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议程
两周考古专业委员会年会会议纪要
开幕式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两周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徐良高为开幕式致辞。
刘海旺院长说到，2023年是莲鹤方壶出土一百周年。百年来，两周考古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两周时期的社会制度、礼制文化、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等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考古成果。两周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孕育创新、极具变革的时代。回顾近百年两周考古、中国考古的发展历程，更好展望今后百年中国考古学的未来。
刘海旺院长致辞
徐良高副主任谈到，百年前莲鹤方壶的发现意义重大，寓意着两周考古已有百年历史，两周考古体系构建完成，周边区域考古谱系建立。两周都城考古发现取得的大量成果，多学科结合的考古研究，不仅为两周考古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也为中国考古带来了崭新变化。填补了众多历史空白，为重写中国古史做出巨大贡献。
徐良高副主任致辞
8月25日下午 主会场
1、席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席乐以《试论楚系青铜爬兽》为题，将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的青铜爬兽分为两类，这两类爬兽也是楚系青铜器上流行的爬兽造型。楚系青铜爬兽在楚文化多类青铜器上可以见到，数量也比较多。在西周时期，周文化的遗址内一些实用器和弄器上铸有爬兽。东周时期，青铜爬兽在楚文化圈内流行。同时在晋文化圈内也流行青铜爬兽，不过，晋文化青铜爬兽多见于壶上。席乐研究员认为，青铜爬兽吐舌的造型和青铜爬兽在青铜礼器上大量出现意味着青铜器风格向世俗化的转变。
2、张闻捷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张闻捷教授以《新郑郑公大墓出土编钟的音列与编列制度试析》为题，通过搜集相关资料，并参考新郑礼乐祭祀坑的编钟组合，推定郑伯墓的葬钟制度应为镈钟 4 件搭配甬钟两组各 10 件，这种三列组合编钟的搭配是春秋中期以来较为常见的诸侯等级乐悬编列结构，体现了在西周古礼基础上不断繁复的礼制发展趋势。4 件镈钟仍采用西周时期以来的扉棱镈钟形制，镈钮尚未简化，音列结构也是同时期常见的徵-羽-宫-商四声音列。两套等数 10 件组甬钟虽然在数量上与礼乐祭祀坑中的两套各 10 件的钮钟组合相似（音列结构也趋同），但在钟型上却主要使用甬钟，体现了墓主人在礼仪用乐上的复古倾向，与墓中的其它复古性青铜礼器是相互契合的。最后，张闻捷教授强调，这两套 10 件组甬钟在音列结构上是完全重复的，同样的现象也普遍见于礼乐祭祀坑与同时期其它高级贵族墓葬中，说明这些乐钟并不是基于演奏需要而下葬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契合葬制的要求，体现墓主人的身份等级。
3、郑凯磊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硕士研究生郑凯磊以《商周格栏兽面纹爵及相关问题初探》为题，通过整理文献发现，格栏兽面纹爵出现于商末，流行于西周早期，主体形制及纹饰风格基本一致。出土铜爵的早晚关系、纹饰特征及安阳辛店遗址出土的格栏兽面纹爵范等证据表明，这类爵的生产地由安阳向洛阳、关中转移，并从这三处产地向周边地区传播。其产地转移应与辛店铸铜工匠随戈族贵族的西迁有关且此类爵的使用者多为殷遗民。
4、张吉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特聘副教授张吉以《东周郑国青铜器的铅料演替规律与年代研究》为题，利用铅同位素比值分析可确定青铜器及铅锡器中加入铅料的类别，依时代梳理材料总结其变化规律，并应用于断代实践。新郑、荥阳等地出土东周郑国青铜器年代连贯，组合清晰，目前可确定在春秋中期早段、春秋中晚期之际、战国早期早段存在三次铅料变化，据此可细化部分青铜器群的年代认识，为郑韩文化及周邻地区考古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5、朱彦民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朱彦民教授以《春秋青铜器的造型与纹饰之美》为题，论述了从春秋时代早期到晚期，青铜器造型的进化与纹饰的发展预示着青铜器象征意义的改变。从起初的简陋粗犷形象转变为后来的精致繁复风格，体现了青铜器已经从初期象征神祗的礼器圣物，逐渐转化为以装饰性和功能性为主的社会化产品，以满足更加广大的社会需求和日常用处。朱彦民教授提出，这种造型和纹饰的演变，其内涵不仅体现了生产技艺的精湛，同时也表明了人类精神文化与审美情趣的提高，更能代表当时的冶金工匠在雕塑、刻画的设计思想和装饰理念，代表了这个时期人们美术绘画的最高水平。
6、李龙俊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特聘副研究员李龙俊以《郑国铜器墓的组合变化及其历史背景》为题，指出郑国中小型铜器墓组合发生过两次重大的变化：无固定组合（春秋早期）到鼎、敦、舟组合（春秋中期）再到鼎、敦舟、盘、匜的组合（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早期）。这种变化表明，1）春秋早期郑国低等级贵族墓葬尚未形成自己明确的文化特征，同时，礼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已被低等级贵族所接受，但尚未形成明确的礼仪制度；2）春秋中期郑国低等级贵族墓葬中的文化特征已经形成，此时的礼不但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相对固定的制度设计；3）春秋中晚期直至战国早期，礼的内容有所扩展，从饮食扩展到盥洗，礼制对低等级贵族的约束力有所增强；4）春秋中晚期直至战国早期郑国低等级贵族墓葬中的铜器组合，并非自己独创，而是从东周国更早的阶段承袭的，可能表明此时的郑国坚守周文化正统，拒绝周边强势国家的文化入侵。
7、陈丽新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陈丽新以《小议莲鹤方壶的定名》为题，综合已有考古材料及研究成果，认为莲鹤方壶壶盖的莲瓣状装饰并非取材于现实中的莲花，而是从西周青铜器上鸟纹到环带纹再到立体环带纹（环带纹镂空形式）演化而来，是自西周中期以来青铜壶装饰工艺的继承和发展。立鹤吸收了西周晚期以来晋国青铜器鸟形饰的风格，而壶身的龙形饰、圈足的虎形足更是直接采纳了楚文化青铜器的因素。莲鹤方壶在继承和综合了多种旧制文化特征基础上，达到了创新，从而形成新制，对后来青铜器乃至其他质地器物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她强调以莲鹤定名，从青铜器研究角度看似不太准确，然其最直接形象地概括了方壶最大的特点，故而深入人心且已约定俗成，实至名归。
8、苏荣誉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苏荣誉以《春秋中晚期北南青铜盘的分野——附论恪守传统与变易之途》为题，基于李家楼青铜器的分群、分群年代和属性等问题，借用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理论方法进行讨论。研究发现曾国坚持自身特点，早期青铜器与中原一致。春秋晚期既接受楚器，也被楚器所影响，并能坚守传统以创造出最为精美的青铜盘。楚在春秋晚期建立起自身风格，并影响到周边区域。
9、杨博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博以《当阳赵家湖与楚系墓葬礼器器用中的殷遗旧制》为题，论述了当阳赵家湖春秋早期赵家滂ZHM2、ZHM3墓葬，铜、陶两套器物组合共存，陶器鬲、簋、豆、罐偶数同形的器用形式，与西周以及同时代的春秋早期使用腰坑殉狗的广义殷遗民墓葬，在随葬陶簋、偶数同形等特质上均存在一致性。特别是楚地流行的偶鼎礼俗，在与其接壤的淮夷文化遗存以及楚地本身与殷商文化的联系两个层面，均能发现广义之殷遗民器用礼俗旧制的影响。将上述情态与赵家滂墓地在墓葬规模、随葬器物种类等方面存在的“周礼”式的等级差别相联系，揭示出“殷制”（旧俗）与“周礼”（周制）似应是楚人墓葬器用礼俗的源头。
10、王宏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王宏以《广东博罗横岭山出土青铜鼎的年代问题》为题，梳理了博罗横岭山发掘的商周时期墓葬302座，对其中出土铜礼器墓葬M201的年代提出了疑问，因此列举了与M201出土铜鼎相似的数件铜鼎，进行了类型学的分析，王宏副教授认为该墓的年代在春秋晚期。
8月25日下午 分会场
11、笪浩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笪浩波以《论叶家山西周曾侯墓地几座大墓的年代及诸墓之墓主人关系》为题，系统梳理了学界主流观点以及出土材料，对叶家山山西周曾侯墓地几座大墓的年代、诸墓墓主关系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M28与M2为夫妻合葬墓；枣树林M168墓主为曾侯宝，M169墓主为芈加，墓中铜器铭文表明他们为夫妻；另外，一些证据也表明M27与M111之间的关系紧密，至于推测是否准确，只能待材料全部公布后才能加以检验。
12、曹峻
上海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曹峻以《从东周吴越鼓座看中原与江南的文化交流》为题，梳理了吴越鼓座与先秦时期周、晋、楚与吴越文化之间的交流关系。一方面，吴越地区建鼓形制及其配套的乐器组合表明，吴越作战时已经使用一套与中原诸周一致的军事乐器，吴越文化已经深度融入到先秦地区间频繁的军事、文化交流中。另一方面，鸿山组越族土著风格强烈、而亭子桥组已经有很多的晋楚文化色彩，表明晋楚文化在吴越地区的传播和扩散并不是均质的，而是存在着程度上的不平衡。
13、韩文博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大学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特聘副研究员韩文博以《论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M6096之年代》为题，综合研究了山西翼城大河口M6096墓中出土陶鬲、青铜鼎、盆、戈及车马器等之形制、组合。从而得知，该墓之年代绝不会晚至西周晚期，而应属西周中期。从与相关王世标准器之对比、铭文字体及相关史事的钩沉系联可知，此墓之绝对年代大致可确定在懿王时期，墓中所出兑盆铭文中之“唯王二祀”当指懿王二年，铭文所记懿王二年应伯征淮南夷之事史籍未见，弥补了史书记载之不足，亦为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14、郭明
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副教授郭明以《比较视角下三星堆遗址石磬试析》为题，通过梳理新石器至夏商西周时期的石磬材料，总结各个阶段的石磬分布、形制、石材、加工制作工艺、等级等方面特点，认为虽然黄河流域在新石器时代已出现了石磬，但一直没有影响到长江流域。在中原王朝具有等级含义的石磬，随着商文化的扩张，传播到四川、湖南、湖北、山东等地。三星堆遗址石磬的形制、制作工艺与中原地区相类，也具有等级含义，唯石材较为特殊，可能是就地取材的缘故。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石磬作为目前成都平原仅见的几件商周石磬，未发现明显的悬挂、使用痕迹。而中原地区石磬，如殷墟妇好墓所出，均有长期悬挂形成的磨损痕。其原因可能在于前者的使用方式与中原地区有所不同。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石磬，与玉器、铜器、陶器等相类，与中原地区和长江中下游文明同类器物存在一定的联系，体现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
15、王迪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迪以《对西周时期丰镐制陶业的几点认识》为题，对丰镐遗址发现的西周时期陶窑等制陶遗存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总结西周四期丰镐制陶业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包括：丰镐西周时期陶窑可分为竖穴升焰窑、横穴升焰窑和半倒焰窑三种类型，各类型又可分为多种亚型，表明丰镐制陶业的烧陶技术传统多样。这些烧陶技术传统，既有一些新石器时代传统的延续，又有商人、海岱地区和周人自己的烧陶传统。丰镐在整个西周时期都是以小型和中型的制陶作坊作为陶器生产的常态，到了西周晚期，才出现大型作坊。西周晚期丰镐出现大型制陶作坊，表明在西周晚期，丰镐制陶业的生产组织出现了巨大变化。丰镐的陶工在灰陶烧制技术和习惯上有自己的特点。牲畜粪便作为烧陶燃料，表明制陶业和畜牧业发生着紧密联系。
16、郝雅楠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郝雅楠以《西周大型建筑偶开间现象试析》为题，她认为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分间与分室不尽相同。分室主要着眼于空间功能需求，而间架则是中国传统木构建筑布局的基础单位。依据目前已见、柱网相对完整的西周木构建筑遗迹，此时大型建筑不同于唐宋以降文献及实物所反映的、以奇数开间为主的平面形式，多采用偶数开间。通过对比商代大型建筑遗址，西周正处于木柱承重体系、木间架结构发展成熟之时，技术发展促进了间架的出现。而追求实体化的中轴“空间”和东西对立的礼制秩序，更使偶开间成为西周大型建筑的典型特征，体现出建筑技术、使用功能、文化秩序与形制等的高度统一。图片
17、刘艳菲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刘艳菲以《周代鲁国棺椁装饰研究》为题，论述了棺椁装饰是古代丧葬礼仪的重要内容，两周时期鲁国周人的棺椁装饰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褚、荒帷、翣、帷帐等棺椁外附加物，二是髹漆、包角、镶嵌或粘贴装饰品等棺椁的直接装饰。时代特征较强，大约从春战之际开始趋于复杂，尤其注重对棺椁的直接装饰。鲁国殷遗民的棺椁装饰相对简单，但深受周人影响。齐国腹地的棺椁装饰与鲁国具有一定差别，体现了周人丧葬文化不同的地域发展特点。刘艳菲博士后认为夷人棺椁装饰传统与周人具有明显区别，同时也有薛、邿等国家可能受到鲁文化影响而使用鲁式的荒帷和翣等。
18、付仲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付仲杨以《丰京大原村西周制陶遗址的发掘与初步研究》为题，公布了2017年～2023年丰京大原村西周制陶遗址的发掘成果，并对该遗址的时代、主烧产品、功能区划和聚落布局、产品交换和消费、生产组织管理和性质以及陶丸和圆形陶器两类特殊器物的性质与功用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和研究。付仲杨副研究员认为遗址主体年代在西周晚期偏早阶段，部分遗迹能到西周中期偏晚阶段，历时性不强；主烧产品为夹砂褐陶微分裆疙瘩足陶鬲，产品相对单一；功能区划不明显，存在居、工、葬合一的聚落布局模式；可能存在产品交换和消费市场；应属于“官营”属性；两类特殊器物应该与制陶活动有关，具体功用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19、余洁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馆员余洁以《郑韩故城近年考古发现与研究》为题，将郑韩故城近年的发现与研究分为三个部分汇报：一为城墙建制方面，南城墙改变了我们以往认为其是在生土上直接起夯的旧有认识，它应是先夯筑基槽，再夯筑城墙主体部分的北部，然后依次向南夯筑。二为手工业方面，包括后端湾铸铁遗址和三里岗制陶作坊遗址。后端湾铸铁遗址是战国时期韩国都城一处重要的铁农具和工具生产作坊，同时承担一部分铸造兵器的功能。其中脱碳窑是战国铸铁遗址中的首次发现，这一发现将我国球墨铸铁的年代向前推进至少200年。三里岗制陶作坊遗址则是战国时期郑韩故城的一处私营作坊，在陶釜肩部我们发现有表示工匠姓氏的陶文。三是在西城黄帝故里遗址，发现1座保存完整的春秋中晚期编钟祭祀坑，3排钟架清晰可见，共24个编钟，包括4枚镈钟和2套各10枚钮钟。
8月26日上午 分会场
1、杨帆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研究员杨帆以《青藏高原起源的氐系民族》为题，论述了中华文明始于中华大地上起源的四大族群，即青藏高原起源的氐系民族以及长江中下游因稻作而形成的三苗（炎帝部、蚩尤部、华族），他们很早就在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汇集，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各样考古学文化。近年来在三江流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以及西藏东部发现的石刻文、岩画等早期文字证明了这一情况。
2、张志鹏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主任、副教授张志鹏以《金文所见夫妻称谓相同现象研究》为题，讨论了金文中夫妻称谓相同的问题。商周金文中存在的夫妻“日名”“谥号”“氏”“字”称谓相同现象均应是“妇”随“夫”之故。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妻子的称谓随从丈夫逐渐成为社会常态，正与“女未嫁从父、出嫁从夫”的传统礼制相合。最后，张志鹏副教授提出，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男子是社会生产的主力军，于是形成了由男子主导的男权社会，社会财富为男子所拥有或继承。女子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其依附于男子生活，而金文所见夫妻称谓相同现象正是商周妇女依附丈夫的现实反映。
3、赵燕姣
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赵燕姣以《汉阳诸姬的分封及其相关问题考》为题，她认为汉淮诸姬的分封是随着西周王朝的政治和军事需要而不断推进的，同姓封国无疑是西周分封制的主体，这些散落汉淮的诸姬小国将周王朝的文化、礼乐乃至政治等化行南国，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为我们今日理解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提供了绝佳的范例。
4、田伟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田伟以《叔虞封地探索》为题，晋国始封地在今天马—曲村遗址，叔虞封地还未发现。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将叔虞封地的范围缩小至洪洞以南、闻喜以北的、河汾之东的山前甚至山内地带。
5、黄尚明
华中师范大学楚学研究所教授黄尚明以《曾国都城地望探讨》为题，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曾国都城的变迁提出了一些看法，他认为西周早期，曾国都城在庙台子一带；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期前段，都城在安居一带；春秋早期晚段至战国中期，都城在随州市区。枣阳郭家庙和京山苏家垄分别为曾国西部和南部重镇，不是曾国都城。
6、陈钦龙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陈钦龙以《禹州雍梁故城的形制与布局研究》为题，从历史沿革、城郭形制、城市布局等方面着手研究，可以发现禹州雍梁故城是拱卫郑、韩都城的军事重镇，其封闭式城市的城墙、城壕等防御设施完备。城内布局利用南北主干道进行分区，应是受到郑韩故城东西两城制的影响。还有城内发现的铸铜（车马器）遗存、制陶遗存以及仓储遗存等，这对于我们研究战国时期一般城市布局与手工业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7、徐良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两周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徐良高以《西周考古近年新进展》一文，将近十余年来西周考古的诸多进展总结为以下几点：一、在聚落考古理念的指导下，以周原、丰镐和成周三个都城为中心的王畿考古成绩突出，都城结构布局日益清晰；二、封国考古成果瞩目，从琉璃河燕国都城遗址、鹤壁辛村遗址、翼城大河口墓地、曾国考古、姚河塬遗址到济源柴庄、曲阜西陈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取得一大批成果；三、周边四夷考古多有突破，如引江济淮”工程沿线西周时期遗址新发现、衢州云溪西周土墩墓群和城址、以炭河里城址为中心的区域聚落形态认识不断丰富、金沙文化的制陶手工业考古新收获、四川盐源县老龙头遗址考古重要发现等等。通过这些新发现，西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拼图正在不断被丰富，我们对西周历史的认识也逐渐深化。
（图文转自：“河南考古”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