青铜时代晚期各族群间在发生冲突时互动、交融的方式和过程，即由和平谈判到武力较量，再回归和平谈判。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大学阿列克谢·提什金（Alexey Tishkin）教授通过研究赫列克苏尔墓葬和祭祀遗存中殉葬马骨的性别、年龄、DNA等特征，发现了马的殉葬与游牧民族生业经济和祭祀礼仪的关系，并呼吁学者们增加对该类墓葬周边遗迹现象的关注。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大学安德烈·瓦列诺夫（Andrei Varenov）副教授主要讨论了蒙古境内鹿石上神秘肉食性动物捕食图案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通过对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虢国墓地出土的铜镜等器物上类似图案的分析，他认为这些图案与鹿石并非同一时期，应存在悠久的历史传统，表现的应是人去世后另一个世界的场景。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玛利亚·戈尔亚耶娃（Maria Goryaeva）研究员通过研究欧亚草原公元前6～前3世纪墓葬的空间特征，解读了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地理观念。她认为欧亚草原考古学文化存在一个“斯基泰—西伯利亚共同体”，该共同体又分为两个文化体，分别将南北向、东西向作为重要的地理概念，并视其为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内容。俄罗斯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玛丽娜·库鲁诺甫斯卡娅（Marina Kilunovskaya）研究员介绍了她们对乌布苏湖北岸青铜时代至中世纪时期岩画遗存调查和保护工作的最新进展。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大学彼得·达什科夫斯基（Peter Dashkovskiy）教授通过对阿尔泰西北部奇涅塔二号（Chineta-II）墓地21、31号墓（公元前4世纪）出土漆器残片的分析认为，早在斯基泰时期中国漆器就已传播到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地区。

此外，韩国忠南国立大学朴淳发（Park Soon Barl）教授结合中国学者的研究梳理了韩国黏土带土器文化的发展脉络，英国牛津大学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教授则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探讨早期中国社会不同人群的文化互动问题。

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长期活动的地区主要在蒙古高原的大漠南北，在此广袤的地域内，匈奴、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存。国内外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为深入研究北方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有利条件。会议中，学者们从生业经济、丧葬习俗、人群迁徙、文化传播等多个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历史时期城址考古新发现的展示和研究是本次会议的一个热点，一些国外学者所做的民族学调查和研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1.匈奴文化的研究　本次会议一个亮点是对近年来新发现匈奴城址、墓葬材料的公布和研究。这些成果为我们探讨匈奴帝国游牧社会的生业模式、部落组成以及城址的功能和性质提供了新材料。

在墓葬的新发现方面，蒙古国乌兰巴托大学额尔德尼巴特尔（D.Erdenebaatar）教授介绍了蒙古国后杭爱省高勒毛都2号墓地M189和M10匈奴贵族墓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他认为M189和部分附属墓葬被盗扰的情况应与中国史书记载的乌桓破坏匈奴墓的情况相吻合。蒙古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查干·特尔巴图（Tsagaan Turbat）主任介绍了塔米尔河（Tamir River）下游地区塔米尔乌兰和硕墓地（Tamiriin Ulaan Khoshuu）的考古发掘情况。该墓地东西向埋葬方式、出土陶器较多、随葬武器和动物骨骼数量较少的状况异于其他匈奴墓。俄罗斯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谢尔盖·米尼亚耶夫（Sergey Miniaev）研究员重点介绍了布里亚特共和国查拉姆（Tsaraam）山谷匈奴贵族墓地的新资料。已发掘的贵族大墓位于墓地西北部，平面呈甲字形，两侧随葬有南北向排列的小墓，墓内出土有精美的随葬品。

在城址的新发现方面,陈永志研究员介绍了2014～2019年中蒙双方联合在蒙古国和日门塔拉三连城遗址发掘工作的新进展和收获。他认为三连城的建筑规模和布局，表现出大型礼制性场所的特征，应是文献记载中的“祠社”。新发现一座匈奴墓葬打破了西城的中心台基，根据墓葬中出土的西汉中后期的日光镜推断，三连城的废弃年代或较早，可能与公元前1世纪中叶北匈奴内部的分裂有关。

在体质人类学研究方面，蒙古国国立大学米格玛尔·额尔登（Myagmar Erdene）教授对蒙古国松吉瑙山（Songino Mountain）山谷里的一座匈奴平民墓进行了研究。墓主为一位怀有身孕的女性，分析发现她的骨骼比一般匈奴女性瘦小，盆骨发育不完全，这是导致她难产死亡的重要原因。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匈奴时期人口多寡与地理环境、饮食结构存在联系。

2.鲜卑文化的研究　对于鲜卑文化的研究，学者们主要围绕早期鲜卑遗存的源流、鲜卑族的迁徙路线、北魏建都平城时期的墓葬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潘玲教授通过对相关遗存的对比分析认为，扎赉诺尔等早期鲜卑遗存并非来源于完工墓地，而是来源于东贝加尔地区以佐戈尔一号（Zhorgel-I）墓地为代表的“匈奴—鲜卑”遗存。此外，她还探讨了鲜卑文化传统在呼伦贝尔地区延续的问题。

魏坚教授介绍了在蒙古国鄂尔浑省艾尔根敖包墓地的发掘和研究现状。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这批墓葬年代范围在公元前50年至公元150年之间。结合墓葬的地理位置、形制和出土遗物的情况，魏坚教授认为这一族群应与史书所载“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相吻合，且其应是七郎山鲜卑人群的前身。拓跋鲜卑族的迁徙除了学界认可的南下路线外，其中一些部落应是先西迁穿越蒙古国西部的肯特山地区，进入鄂尔浑河流域后，又南下迁徙至“匈奴故地”。如果这一推断无误，艾尔根敖包墓地的发掘或将改写蒙古高原的古代历史。

倪润安教授认为北魏建都平城时期的墓葬文化经历了“北魏制”的确立和回归晋制的过程。结合历史文献，他重点分析了“北魏制”的形成过程、组成部分以及在考古遗存中的体现。

3.契丹、女真、蒙元文化的研究　关于契丹、女真、蒙元文化的研究，学者们的发言内容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关于契丹文化的研究，英国阿伯丁大学约书亚·怀特（Joshua Wright）助理教授介绍了自20世纪90年代起吉林大学和美国匹兹堡大学合作进行的赤峰中美联合考古研究项目（CICARP），回顾了在辽政权疆域内进行的10余次区域性考古调查。日本大谷大学武田和哉（Takeda Kazuya）教授从历史学角度分析了契丹族兴起的过程、建辽后的统治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董新林研究员从布局和沿革两方面将2011～2016年辽上京发掘和研究的收获归纳为：首次确认了辽上京宫城的位置和规模、辽上京城曾存在东向为尊的情况、西山坡遗址为佛寺遗址、上京从辽代都城宫城和皇城“回”字形环套的格局逐渐向金代地方性城市演变的过程。近三年在宫城内的发掘证明了辽上京东向中轴线始终未发生变化，为单一轴线。学者王达来以辽墓壁画材料为中心，结合历史文献和传世绘画作品，他认为，叉手礼流行于五代，盛行于唐宋辽金时期。在此基础上，他将辽墓壁画中的叉手礼归纳为6种典型的样式，其中A样式（左手紧握右手大拇指，置胸前）最为流行，与文献吻合。

关于女真族所建金朝的研究，日本博多女子高等学校高桥学而（Takahashi Gakuji）主任以东北路界壕为线索，重点从其结构建造与操作面上解读了金朝对界壕防线纵深性的理解，同时在瓮城的构造和后勤补给方面分析了界壕所具备的攻势作用。

关于蒙元文化的研究，俄罗斯喀山大学阿依拉特·斯迪科夫（Ayrat Sitdikov）研究员对伏尔加河流域金帐汗国时期的城址进行了研究。他指出随着金属货币交易方式的发展、丝绸之路的繁荣，一些从中国、中亚传入的新产品、新技术在伏尔加河地区的城镇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俄罗斯喀山大学谢尔盖·博加洛夫（Sergey Bocharov）教授介绍了13世纪下半叶至14世纪初，蒙古帝国的发展对黑海北部和克里米亚半岛城市、贸易和文化格局的影响以及蒙古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在这一地区经济文化交流中的角色和作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理工大学阿图尔·哈林斯基（Artur Kharinskii）教授则分阶段介绍了10～14世纪生活在蒙古国库苏古尔地区蒙古人在墓葬葬式、葬俗、随葬品等方面的变化。

4.历史时期的其他研究　除了以上对匈奴、鲜卑、契丹、蒙古族遗存的研究外，关于历史时期其他城址、墓葬和多学科研究方面的成果也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关注。

除匈奴三连城、辽上京遗址外，唐代北庭都护府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也引起了广泛关注。郭物研究员通过对该城址城门和城内佛寺等的发掘和研究，认为北庭故城基本是唐代通过庭州、北庭都护府为代表的机构统治西域的150多年间不断建设完成的，大小两套城墙的变化应当反映了北庭故城从庭州到北庭都护府、伊西北庭节度使的发展演变历史。高昌回鹘和蒙元时期基本沿用唐代北庭大的形制布局，仅做局部的修补和更改。俄罗斯图瓦人文、应用社会经济研究所德米尔·图卢什（Demir Tulush）研究员提出，在图瓦共和国境内发现的20处古城遗址可分为匈奴、回鹘、蒙元三个时期。根据建筑材料的不同，又可分为四个类型。第一类是泥土砌筑没有城墙的建筑遗址，规模较小，属匈奴时期；第二类是泥土砌筑带城墙、宫殿建筑的城址，规模较大且布局相近，属回鹘时期；第三类是石筑的烽燧遗址，属回鹘时期，目的是为了防御来自北部的威胁；第四类是元代古城遗址。

在本次会议的墓葬和石像研究方面，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康斯坦丁·楚古诺夫（Konstantin Chuhunov）研究员介绍了位于阿尔泰边疆区布格里（Burgry）墓地的发掘情况，已发掘墓葬的年代在公元前3世纪晚期，封堆直径超过100米，其下有3处墓坑，出土金银饰件、镀金青铜头像、木质武士俑、漆器等精美文物，其中动物形金器和马家塬墓地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日本龙谷大学徐光辉教授从考古学上讨论了墓主图像与北朝壁画墓断代问题。根据墓主图像的不同组合及相关年代，他认为5世纪前期的二三十年间是墓主图像样式发生演变的过渡时段。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大学尼古拉·斯热金（Nikolai Seregin）副教授论述了阿尔泰地区匈奴—鲜卑—柔然时期布兰科宾（BulanKoby）文化中的达亚彦（Dyalyan）传统。该传统在本地区的匈奴时期已经存在，但不同时代的特征略有差异，近年在阿尔泰北部地区乔布拉克（Choburak）1号墓地（公元4世纪下半叶至5世纪初）中也有发现，这批墓葬具有墓室长、头向西北、均在人脚处殉马的特征，与匈牙利阿瓦尔人的墓葬较为相似。本地区的布兰科宾文化终止于5世纪的下半叶，阿瓦尔人迁徙至欧洲中部的时间也大概在6世纪，因此，这批墓葬的发现或许能为探索阿瓦尔人的起源问题提供帮助。俄罗斯图瓦人文、应用社会经济研究所库拉·阿亚纳（Kuular Ayana）研究员以图瓦地区巴扬科尔奇克（Bayankolchik）河边的中国石像为研究对象，梳理了其被发现和研究的历史，同时对其特征和文化因素来源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考古学越来越重视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这在本次讨论会上亦有体现。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大学学者塔蒂安娜·帕什科娃（Tatiana Parshikova）回顾了20世纪40～50年代，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鲁登科（Sergey Ivanovich Rudenko）为首的考古学者在阿尔泰地区考古学研究中积极引入自然科学方法的历史，这些方法对于历史重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也影响至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大学学者恩和巴雅尔·米吉德道尔吉（E.Mijiddorj）从体质人类学上对蒙古国南戈壁省一个汉代受降城东侧堆砌有人骨的遗迹单位进行了研究，发现这批人与原匈奴人不是同一人种，而与分布在内蒙古地区的鲜卑人种比较接近。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蒙古、佛教和藏学研究所莉迪亚·达西耶娃（Lidiya Dashieva）研究员在民族文化群体仪式歌曲传统的背景下，对不同人群之间歌曲文化传统的差异、联系等进行辨识，分析了布里亚特民族文化群体的起源问题。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国立大学艾朱·瓦列热吾纳（Aiyzhy Valerevna）副教授基于1996年至今的田野调查资料，重点介绍了图瓦人生育仪式中为孩子“剪除胎发”的部分。此仪式在蒙古、俄罗斯、中国的图瓦人中至今仍有保留，通常会由地位特殊的男性主持，表达了孩子理发之前由上苍保佑，理发之后由亲戚保佑的心愿。她还介绍了中、蒙、俄三国图瓦人在仪式的剪发时间、地址、参与人员等方面的差异以及这一传统延续至今的变化。

本次会议展现了丰富的学术信息和广阔的学术视野。魏坚教授在总结中说，在探讨华夏文明的同时，还应关注蒙古高原、关注米努辛斯克、关注更北方的西伯利亚，如此才能更深入地探讨欧亚草原文明形成的历史进程，从而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进程。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编校：杨春红

审校：宋　俐

审核：陈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