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3年1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高研论坛、青年论坛在线上线下同步举行。共有8位汇报人进行了汇报，汇报人员准备充分、内容新颖、资料详实。　　上午高研论坛由施劲松研究员、丛德新研究员主持。　　高研论坛　　何以大邑商　　主讲人：何毓灵研究员　　用考古学方法探索甲骨文记载“大邑商”真实内涵始终是殷墟考古的重要课题。讲座分为六个 ...

　　2023年1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高研论坛、青年论坛在线上线下同步举行。共有8位汇报人进行了汇报，汇报人员准备充分、内容新颖、资料详实。

　　上午高研论坛由施劲松研究员、丛德新研究员主持。

　　高研论坛

　　何以大邑商

　　主讲人：何毓灵研究员

　　用考古学方法探索甲骨文记载“大邑商”真实内涵始终是殷墟考古的重要课题。讲座分为六个部分：甲骨、金文中的“大邑商”、考古“大邑商”历程、聚落考古视角下的“洹北商城”、聚落考古视角下的“殷墟”、“大邑商”的源与流、“大邑商”的待解之谜。关于文献中的大邑商、天邑商、丘商、中商等性质的讨论由来已久、莫衷一是，但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大邑商、天邑商就是指殷商政治中心，有时确指殷墟都邑，有时泛指殷商王畿，甚至是殷商王朝。何毓灵研究员认为用文献资料研究的大邑商，只能是个“点”或平面的认知，无法看到大邑商的“面”，更无法深入探讨"立体”的大邑商。考古“大邑商”的历程是不断深入研究的过程，从最初的殷墟宫殿到王陵到“兼及四邻”，从殷墟族墓地到殷墟族邑，从“居葬合一”族邑模式到以手工业为主导的“工、居、葬”模式，都极大地推进了殷墟都邑布局研究。结合近二十年殷墟考古新发现，何毓灵重点解读了在聚落考古视角下的洹北商城、殷墟布局。洹北商城不是孤立的，其周边存在同时期的高等级聚落，陶家营二级聚落、西蒋村三级聚落等发现说明其可分为多级聚落模式，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小屯发现的以M232、M333为代表的青铜墓葬代表了洹河南岸又一处高等级等落，而以王陵78M1为代表的早期墓葬表明殷墟王陵最早可能启用于洹北商城时期。此外，洹北商城内部除了手工业作坊区外，也存在比宫殿次等级的相关建筑。传统殷墟的周边区域同样新发现了诸多中小型聚落，辛店遗址是最重要的代表，其规模达到100万平方米，有近50万平方米的手工业铸铜作坊。辛店遗址作为次级聚落说明殷墟也可能为多级聚落布局模式，这极大改变了此前提出的关于洹河流域殷墟时期“一大带众小”聚落结构。殷墟宫殿区大型池苑、王陵区东西并列的双重环壕以及大型道路的发现，极大地促进了对殷墟布局与结构的认识。追溯洹北商城与殷墟布局的源与流对研究整个三代时期都邑布局都有重要意义。洹北商城与殷墟结构与布局研究虽然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需要立足于田野，持续不断地开展勘探、发掘与研究工作，才能有望彻底解决此问题。

　　秦封泥的发现、分期与相关问题

　　主讲人：刘瑞研究员

　　1822年封泥发现于蜀地，200年来各地出土秦汉魏晋到唐代等朝的封泥数万枚。1995年之前传世和各地出土秦封泥的数量极少，西安相家巷秦封泥的发现大大改写了这一历史。从目前已公布资料看，各地公私收藏的秦封泥数量已达2万枚左右，几乎为已发现历代封泥的“半壁江山”，与秦祚甚短形成鲜明对比。从秦封泥的发现情况看，在秦封泥和陶文都出现的职官为“大匠”“居室”“司空”“左司空”等生产机构，在陶文中，这些机构的陶文均不见界格。虽陶文与封泥均是印章的产物，但用于钤抑封泥的印章，与用于钤抑陶文印章的发展步伐并不一致。用于制作陶文的印章没有发生整体的从无界格到有界格的转变，用于封泥的印章明显的存在着从无界格到大量使用界格的变化。当然从秦封泥的发现看，在高等级职官封泥中有界格封泥占绝大多数，显示出界格职官封泥的普遍性。而在生产机构中，用于“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陶文印章却没有转变，二者的发展也不一致。也就是说，用于陶文和封泥钤抑的印章一开始可能一致，但后来就“分道扬镳”。从目前所见秦封泥看，绝大多数私印封泥和大部分低等级乡印封泥均不用界格。使用界格的职官，涵盖了中央到地方的令、丞等职官，是中央和地方的最主要职官。乡部等低层职官，几乎都不用界格。所以，如果说界格是秦封泥的代表性标志，那其出现的范围也几乎都限定在高等级职官。低等级职官，或可能秦的统一添加界格的命令本就没有涉及到低层职官的层次，或就是还没有来得及给该层次职官进行“更印”秦就己经灭亡。随着大量秦封泥的发现，刘瑞研究员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封泥形制及文字内容，对秦封泥开展持续的分期研究，来探究蕴含在其中的，诸如秦如何统一、如何加强统一，以及为何秦二世而亡的一系列问题。

　　青铜时代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两次文化交流

　　主讲人：王鹏副研究员

　　王鹏副研究员首先界定了青铜时代、中国北方、欧亚草原东部等概念，王鹏副研究员认为，青铜时代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东部地区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文化交流。第一次文化交流发生在公元前20世纪前后，系南北向的文化交流，背景为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器自阿尔泰向周边地区的扩散，主要表现为：特殊的葬俗、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器及相关冶铸技术、黄牛、轮式交通工具等在中国北方乃至长江流域出现；南西伯利亚青铜时代别具一格的猛兽类艺术图像深刻地影响了石峁、龙山、后石家河等考古学文化，并间接地被商文化继承。第二次文化交流发生在公元前14世纪前后，系东西向的文化交流，背景为安德罗诺沃类文化遗存自草原向周边地区的扩散，主要表现为：特殊的葬俗、马、马车、车马器、成套的车载装备、驾车技术在中国北方地区出现，同时一系列几何形纹饰开始在陶器和青铜礼器上出现，其与继承自南西伯利亚的猛兽纹共同成就了举世闻名的商代青铜艺术。

　　距今四千年前后晋陕南流黄河两岸的人地关系——以碧村和石峁为中心

　　主讲人：王辉副研究员

　　分布于晋陕黄土丘陵地区的碧村和石峁遗址所揭示的龙山晚期社会在人地关系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王辉副研究员对距今四千年前后区域的环境特点进行了重建和分析，在梳理区域聚落和生业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聚落选址和生业模式与环境背景的关系，并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进行了审视。经过研究分析得出人地关系是人类在特定自然环境条件下实践的结果，晋陕黄河两岸距今四千年前后的繁荣离不开环境的支撑，但更重要的是一定技术条件下的稳定发展，最终可能已接近于发展的极限。在晋陕高原以深切河谷为特征的黄河及其支流地区，黄土梁不仅是龙山晚期先民赖以生存的士地资源，也可能因其地势平缓和连通性好构成了重要的交通网络，可能形成了与之相应的社会结构。

　　青年论坛

　　下午青年论坛由刘建国研究员、王刃余副研究员主持。

　　唐代墓志纹饰中的十二生肖

　　主讲人：卢亚辉助理研究员

　　中古中国的丧葬文化有其内在延续性与发展逻辑，十二生肖亦不例外。卢亚辉助理研究员对唐代墓志纹饰中的十二生肖进行了类型学研究和时空演变分析。他根据十二生肖所饰位置的不同将其分为十二生肖位于志文四侧和十二生肖位于盖文四侧或四杀两型。通过以上型式的划分，结合唐代墓志的出土地点、年代与墓主身份等情况，推断墓志中的十二生肖装饰早期集中出土于西安及附近地区，呈现向外扩散的趋势，武周时期及以后呈现出强烈的地域分布特征。他将演变过程划分为唐初至高宗上元年间、武周至玄宗开元以前、玄宗、唐肃宗至唐末五代四个主要时期。以上述研究为基础，结合神煞俑研究，他对两湖地区出土神煞俑的隋唐墓葬的整体年代进行了修正。源于古代阴阳历术之学的十二生肖，汉唐以降，以墓志、陶俑与木俑、壁画、铜镜等多种类型的载体出现。在玄宗时代，受佛教影响，十二生肖形象发生重要转变，并逐渐加以制度化。十二生肖陶俑、纹饰在盛唐之后的泛滥使用，从上述十二生肖纹饰多见于中晚唐处士等墓志中亦可证明。因十二生肖的泛滥使用，导致李唐政府相继在宪宗元和六年、武宗会昌元年，颁布敕令，对官民丧葬礼仪制度进行严厉申定。

　　东周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出土人骨综合研究

　　主讲人：张旭助理研究员

　　张旭助理研究员对东周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出土人骨进行了综合研究。本研究中的内蒙古中南部是指东抵张北坝上草原、西达河套平原、北接阴山南麓，南至鄂尔多斯高原的内蒙古所辖区域，地势由东向西依次为山间盆地、黄土丘陵以及平原地带，主要包括今内蒙古乌海市和鄂尔多斯市以及阴山以南的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兰察布市和巴彦淖尔市的部分地区。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历史上的这一区域是北方民族与中原政权的必争之地，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从颅骨形态与人群构成、体型估算与行为分析、口腔健康与生业分析三方面出发，将古人种学、古病理学等研究方法与传统考古学分析相结合，来探寻东周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古代居民，特别是平民阶层的生存、健康状况，以及考古学文化、经济生产方式的演进、交替与转变。通过该地人群颅骨形态，推断了东周时期该地区及邻近地区古代人群的迁徙、交流与融合；通过东周时期居民四肢长骨对生前身高进行了推算；通过人群患龋率对生业模式进行了分析，该地区虽然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但因处于较原始的阶段，狩猎采集等其他经济仍占有一定比重，碳水化合物摄入有限，龋齿发病率相对偏低；而随着时代的进步，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农作物的生产及加工水平都有了极大的发展，食物变得越来越精细，龋齿发病率也随之递增。

　　基于出土纺织品文物的组织结构研究——以青海都兰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唐代扎经染色织物研究为例

　　主讲人：刘大玮助理研究员

　　刘大玮助理研究员以青海都兰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扎经染色织物研究为例对出土纺织品文物的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采用科学检测手段对织物微观形态进行观察，分析纤维形态、纱线工艺、织物结构、染料成分，还原生产方式，创新纺织文保技术，利用柔性材料对出土实物进行保护。此外，他在整理发掘简报过程中发现，出土织物称谓与织物结构称谓容易相互混淆，他以出土纺织品实物为样本，在厘清织物结构、材质、工艺等特征信息的基础上，结合文献对织物称谓进行考证，发现将扎经染色织物命名为“絣”的合理性不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其一，部分研究成果引用了未作点校的史料，以至于将清人对“絣”的解读与东晋史料混淆；其二，未对“絣”在现代日本纺织术语中的特定音义和日本学者命名唐代扎经染色织物的内在逻辑进行理解分析。不容忽视的是，中日文献比较研究确实为考证我国唐代扎经染色织物称谓提供了重要线索。依据“田中猜想”对我国三国至隋唐时期染织史料进行考证的过程中，发现了名为“斑布”的唐代纺织品，其织造工艺和传播路径与扎经染色织物特征，以及当今国际主流学界对扎经染色织物研究的最新成果相吻合，故将其确定为唐代扎经染色织物的称谓。

　　考古出土脆弱金银质文物保护修复研究——以贵州播州杨氏土司墓地M3出土文物为例

　　主讲人：黄希助理研究员

　　出土脆弱金银质文物的科学修复是长期存在的保护难题，传统的银器修复使用锡焊技术，极易发生大面积的熔蚀，会对文物产生严重的次生伤害。黄希助理研究员以贵州播州杨氏土司墓地M3出土文物为例探讨了考古出土脆弱金银质文物保护修复研究。播州杨氏土司墓地M3出土文物普遍胎体较薄，造型结构复杂，且表面多有錾刻、鎏金等装饰，文物腐蚀、破碎、变形问题严重，同时还有部分整体提取的叠压关系复杂的脆弱质文物，需要进一步清理复原工作。在文物保护修复研究过程中，首次系统建立出土脆弱银质文物病害类型与图示，优化细化保护措施，在发挥传统技术优势的基础上，使用现代技术手段，创新性地建立起一整套包括传统钎焊、碰焊、激光焊等多技术并行的系统化保护方法，针对不同保存状态、不同材质的文物修复工作形成技术优势互补，完成了叠压复杂、严重腐蚀的薄胎银器清理提取与拼对复原，器物表面鎏金、墨书在清理修复中的保留，完全腐蚀的高浮雕错金银铁器的清理与保护，变形包银漆器的清理与矫形，实现了文物历史信息的全面记录与研究，并对修复过程显露出来的金银器成型工艺、装饰工艺等进行系统梳理，为宋代金银器研究提供资料。

　　学术能够不断发展，依靠的就是传承与创新。本次高研论坛、青年论坛的报告对考古学相关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材料丰富，内容详实，角度新颖，现场讨论热烈，学者们在交流中开拓视野，互相促进学术进步，令人受益匪浅。

图文：韩翰 荼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