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内容提要〕1931年，后冈遗址首次发掘即成为标尺性的典型遗址。90年来，后冈遗址历经九次发掘，被确认为后冈一期文化和后冈二期文化的命名遗址，同时也是殷墟范围内西北冈王陵区之外最重要的墓葬区。后冈遗址90年的考古史构成了中国考古学探索进程中许多显要而关键的章节。后冈位于安阳高楼庄村北，乃洹河南岸一高岗地，因居于村后故名后冈。1931年， ...

　　〔内容提要〕1931年，后冈遗址首次发掘即成为标尺性的典型遗址。90年来，后冈遗址历经九次发掘，被确认为后冈一期文化和后冈二期文化的命名遗址，同时也是殷墟范围内西北冈王陵区之外最重要的墓葬区。后冈遗址90年的考古史构成了中国考古学探索进程中许多显要而关键的章节。

后冈位于安阳高楼庄村北，乃洹河南岸一高岗地，因居于村后故名后冈。1931年，考古学家梁思永主持后冈遗址首次发掘，发现了著名的三叠层堆积。自此，后冈遗址成为继仰韶、龙山两处遗址之后，第三处著名的新石器时代标尺性遗址，不仅是后冈一期文化和后冈二期文化的命名遗址，同时也是殷墟遗址范围内发现重要殷代遗存的显要地点，在殷墟考古中亦占据重要位置。

　　一、后冈遗址的九次考古发掘

后冈遗址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冈顶高出今附近地表约4米。1930年，当地村民把后冈叫作高楼庄后的大谷堆。关于遗址的面积，梁思永记述为，后冈作不规则长圆形，南北约长300米，东西宽约220米。其文化遗存的范围，南北长约175、东西宽约130米，面积约为2?275万平方米。这一面积范围大概只是包括冈顶及半坡附近地域，未将坡底一带纳入在内。因此，1979年后冈第八次发掘的报告称，后冈南北长约400、东西宽约250米，遗址面积约10万平方米。

后冈遗址在1931—1991年间先后经过九次考古发掘。其中，1949年以前共计发掘四次，均属于1928—1937年殷墟历年十五次发掘的一部分，分别对应于殷墟发掘的第四、第五、第八、第九次。后冈第一第二次发掘所发现的三叠层堆积，使后冈成为著名的标尺性遗址。后冈第三第四次发掘的殷代大墓，揭开了寻找殷王陵的序幕。1958—1991年，后冈遗址又经历了五次发掘，仰韶和龙山两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因面貌独特，分别被命名为后冈一期文化和后冈二期文化。

后冈第一次发掘，时间在1931年4—5月，由梁思永主持，参加者有吴金鼎、刘燿等。发掘地点在冈顶附近，以顶点为原点向四方发展，开坑25个，面积约216平方米。虽然在1929年发掘小屯时，李济就注意到后冈并欲在此发掘，但后冈首次发掘的直接缘起是前一年城子崖遗址的发掘。1929年冬，殷墟第三次发掘结束后，安阳发掘因故暂停达一年之久。这期间，前中央研究院与山东省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于1930年秋，在济南龙山镇城子崖发掘黑陶文化遗址。吴金鼎作为城子崖遗址的发现者参加了发掘工作，梁思永虽然未参加此次发掘，但参与了报告的编写工作，可以说，两人对城子崖的材料了然于心。后冈发掘前，梁思永与吴金鼎到遗址勘察，地面采集到很多与城子崖相似的陶片。这应是当时发掘后冈的主要动机之一。李济指出，城子崖的发掘为重新解释过去在殷墟遇到的问题，提供了一些新依据。进一步说，城子崖给研究殷墟问题的人提供一批重要的比较材料，考古组的同仁也由此得到了一种较深刻的认识，“要了解小屯必须兼探四境”，第四第五第六次的安阳发掘很受这个新认识的影响。胡厚宣评论说，城子崖的新资料推动了殷墟的第四次发掘，为了兼探小屯四境，于是便有了小屯西边的四盘磨和东边后冈两个地点的发掘。

后冈首次发掘的遗迹有龙山期白灰面、小屯期窖穴，遗物包括三个时期：仰韶期的陶石器，龙山期陶骨石器，小屯期陶石器及一块字骨，这是小屯之外首次发现字骨。此次发掘又因地方战事而被迫停止，当年秋天，梁思永奔赴山东城子崖。1931年10月，城子崖遗址第二次发掘，发掘者主要有梁思永和吴金鼎等。此次发掘的缘由是当年春天后冈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与城子崖大致相似的遗物，证明城子崖文化所及范围甚广，因此，有必要再次发掘以充实材料。而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则又一次促进了后冈的第二次发掘。在1930—1931年两年时间里，城子崖与后冈两处遗址相继各发掘两次，互为因果与促进，相辅相成。梁思永往返于两个遗址之间，最终促成了后冈三叠层的发现与辨识。

后冈第二次发掘，时间在1931年11—12月，仍由梁思永主持，参加者主要有刘燿等。发掘点仍在冈顶附近，开坑20个，面积约385平方米。遗迹发现龙山期白灰面和夯土围墙，以及小屯、龙山、仰韶三层文化的清晰堆积，即三叠层堆积。出土遗物主要是陶片，仰韶期有红陶彩陶钵、圈口瓶和灰陶高脚鼎等，龙山期有绳纹灰陶或光面黑陶尖鬲足、甗及鬼脸式足鼎等，小屯期有绳纹灰陶肥鬲足、刻纹白陶及卜骨等。

龙山期的圆形白灰面建筑遗存，共计发现8处23面，这是首次发现此类遗迹。梁思永推定其性质或为祭天建筑。当时虽未认识到是房址遗迹，但田野考古技术层面无可挑剔，解剖发掘相当精细，尤注重遗迹的横纵关系分布，不仅注意到平面分布规律，还辨识出纵向分布存在重叠，并进一步判断最早的白灰面在冈东部。

小屯期的长方形深坑与小屯所见的完全一致，东西长1?7、南北宽0?9、口距地表深1?1米，深距地表9?3米见水仍未到底。出土小屯式陶器、龟甲、字骨、白陶片及鹿角等。梁思永推测其性质可能为祭山林川泽的祭祀坑。

严格说来，后冈地层之准确认识是在第二次发掘过程中才得到的。梁思永此时刚从城子崖发掘归来，对龙山遗物的具体形象非常熟悉。梁氏在发掘小记中对地层与文化层有详细描述，其科学之操作技术于今毫不逊色：“后冈地面下的土层，发现各种深浅的灰、黄、绿、黑、褐等颜色纵横交错，似乎情形复杂，但在第二次发掘停工之前，我们已将这些各色的土层分别的归并为三大层。这三层在地面下的关系是：第一层在第二层之上，第二层在第三层之上。在全冈上还没有发现过第一二三3层重迭的情形，也没有发现第一层直接堆积在第三层上的情形。第一层与第二层之间，黄土绿土混杂，没有清楚的界线；第二层与第三层之间，有硬褐色土一层（山东龙山镇土人呼为鸡矢拌土），界线分明，一目了然。”

根据上述描述可知，后冈遗址的文化层堆积既非只有三层，亦非是整合的序列，而是各层单一或其中的两层或更多层互叠散布于四处。梁思永田野考古技术的重要意义，在于动态而全方位地观察整个冈地文化层（包括遗迹如白灰面）的纵横布局。地层归并后的三叠层，也不是1—2—3三层依次叠压，而是1—2、2—3的情形。梁氏不仅搞清楚了其全部顺序，更重要的是，还搞清了每一层的平面分布范围，以及厚度变化，由此建构了整个冈地文化层堆积的三维立体图形，然后再纳入每一层的出土遗物特征，又全方位了解遗物的分布情景。后冈考古的重要发现，得益于主持者梁思永的慧眼与操作，特别是在发掘技术层面的进步：结束了以往人为的水平层位的发掘，而开辟了以文化层为单位的发掘历史。后冈发掘后不久，豫北安阳陆续发现新石器遗存：安阳侯家庄高井台子发现类似于后冈的遗存，浚县辛村发现龙山遗存，浚县大赉店发现仰韶和龙山的叠压层。这些发现无疑都是后冈发现的示范成果。

后冈第三次发掘，时间在1933年11月—1934年1月，由刘燿主持，参加者有李景聃、石璋如、尹焕章等。此次发掘将遗址分为东、西两区，梁氏所发掘的冈顶为东区，西面洹河南岸边的河神庙附近为西区。开正坑与支坑共计57个，面积约300平方米。西区发掘殷代大墓一座，带南北墓道，椁室为“亚”字形，本次发掘未到底。东区发掘殷代墓两座，出土1件铜甗，通高41、口径26厘米，此乃殷墟八次发掘以来首次获得的大而完整铜器。此次发掘使后冈遗址成为殷墟殷商考古关注的一个重要节点。

后冈第四次发掘，时间在1934年3—4月，由刘燿主持，参加者有尹焕章等。仍分两区工作，开坑30个，又续作旧坑4个，面积308平米。搞清楚了龙山期夯土围墙的尽头，呈弯曲形围绕在龙山期遗址西南面，墙内含仰韶期陶片，墙宽2～4米，长约70米。发掘殷代小墓两处，出土遗物有铜觚和爵。殷代大墓位于西区，在冈西坡下紧邻洹河南岸，发掘自1933年12月始，1934年4月结束。该墓带南北墓道，通长38?6、通深9米。墓室长方形，南北7、东西宽6?2米。椁室“亚”字形，木板筑成，墓底设腰坑。南墓道底部斜坡，中间略平放置车。北墓道台阶状。墓室盗掘一空，仅存残遗。南墓道填土中发现148块人骨，墓室内发现28个头骨，应系杀人殉葬。

后冈第三第四次发掘的重要发现是：龙山期的房址和围墙，一座带两个墓道的殷代大墓。石璋如说：“殷代墓葬是这两次后冈发掘的绝大收获，虽然因盗掘遗物很少，但给以巨大启示和肯定的信念，认识到安阳不仅是殷都所在，也可能为殷陵所在，自此便调查寻找，洹北侯家庄西北冈殷代墓地的发现与发掘，便是这个种子的萌芽。”确如石氏所言，后冈殷代大墓发掘之后不久，侯家庄西北冈即开始了殷王陵大墓的发掘。

后冈第五次发掘，时间是1958—1959年，发掘地点在南坡下高楼庄村北，北距冈顶约250米处，发掘面积415平方米，主要发现仰韶、殷商和仰韶、龙山、殷代、东周两种叠压地层。发掘者认为，仰韶遗存属于后冈类型，遗迹有半地穴式房址、小型墓葬（无随葬品），出土陶器主要是鼎、钵、壶、罐等，含少量彩陶。龙山遗存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或后冈二期文化范畴，遗物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等，发现1件制陶鬲的陶模具。殷商遗存的重要发现是殷墟晚期的杀殉坑。位置在后冈南坡下，此次发掘只清理了上部，1960年又做第二次清理。坑口圆形，口小底大，口径1?9、底径2?15米，壁规整，深3?78米。坑内发现人骨架54具，分上下两层，间隔陶器碎片。上层25具人骨，均属男性青少年，其中全躯者17个，头骨5个，头骨腐朽的躯骨3个，葬式散乱，骨骼染红，有的头骨上有砍痕，共出遗物有铜鼎、卣、刀、镞、爵各1，戈2及大量贝等。下层29具人骨，全躯者18个，头骨10个，无头躯1个，多数骨骼染红，亦多为青少年男性，随葬陶器有罐、盆、簋、鬲等。杀殉坑的发现引起广泛关注，其性质也引发讨论和争议。但当时此坑因采取原址保护，故并未清理至底，直到1977年第三次清理时才做了彻底发掘。这次发掘在原来的下层（即第二层）人骨之下，又发现一层19具殉葬人骨，称之为第三层人骨，至此该坑共计发现73具人骨架，坑的年代断定为殷墟四期。杀殉坑是后冈第五次发掘的重大收获，亦是殷墟考古的重要成果。

后冈第六次发掘，时间是1971年，发掘区在南半坡一条带状区域内，东西约200、南北约20米，北距后冈最高点约100米，发现仰韶遗存和35座殷代墓、14座东周墓。仰韶堆积分为两层，属同一时期，上层发现有房址和灰坑，下层叠压有1座迁葬墓M46，内有24个头骨和一些肢骨。此次发掘丰富了后冈类型的内容，并采集了文化层的木炭测年标本。此时的后冈中部有一条南北向土路，将遗址分为东西两部分。本年度发掘，路东主要是东周墓，殷代墓只有5座。路西主要是殷代墓，东周墓只有2座。路西殷墓又分两区，西区为大墓，东区主要是小墓。西区墓地东西宽约50、南北长约100米，北端至洹河南岸（东南岸）边，探明殷墓约40座，发掘总计35座，其中5座带有一或两个墓道（包含1933年发掘的那座）。发掘了路西西区两座带有南北两个墓道的大墓，即M32和M48，还有1座只有南墓道即M47，另有1个殉葬坑，其余的31座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多数墓被盗掘一空。墓内多有殉人，少者1人多者8人。其中M16未被盗扰，单人单棺葬，有殉狗腰坑，二层台有一殉人，随葬铜爵、觚、戈和陶鬲等。这批墓葬随葬的陶器组合常见为鬲、簋、豆等，年代多属殷代晚期。后冈第六次发掘的重要收获有二：比较全面揭示了仰韶时期后冈类型的文化面貌；继第三第四次发掘之后在西区再次发掘殷代带双墓道的大墓。

后冈第七次发掘，时间是1972年春，发掘地点在遗址东南边缘的高楼庄村北部，即1959年发掘的圆坑墓（杀殉坑）东南，发掘面积186平方米，另清理一批殷代墓葬。仰韶遗迹有灰坑3个，出土陶器中有大量的红顶钵，彩陶少而简单，器形以鼎钵瓶和弦纹罐为典型。龙山遗迹发现1个灰坑H2，但出土遗物丰富，坑内有一片典型大司空类型的彩陶片，此乃后冈首次发现，陶器以绳纹、方格纹和篮纹灰陶为主，器类主要是罐、瓮、盆、甗、斝和鬲等。殷代小墓14座，其中12座有随葬品，主要是陶器，包括鬲、豆、觚、爵、罐等。后冈此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是，仰韶和龙山两个时期的文化内涵愈加清晰，发掘者赞成将龙山期遗存命名为后冈二期文化。

后冈第八次发掘，时间在1979年，发掘点在紧邻冈顶之南侧，发掘面积600平方米，以龙山遗存为主体，另有少量商代遗存。龙山遗迹主要是房址39座，早晚互相叠压，形制以圆形为主，均为地上建筑，墙体结构为垛泥墙、木骨泥墙和土坯墙三种，居住面多为白灰面，少量为烧土面。陶器中灰陶约占70%，黑陶约占20%，素面磨光最多，纹饰主要有绳纹、方格纹、篮纹，器物类型为深腹罐、甗、盆、瓮、盘等，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后冈第八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是集中成规模地发掘了龙山期遗存，发掘者重申了后冈二期文化的命名，自此后冈二期文化以独特的面貌被确认为龙山时代的地域文化之一。

后冈第九次发掘，时间是1991年，发掘点位于冈西坡，在1971年发掘区北侧。发掘面积9700平方米，清理殷墓38座，其中两座带有南北双墓道的大型墓，即M9和M12，其余36座为长方形竖穴小型墓。两座大墓盗扰严重。大墓M9，墓口长方形，8?8×8米。椁室“亚”字形，四壁由厚木板叠筑。墓室二层台存头骨13个，均为壮年男性。腰坑殉葬一人一犬一石戈。南墓道一长方形坑内存铜器11件，有鼎、爵、彝、钺等，年代为殷墟四期。大墓M12，腰坑中殉葬一人一犬，另有铜鼎1件和石戚1件，年代为殷墟二期。发现的小型墓为长方形竖穴墓，多为一棺，随葬品铜器常见为觚、爵、戈等，陶器为鬲、豆、簋等，年代为殷墟二期到四期。M3发现朱书文字的石柄形饰，内容有“祖甲”“祖丙”“父辛”等。后冈第九次发掘的重要收获是两座殷代大墓的清理，墓葬的规格显示着后冈墓地的重要性，应是西北冈殷王陵之外的重要贵族墓地。

　　二、后冈与仰韶

1931年后冈第一二次发掘所发现的三叠层堆积，成为解决仰韶和龙山之间关系问题的钥匙。后冈第五第六第七次发掘所收获的仰韶期遗存，初时被归纳为仰韶文化后冈类型，后来又被单独命名为后冈一期文化。后冈下层遗存与仰韶文化的若干共性，以及其本身更多的独特性，显示着后冈在中原地区作为一个典型遗址的标尺意义。

后冈遗址三叠层堆积发现之前，仰韶文化的年代及性质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满意而统一认识。后冈的发掘者之一刘燿在大赉店的考古报告中，高度评价了后冈的发掘：“解决了中国史前史上不少的悬案。在后冈未发现之前，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材料虽说已有相当的收获，而各遗址时代的顺序，始终在推想和假设的途程摸索。后冈发现之后，则小屯龙山与仰韶各期时代的系列问题，得到了固定的具体观念。”

1935年，梁思永根据后冈等遗址的材料，修改了安特生关于甘肃彩陶文化的年代表，将六期改为十期，在仰韶期之前加入后冈期；同时推测仰韶彩陶文化自黄河上游向下游发展，到达河南北部的安阳高楼庄后冈之后，自黄河下游向上游发展的龙山文化才侵入河南北部。仰韶、龙山和小屯三个文化虽然有时间先后的分别，但它们都曾占领过后冈遗址，所以，在地理分布上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即三个文化的分布区域最少有一处接壤的地方。很明显，梁思永虽然在年代上基本厘清了仰韶与龙山的先后顺序，但认为这种顺序可能只在豫北存在，限于当时的发现既不清楚其各自的分布地域，也无法认识到它们基本属于一个大的系统（至少在豫北地区），而是将仰韶和龙山视作东西两个不同体系的文化，东西两支文化分别向豫北发展，时间一早一晚故在后冈发生先后叠压。

与梁思永持相似看法的是刘燿。1937年，刘燿分析认为，龙山和仰韶同为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两种不同系统之文化遗存，在豫北确知龙山晚于仰韶，仰韶村遗址含有龙山与仰韶两种文化遗存，安特生所谓的“仰韶文化”实杂有龙山文化遗物应加以区分。刘氏还进一步提出有待解决的问题：早期的龙山文化是否可以早于晚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是否可能受到仰韶文化之影响而另行产生一种新的文化？两种文化地域的分布上究竟有何特别的不同。

梁思永和刘燿的认识具有代表性的意义。由于后冈的发掘，尽管仰韶与龙山的年代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是，两者之间的本质关系认知却存在局限，究其原因当是由于考古发现的局限所致。这一点正如陈星灿评论：“自20世纪30年代初期李济、傅斯年、徐中舒、梁思永等人在史前考古学和上古史领域建立起东西二元对立的学说之后，就基本奠定了三四十年代史前考古学研究的框架。而新的框架——仰韶文化是龙山文化前身的一元论——则由于考古发现的局限性一直到50年代后期才得以建构成功。”

但这丝毫未影响后冈遗址的意义，以及梁思永为代表的一代学者的卓越成果。如果没有后冈三叠层的发现，城子崖在史前考古学上的地位就不会如此突出，后冈是解开中国史前文化之谜的钥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展史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事实上，后冈于仰韶何尝不是如此？20世纪20—40年代，黄河流域的仰韶、后冈和城子崖成为中国新石器考古学的著名地标，其中后冈的意义不言而喻，正是它将仰韶与龙山两支最著名的文化联系起来并做了基本的阐述，由此奠定了后来大规模探索仰韶和龙山全面结构及性质的基础。

　　1958—1959年，后冈第五次发掘时，隔河相望的大司空遗址也发现了仰韶和龙山文化遗存，但两处遗址的仰韶遗存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面貌。发掘者提出了后冈类型和大司空类型的命名，并推测它们应代表着仰韶文化的不同阶段，而后冈可能晚于大司空。自此，仰韶文化在豫北地区的探索进入结构细节阶段，后冈与大司空两个类型的年代顺序，即孰早孰晚的问题，因未发现地层关系的依据一直悬而未决。研究者大多根据彩陶纹饰与器类的繁简推测，或认为简单早于繁缛，或认为繁缛早于简单，由此得出结论或后冈早于大司空，或大司空早于后冈。这一问题成为新石器考古界争论的热点之一，并一直持续了20多年。

　　1962年，杨建芳将仰韶文化划分为早期的西阴类型，晚期的半坡、三里桥、秦王寨和后冈等5个类型，而大司空及钓鱼台等地的彩陶则基本属于秦王寨类型，并推测仰韶彩陶的发展规律是由繁至简，因此，后冈类型要晚于大司空、秦王寨类型，属于仰韶文化的尾声，而非梁思永所认为的后冈陶器简单原始而推定后冈期早于仰韶期。

1972年，后冈1971年发掘简报刊布，其中包括后冈类型比较系统的资料，发掘者据此对后冈类型属于仰韶尾声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否定了当时流行的仅仅依据后冈彩陶少、纹饰简单即年代较晚的看法。这于当时是很有见地的。

1977年，杨锡璋、唐云明分别撰文专门讨论这一问题。杨氏依据洛阳王湾的年代标尺，认为大司空类型较后冈类型更接近于王湾二期，同时彩陶的发展规律应是由简单—繁缛—简单，因此，后冈类型应早于大司空类型。唐氏则重申了大司空类型早于后冈类型的一贯看法，认为后冈类型属于仰韶文化尾声的观点至少在冀南豫北地区是可信的。这两篇文章基本上可算是这一争议问题的终极论战，自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后冈类型早于大司空类型逐渐得到学界公认。不少学者开始对后冈类型的演变轨迹深入探索。1984年，吴耀利对后冈仰韶遗存进行了系统分期的探索，将后冈类型分为早中晚三期，其中早期不见彩陶。 1988年，朱延平对后冈和大司空两个类型分别做了分期研究，认为后冈类型的北界不超出永定河，大司空的主要来源是庙底沟类型，而其北界较后冈类型大大南缩，已至滹沱河一带，午方遗存则属于北方文化系统。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后冈与大司空两个类型的争论并未完全消失，如仍有人认为，至少在后冈类型晚期，后冈类型与大司空类型同时并存于冀南豫北地区，而大司空类型来源于冀中钓鱼台类型。

后冈类型的年代问题解决后，关于其性质、归属及命名问题又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长期以来比较普遍地认为，豫北冀南的后冈和大司空类型均属于仰韶文化范畴。20世纪80年代初期，严文明将整个仰韶遗存分为四期和诸多地方类型，冀中南和豫北地区的分期与类型为：一期为后冈类型；二期为钓鱼台类型；三期为大司空类型；四期为台口类型。这是比较主流的看法。但由于下潘汪遗址发掘资料的公布，后冈类型面临着被分解的新问题。有人早就注意到仰韶文化后冈类型的内部差异性，指出下潘汪等遗址类似后冈类型的遗存中不见彩陶，是否与后冈同属一个类型，尚待进一步分析。1983年，丁清贤将下潘汪仰韶第二类型称作下潘汪类型，它与后冈类型的关系属于同时期两个不同性质的地域类型，下潘汪类型源于磁山文化、发展为大司空类型，而后冈类型源于裴李岗文化、发展为大河村类型。1984年，乔登云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但认为下潘汪类型要早于后冈类型。不久，张居中发表与丁氏基本相似的看法，认为下潘汪类型属于仰韶文化原后冈类型的早期阶段，进而推定冀南的磁山文化发展至仰韶下潘汪类型、再到大司空类型；原后冈类型的晚期阶段则是裴李岗—大河村文化的北方变体，仍可称之为后冈类型，而裴李岗文化发展为此种意义的后冈类型和大河村文化。

很明显，丁氏看到了下潘汪与后冈之间的区别，如前者多釜少彩陶、后者多鼎多彩陶，但他将其原因归结为来源不同，而没有认识到是一种时间的差异，同时也没有认识到所谓的下潘汪第二类型本身并不单纯。张氏虽然修正了丁氏的某些观点，指出了下潘汪只相当于后冈类型早期，但仍将后冈与下潘汪视为南北两个地域类型。1998年，李友谋将丁清贤张居中等人的观点综合为，冀南和豫北分属两个系统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并将下潘汪类型改称为西万年类型，将下潘汪第一类型改称为百家村类型，由此，冀南为磁山—西万年—百家村，豫北为裴李岗—后冈—大司空。李氏虽也认识到了西万年类型早期应早于后冈类型，但也未充分注意到纵向上的因素。

在下潘汪遗存讨论的同时，与之相关的后冈一期遗存与仰韶文化的细致关系问题，也随之引起人们的关注。早在1984年，张忠培就开始使用后冈一期文化的命名，但并未对这一概念做具体说明。1986年，孔哲生等开始质疑河北境内的所谓仰韶文化遗存，认为它们多不具备仰韶文化的基本要素，后冈一期文化和大司空类型均不属于仰韶文化范畴，同时对后冈一期文化的概念做了简单表述，认为其主要分布于太行山东侧的海河流域，是一支独立的文化而非仰韶文化的一个类型。这应该是关于后冈一期文化概念的最早阐述。1990年，张忠培在河北谈论河北新石器文化，再次重申后冈一期文化和大司空文化等概念，认为磁山到后冈一期属于大汶口—龙山文化谱系。

1992年，学界对后冈一期文化及其前身文化的探索，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认识。同年，张忠培正式提出并全面阐述了“大后冈一期”文化的概念；段宏振提出了北福地文化和与之相应的后冈一期文化两个概念（十余年后又根据北福地发掘的新资料，将北福地文化改称为北福地二期文化）。张忠培认为，后冈一期文化并非局限于豫北冀南的狭小地带，而是以河套及山东半岛为犄角，广布于整个黄河下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段宏振认为，后冈一期文化主要分布于太行山东麓地区，并将镇江营一期、北福地甲类、下潘汪Y1和界段营H50一类遗存，归纳为北福地文化，其陶器特征是以釜支脚钵为典型器，基本不见鼎和无彩陶，是后冈一期文化的前身。值得一提的是，双方都注意到了北福地文化一类遗存的客观存在，但张氏在横向上拓展将北辛早期也纳入这个系统，很明显这与其“大后冈一期”文化包括北辛晚期而横向涵盖山东的理论紧密相关，而段氏的后冈一期文化概念仅局限于太行山东麓地区。双方虽都已将后冈一期文化脱离原仰韶系统，但在幅度把握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有人指出，后冈一期文化由一直以来限于冀中南豫北的小区域概念，扩展至从河套到胶东的大区域概念，文化谱系的性质也脱离仰韶系统而发生改变。自此，尽管在具体内涵和分布地域的把握上存在不少的区别，但后冈一期文化的概念和命名逐渐广泛使用，其在陶器方面的主要特征为：素面陶为主，含少量彩陶，以鼎、钵、壶为典型器类。

从仰韶文化后冈类型到后冈一期文化，后冈下层遗存的内涵及面貌并未有任何改变，但认识格局和深度上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如同后冈三叠层的发现而变革对仰韶和龙山的认识一样。后冈下层遗存如同一把尺子，将仰韶文化的内涵比照得更加清晰和准确。

　　三、后冈与龙山

1930年发掘的后冈中层遗存，出土遗物虽然有限，但夯土围墙遗迹属于重大发现，是龙山文化中最早发现的城堡类遗址之一。后冈第五、第七、第八次发掘所收获的龙山期遗存，初时被归纳为河南龙山文化范畴，后来一度曾用后冈二期文化代替河南龙山文化之名，最终又被命名为单独的后冈二期文化。后冈中层遗存的龙山时代文化共性以及其本身更多的独特性，显示着后冈二期文化在追溯夏商渊源文化中的特殊意义。

1930年对后冈中层遗存的认识，一般认为是来自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向西发展侵入到河南北部的结果。刘燿在1939年的文章中将龙山文化分为三期：两城期、龙山期和辛村期。从两城期到辛村期的变化是：黑薄细的陶器和鬶趋少，而绳纹方格纹和鬲渐多，由此推测龙山文化的发展，可能是循着自东往西的方向。

20世纪50年代初，梁思永将龙山文化划分为山东沿海、豫北和杭州湾三个区域。1959年，安志敏将龙山文化分为四个区域：沿海地区的典型龙山文化、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和陕西龙山文化、江浙地区和甘青地区。1960年，安志敏将河南龙山文化称为后冈二期文化。1961年，安志敏又把河南龙山文化和后冈二期文化同时互用。1961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将龙山文化分为：典型龙山文化，后冈二期文化和客省庄二期文化，并称后冈二期文化也叫河南龙山文化。很明显，上述所谓的后冈二期文化的所及范围不仅仅是豫北地区，后冈二期文化只是河南龙山文化的别名。但河南龙山文化之名的使用似更广泛一些。1979年，安志敏继续将以河南为中心并包括晋南、冀南地区的龙山遗存，称为河南龙山文化。同时，李仰松将河南龙山文化划分为王湾、大寒和王油坊等三个类型，其中王湾类型中又包含煤山型和三里桥型。1984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把河南龙山文化分为：王湾、后冈、王油坊、三里桥和下王岗等5个类型。

后冈遗址的发掘者对后冈二期遗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979年，后冈发掘报告结语说，后冈二期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相差较远，而与造律台类型比较接近，两者分布之范围是商人祖先的活动地域，后冈二期文化可能即先商文化。这基本上可视为后冈二期文化内涵及性质的总结。这一看法从侧面反映了当时考古学界的一个动向，由于河南龙山文化是追溯夏商文化渊源的重要领域，因此，河南龙山文化愈来愈面临着解析的趋势，而以后冈遗址为代表的豫北龙山遗存被视作商文化来源的重要线索。

　　1980年，邹衡将河南龙山文化范围内的黄河以北地区，划归为河北龙山文化涧沟型，并分为早中晚三期，其中的中期则以后冈1972年龙山灰坑H2为代表，涧沟型是先商文化漳河型的主要来源之一。1981年，严文明提出了龙山时代的概念，并把河南龙山文化解析为后冈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和造律台类型，后来又将它们纳入中原龙山文化的范畴。同时指出，豫北冀南地区从新石器早期开始即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磁山文化—后冈类型—钓鱼台类型—大司空类型—台口一期—后冈二期。这一看法基本代表了当时学界比较普遍的观点，即认为豫北冀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属于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区，而且发展也基本是一脉相承的。很明显，这里的后冈二期文化和那个与河南龙山文化可以互相替代的后冈二期文化，远不是一个概念。与此近似，还有人将龙山时代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平原视作一个整体，并分为冀中、冀南豫北和豫东三个区域，三个分区之间虽有差异但远小于它们三者共同与周边龙山遗存的区别，而后冈二期文化则是这一系统的核心。

自城子崖和后冈两遗址先后发掘以后，山东和豫北两地龙山遗存的关系问题一直是龙山文化探索的主题之一。以梁思永、刘燿为代表的一代学者，最初认为豫北龙山是山东龙山向西发展的结果，后来又看到它们之间的地域性区别。1979年，后冈遗址大规模龙山遗存发掘以后，后冈二期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的关系问题，已上升到一个新的探索格局。鲁西北地区的尚庄遗址龙山遗存，虽与后冈二期存在很多相似性，但主流仍属于山东龙山文化系统。而鲁西南地区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多年在山东从事考古的学者们认为，泰山以西的鲁西南及豫东平原地区的青堌堆类型龙山文化遗存，与豫北龙山文化的关系较之与姚官庄所代表的典型龙山文化的关系要密切得多。1994年，栾丰实分析认为，龙山时期海岱与中原交流的总趋向是由东向西，即城子崖类型对后冈二期文化具有强烈影响，而非相反。表面上看，这一看法似乎与1930年梁思永等人的观点有些相似，但究其本质已远非一个层面的意义。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现积累和理论探索，后冈与城子崖之间的本质关系已变得清晰可辨了。

　　四、后冈与殷墟

后冈在1928—1937年殷墟的历次发掘中，在殷商考古发现方面也占据着重要位置。三叠层的发现解决了仰韶、龙山与小屯三种文化的关系问题，而1933—1934年后冈殷代大墓的发掘成为西北冈殷王陵发现的契机。1971年和1991年，后冈再次发掘殷代大墓，后冈墓地成为殷墟王陵区之外规格最高的墓区。

后冈于殷墟的首要意义还是三叠层的发现。在此之前，仰韶与小屯之间的确切关系仍难以确定。后冈发掘之后，仰韶、龙山与小屯之间的顺序确定。1935年，梁思永推定后冈中层与上层之间大概有600年的间隔，龙山文化和小屯文化不是衔接的，小屯文化的一部分是由龙山文化承继得来的，其余那部分大概代表一种在黄河下游比龙山文化晚的文化，即小屯文化的前身文化。梁思永的这一见解具有相当的超前性，1950年以后所发现的二里岗文化、二里头文化，以及豫北先商遗存等，正好填补了小屯与龙山之间的间隔。可以说，后冈遗址是考古追溯小屯文化来源的第一个重要环节。

后冈遗址在殷商考古领域的第一个重要遗物收获是一块字骨。1931年春，后冈第一次发掘，在小屯文化层的灰土坑内发现一块字骨，上有4字，董作宾释为“丙辰受年”，时在文丁帝乙之世即殷之末期。早在1928年秋，殷墟第一次发掘前夕，董作宾初到小屯调查时，即闻当地村人讲后冈一带出过大的有字胛骨。对于后冈出土的字骨，董氏分析认为，小屯一带为殷之宗庙宫室所在，所出甲骨文字皆王朝之物，而后冈在小屯之东三里之遥，是否王朝卜辞自属疑问，或为民间之物。

后冈在殷墟考古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殷代墓地的发掘，尤其是几座带墓道的大型墓葬。后冈殷代大墓分布于冈西坡下，共计发掘6座大墓：

1933—1934年发掘1座，南北双墓道“中”字形墓；

1971年发掘3座，2座南北双墓道“中”字形墓M32和M48，1座南墓道“甲”字形墓M47；

1991年发掘2座：南北双墓道“中”字形墓M9和M12。

1933年大墓和M9的规模最大，均为“亚”字形椁室。这在“中”字形大墓中是不多见的，仅次于侯家庄西北冈带4个墓道的“十”字形商王大墓。因此，后冈这两座大墓的墓主人应为高等级贵族。殷墟的发掘者中有人推测认为，后冈发现的带双墓道的大墓非常重要，此种规格的大墓除在西北冈有三座外，只在大司空发现一座，墓主应属于王室成员。但也有人推测这些大墓的主人是殷王，后冈大墓区是殷代初期的王陵区。

后冈大墓的年代也存在争议。曹定云根据1971年发掘的大墓分析认为，几座大墓的年代均属于殷墟一期。杨锡章则认为，大多数属于殷墟二期，同时也否定了后冈墓地殷代初期王陵说。刘一曼认为，几座大墓的年代各有早晚，分属殷墟一期到四期。后冈墓地除了上述6座大墓外，还发掘了百余座中小型墓，刘一曼将其分为8组，其中后冈西坡大墓附近一带包括1—4组。1—4组的墓葬面积较大，平面分布紧凑，墓内常见殉人，随葬陶器组合中鬲占据较大比例，其次是豆、觚、爵等。后冈西坡的6座大墓，连同大墓周围分布着的大批小型墓，应是西北冈王陵区以外一处重要的贵族墓地。

　　后冈杀殉坑是另一项重要的殷代考古发现，其性质与功用一直存在讨论和争议。郭沫若认为，坑中央侧身曲肢葬的尸骨可能是墓主，即鼎铭中的“戍嗣子”，另有人推测，殉葬者是戍嗣子统帅的一队戍卒，他们都属于殉葬人。20世纪50年代的发掘者则认为，坑内所葬应全部是奴隶，应是祭祀用的杀殉坑。1977年，第三次清理的发掘者亦认为，属于一个与一种祭祀有关的祭祀坑。近年杜金鹏则认为，既非殉葬坑，亦非祭祀坑，而属于一种非正常墓葬，可能与殷末周初的战争有关。杀殉坑的年代也存在讨论，刘克甫根据铜戈、铜鼎及鼎铭等特点分析，认为该坑的年代为晚于殷代的西周时期。但大多数人将其年代定为殷墟末期。

　　后冈殷代墓地的大型墓葬，以及附近的杀殉坑等遗迹，显示着后冈片区在殷墟总体区域中的重要位置，它间隔小屯宫殿区与西北冈的王陵区遥相呼应，分属于殷墟两处规格最高的墓葬区。

　　五、小结

　　后冈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虽说是殷墟总体发掘中的一个环节，但却以城子崖的发掘为契机，正是后冈将仰韶、龙山和殷墟三者有机而有序地联系起来，由此成为解开中国史前文化之谜的钥匙。后冈遗址自1931年春首次发掘，到1991年最后一次发掘，其间整整经历60年光阴。考古发掘以著名的三叠层发现为初奏，最后以殷商大墓的发掘为终曲，仰韶、龙山和殷商三部曲交响为完美奏章。梁思永高超的田野考古技术和敏锐的文化考古思想，奠定了后冈遗址考古的坚实基础。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后冈遗址丰富与复杂的文化内涵得以揭示，以后冈遗址命名的后冈一期文化和后冈二期文化，分别成为仰韶和龙山时代典型的地域性文化。在商文化渊源的探索中，后冈二期文化又成为其中的重要环节。后冈在殷墟中的位置同样重要，这里的殷代墓地是西北冈王陵区之外规格最高的墓区。同为梁思永主持发掘的后冈和西北冈王陵区，同属于殷墟中的两个显要地点。1931年春，后冈首次发掘前夕，梁思永与吴金鼎结伴勘察遗址时，梁思永笑谈说：“我希望在这个小小的土冈上挖出旧石器、新石器以及铜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虽然没有出土旧石器，但后冈遗址90年来的巨大考古收获，远远超出了梁思永当年的祈愿。

　　作者：段宏振，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原文刊于：《北方文物》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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