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大家卫聚贤（1899-1989）先生是山西省万泉县（1954年万泉县与其东面的荣河县合并为万荣县）北吴村人，卫氏于1930 年冬在家乡山西万荣县西杜村阎子疙瘩以及1931 年荆村瓦渣斜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及研究成就，使他不仅成为我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成了山西籍考古第一人，从而跻身于中国考古大家之行列。

   

　　西杜村汉代遗址发掘始因及过程从地理位置上来讲，西杜村阎子疙瘩背靠孤山，东临西沟。卫聚贤多次考察时注意到阎子疙瘩“有土岭高约五丈，沿边有阶形地层，上为平行，南北长东西窄，约三百余亩，其西北角有乱石堆积，名曰‘小山’，小山北有用人工开整宽丈余之大坡道三，现已荒芜，遗迹尚可看见，相传其地有古寺遗址。”卫聚贤亦在“小山”周围，看见“四周崖壁上露出破瓦残砖甚多，检视砖瓦上之花纹，知为汉代物……”，经初步发掘，发现了“长乐未央”“宫宜子孙”（此瓦当前人尚未见到）瓦当以及“千秋”二字的残砖。在查诸史料后，卫聚贤对传统上认为的位于荣河县的国祠汉代汾阴后土祠遗址的所在地提出质疑，并考证后土祠遗址当位于万泉县孤山脚下的西杜村阎子疙瘩。但限于财力等诸多条件，无法立即进行考古发掘予以证实。

   

　　为了促成此次发掘以及推动山西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民国十九年（1930） 秋，在时任万泉县县长魏日靖、西杜村村长吴克明的大力支持下，卫聚贤和董光忠、张蔚然（两人都曾在史语所考古组任职，此前参加过殷墟发掘，有很高的田野工作水平）、聂光甫（山西省图书馆图书部主任） 一行四人以山西公立图书馆的名义，从1930 年10 月30 日开始，至11 月8 日结束，历时九天，约用一百三十余工，从事西杜村阎子疙瘩汉代遗址之发掘。

 

   

　　此次共发掘出土遗物一万余件（组），共可分为四类：砖类、瓦类、陶器类、用具类（石器类、铜器类、铁器类、蚌器类、骨器类、琉璃器、杂件）。

   

　　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1932）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山西万泉县阎子疙瘩即汉汾阴后土祠遗址之发掘》，曾经一度引起世人关注。正如民国二十年（1931）七月时任山西公立图书馆馆长柯璜在发掘报告的序言中所说：“民国十九年秋，美国斯密苏尼恩研究院福利尔艺术陈列馆与敝馆订立合约发掘万泉县汉汾阴后土祠遗址，因而得见闻前代如许旧物，一时眼界之开，愿望之偿，大脑中不知有若何快感、若何希望。”

   

　　经卫聚贤整理研究和比照，西杜村发掘出土的器物大都为西汉时期的建筑用品。通过发掘出土的“长乐未央、长生无极、宫宜子孙”有字瓦当等相关西汉器物，卫聚贤更加确定汉汾阴后土祠（即阎子疙瘩汉代遗址）位于西杜村阎子疙瘩。遗址发掘完毕后，还举办过一次规模不小的展览，引起了当时研究者的重视。日本学者水野清一、日比野丈夫实地考察省立太原博物馆时看到了阎子疙瘩发掘的相关物品后，认为“把后土祠定在这里，是基于以下两点理由：其一是据记载西汉汾阴后土祠旁边有山，而这座山只能是这座孤立于黄土高原上的孤山。其二是在今荣河的后土祠附近没有任何能够称之为山的地形，而且毫无遮拦地暴露在黄河洪流滥溢冲噬的威胁之下。”事实上，现今万荣县后土祠的建筑实体，历史上因黄河泛滥已冲毁过多次，经不断搬迁重建，现至于此地。可见，这并不是史书上所描述的历史上的汉汾阴后土祠。

    

　　关于西杜村阎子疙瘩汉代遗址，卫聚贤在自己所著的《中国考古小史》中提到：“西杜村村西二里有土阜，北高，东西南三面皆底下，山西万泉方言以高阜名‘圪塔’。其遗址原为春秋时晋介子推祠，后为后土祠，汉武帝以其在此人民的后土祠旁得鼎，乃于其地建国立的后土祠。现在柏林庙西南二里有袁家庄，在元明碑上书为原家庄、阎家庄、严家庄，是原无定名，用原袁阎严等字音，当为‘绵下庄’的音转，延子圪塔当为绵子圪塔。其遗址东西南三面为阶段形，顶上有十余亩一平地，在西东南三面阶段崖壁上露出瓦片甚多，‘长乐未央’等瓦皆俯拾即是。遗址西北有名‘小山’，有当日后土祠路址遗迹。”这也为介子推祠与后土祠之间的联系提供了观点支撑。

    

　　卫聚贤在他早年撰写的《介子推隐地之研究》一文中，根 据《水经注》《汉书》《后汉书》等相关史书记载以及孤山地理特点等考证，介子推隐居地在万泉孤山。后来又在《汉汾阴后土祠遗址的发现》一文中力挺介子推隐居万泉孤山说。他通过考察与研究发现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 年）于汾阴脽上建立国祠的后土祠，是在民祠后土祠旁建立的，而民祠的后土祠的前身即为介子推祠，后土祠是用来纪念介子推这位历史人物的。

 

   

　　阎子疙瘩的这次发掘是民国时期山西地区较早的、重要的考古发掘之一，对中国考古界和山西考古界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多年后仍有学者对此次发掘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关注与研究，著名的考古学家阎文儒在自己所著《中国考古学史》就提到过此次发掘。这次发掘对成就考古大家卫聚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对汉代遗址分析研究中体现出的严谨认真的治史、治学作风，引起世人不同程度地关注。可以说，成就卫聚贤先生为考古大家，就是从他的家乡、他的这次发掘开始的，这也正是此次发掘的真正意义。 （作者单位：太原市博物馆）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9月22日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