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贺信精神，推进敖汉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发展，9月2日—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赤峰市人民政府、敖汉旗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十届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会议分论坛——“北方旱作农业与早期青铜文明”学术研讨会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贺信精神，推进敖汉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发展，9月2日—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赤峰市人民政府、敖汉旗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十届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会议分论坛——“北方旱作农业与早期青铜文明”学术研讨会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举办。敖汉旗人民政府副旗长张永福主持会议开幕式。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会长孙英民主持自由讨论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刘国祥研究员进行会议总结。

　　与会嘉宾围绕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考古学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中的作用、北方旱作农业与早期青铜文明的关系、敖汉旗旱作农业传承发展等话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研讨。

　　八千年旱作农业文化史研究奠定敖汉地域文化“根”和“魂”　

　　我国是具有悠久农耕文明传统的国度，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农业文化遗产。敖汉旗史前文化悠久厚重，农耕文明灿烂辉煌，境内发现有近1万年以来未出现断层的史前文化。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在敖汉兴隆沟遗址获取人工栽培的碳化粟黍籽粒1500余粒，实证敖汉地区八千年旱作农业文化史，为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获得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认可，最终荣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奠定坚实学术根基。

与会嘉宾发言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曙光在致辞中表示，赤峰地区不仅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与发展当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会议，集学术研究、经济社会产业发展、品牌打造、区域文化形象塑造等多功能需求于一体，以丰富的学术研讨成果“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张国春在致辞中谈到，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大会已连续成功举办十届，成为打造敖汉小米品牌、助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块靓丽招牌。敖汉成为考古工作与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典范之城。

　　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党委书记李艳洁教授谈到，敖汉旗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考古发现证实敖汉旗是世界小米起源地，而“敖汉旱作农业起源发展和成熟，助推了中华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以此为契机发展起来的敖汉旗小米产业，更是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价值，成为考古发现与研究助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成功典范。

　　赤峰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赤峰博物院院长陶建英谈到，赤峰地区所处的辽西古文化区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端地，是中国文明起源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区域。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与中原王朝存在着高层次的密切交流，相互影响，在中国早期国家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如今的敖汉旱作农业，特别是小米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依托，小米产业化生产的链条不断延伸，小米酥、小米锅巴、小米酒、小米宴……越来越多“赤诚峰味”正在走出敖汉，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在当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仅在今年的“敖汉小米”产品展销订货会现场，签约产品订单就达46个，协议金额达到3.6亿元。

　　敖汉旗委副书记、旗委政法委书记吕希民谈到，现有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敖汉地区是“中华龙的发祥地、中国玉文化的源头、中国祖先崇拜的发端地、红山古国的核心区域、世界旱作农业的起源地”。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会议已然成为了与会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了解、达成更多合作共识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他表示敖汉旗拥有接纳五湖四海的开放胸襟，愿与大家一道携手并进、共同发展。

　　把北方旱作农业文化史研究引向深入

　　因为一粒米，世人触摸到了敖汉最具特色的历史根脉；因为一个会，更多人感受到了考古学学术研究成果“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无穷魅力。从2014年首届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会议召开迄今，会议已经成功举办了十届。十年磨一“粟”，八千年的敖汉小米，熬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味道；十年焕新机，如今的敖汉小米，正在熬制更加浓郁的世界味道。敖汉小米的初始源自考古学发掘研究成果，敖汉小米的未来更要建立在更为深厚的学术研究根基之上。

与会专家学者发言

　　刘国祥研究员参加和主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一队的考古发掘工作30余年，对研究、阐释敖汉地区的史前历史文化面貌、特点做了大量的工作，主持了兴隆沟三个地点的考古发掘，是兴隆沟遗址人工栽培的炭化粟黍籽粒的发现者、见证者、研究者。刘国祥目前正在主持敖汉旗西大梁遗址的考古发掘，这是一处典型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研究，刘国祥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农业经济发达，成为承载文化崛起和发展的雄厚基础。结合植物、动物考古证据与生产工具分析，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经济形态是以粟作农业经济为主，以家畜饲养业作为重要的辅助性取食手段。较今优越的自然环境，也成为支持粟作农业与家畜饲养业快速发展的有利条件，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星德对水泉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农业与经济生活进行了考察。她提出，通过对水泉遗址的考古发掘可以发现其居民主要经营以粟、黍为主的种植农业，同时还有相当发达的饲养业的存在。联系城墙外经人工整治的河道和水利设施的存在，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总体农业水平已经相当发达，其发展水平并不低于同时期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发达的农业经济，促进了定居、人口增长、社会分化，为该文化成为雄踞一方与夏为伍的方国文明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树芝在《木材考古学视角下的旱作农业与早期青铜文明——以二道井子遗址为例》的学术报告中谈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辽西地区较为温暖湿润。温暖湿润的环境，黄土丘陵地的深厚、松软、肥力较好的土壤，能满足粟黍生长的无霜期天数，加之≥10 ℃的年积温，共同促使发达的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经济的发展壮大。发达的农业经济促进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发展，使之在吸收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因素基础上，最终融合发展形成了一支强势的早期青铜时代文化。

　　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熊增珑围绕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用玉格局进行了交流。他提出，辽西地区是中国玉文化的摇篮。自兴隆洼文化至夏家店下层文化，用玉传统一直延续不断，通过各时期玉器的类型、出土位置、器物组合、制玉技术等分析，可以看出自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用玉格局有一定变化。大致经历了发展—沉寂—突变—延续几个阶段，除红山文化晚期外，个人性的语境较为明显，先民崇玉尚玉传统延绵不断。

　　北京大学教师宋殷从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两个层面分别入手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出现不早于洛阳盆地的二里头文化一期开始的时间；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消亡约当郑州地区二里岗文化上层二期；继赤峰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而起的喜鹊沟类型始于二里岗文化上层二期并延续到晚商时期；夏家店下层文化由燕山以南经喀左地区至燕山以北呈现逐渐被花边鬲集团所替代的趋势。

西大梁考古工地现场

西大梁考古工地现场

西大梁考古工地出土遗物

　　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孙永刚在《农耕与辽西地区早期国家结构演变》的报告中谈到，夏家店下层文化阶段，旱作农业体系不断完善，农业经济发达。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古代文明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农作物种植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单品种向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多品种种植转变，提高了农业生产总值，减轻了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耕作技术的进步与远距离的交流与互动，促进了农业耕作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及繁复、系统的种植技术进步使生产组织形式得到极大增强，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复杂化发展，推进了辽西地区早期国家结构的演进。

与会嘉宾考察西大梁考古工地

　　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西大梁考古执行领队刘江涛对辽西地区史前考古发现与研究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研究，提出辽西地区是我国考古发掘工作开展最早、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其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开创和引领地位。

西大梁考古队驻地

西大梁考古队驻地

西大梁考古队驻地，种上花草，美化环境

西大梁考古队驻地，小菜园的蔬菜长势很棒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后白满达对大甸子墓地墓葬等级与社会分层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广泛吸纳周邻地区各文化的强势因素使之成为了辽西地区继红山文化之后社会发生质变的重要推动力。

　　加强不同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的互学互鉴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神奇瑰丽的中华文明走过了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流的漫长历程，对不同地区考古学文化开展多角度、多学科综合研究是描绘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生成机制、完美图景的必经之路，也可为北方旱作农业考古学研究提供生动的学术参照。

与会专家学者发言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罗武干分享了对于早期东西方冶金技术交流的思考。他认为，我国早期的原始黄铜合金技术是独立起源的，在大约公元前4000年前，还看不到东西方冶金技术交流的迹象。同时，在自然铜与液态熔融法冶炼铜合金之间，很可能存在一个“块炼铜”（固态还原法冶炼铜合金）的阶段。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晓琨对河北易县北福地遗址的人面陶片进行了深入地分析研究。他认为，年代与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大体相当的北福地遗址的遗迹和遗物显示出与兴隆洼文化之间密切的关系。北福地遗址出土了145件人面纹陶片，研究者多认为是假面面具，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且有明确地层关系的面具。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发现了多件年代早且不同材质的人面像，其佩戴方式可能对北福地为代表的华北区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辽河流域与华北平原的文化互动。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院长徐学琳对唐代龙形象的外来文化因素进行了探析。通过梳理壁画、砖雕、文书中唐代龙形象，他认为，这一时期的龙形象可能受到中亚、西亚翼兽，佛教、祆教中的护法狮子以及古印度地区那伽信仰的影响。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黄富成对郑州商都遗址书院街墓地展开了分析研究。他认为，书院街墓地的“兆域”是目前最早的兆域，对“兆域”起源及中国陵寝制度的发展意义极为重要。墓地祭祀规范、随葬礼器及金玉文化的现象等体现了礼乐文明的形态及神权威仪。书院街墓地阐释了郑州商代王都的关键文化内涵，在夏商文明演进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对探讨早期国家礼乐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国国家博物馆保管部馆员鲍丽娟在《考古学视域下的牙璋作礼》报告中谈到，牙璋作为中国古代独特的玉礼器最早出现在中国北方地区，到商周时期，作为“夏王朝核心礼器”的二里头牙璋已经辐射到中国南方地区，掀起长江上游四川盆地牙璋使用的高峰，这种辐射带动作用甚至越过四川盆地直达越南红河三角洲，或经湖南向福建、广东、香港等地传播。牙璋礼器的广泛传播源于强大夏文明的支撑辐射作用。

　　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袁刚围绕嘎仙洞祝文石刻及其所反映的历史问题进行了交流。他提出，见诸嘎仙洞祝文石刻的“可寒”“可敦”等内容不见于《魏书?礼志》的著录，反映了《魏书》对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删改，这种删改是北魏统治者出于树立其“中华正统”地位的需要而有意为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后石婷婷在《春蒐秋狝 北国野趣——再议“春水”“秋山”玉》的报告中谈到，“春水”“秋山”玉不仅是12世纪左右中国治玉史上的新题材、新样式与新意趣，还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独特生产生活方式、民俗文化面貌的重要物质载体。其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科学发掘的“春水”“秋山”玉和相关文献记载为核心材料，结合古代绘画、雕塑、工艺美术中的有关视觉图像，对“春水”“秋山”玉的形成条件和发展演变进行历史性考察，分析其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内容、样式特征和文化意涵，总结“春水”“秋山”玉的风格走向、文化功能与历史贡献。从民族玉器的视角，说明辽金以来中国多民族文化艺术的共情与互动，和以“春水”“秋山”玉为代表的民族玉器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中发挥的作用。

合影

　　“十载耕耘守初心，一方热土育青苗。”2003年在兴隆沟遗址的考古发掘，打开了敖汉小米八千年的尘封；十年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会议的磨砺创新，见证了旱作农耕文明在华夏大地的传承发展。如今的敖汉满眼苍翠、谷穗飘香，“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不断推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用累累硕果书写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敖汉实践”。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