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志，贵州织金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日本龙谷大学客座研究员，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专家委员会历史学学科委员、《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委员会编委，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常务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常务理事，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湖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西域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吐鲁番学研究》《西域文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等期刊编委。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暨敦煌吐鲁番文书。出版《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周书（修订本）》等著作，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先后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宝钢优秀教师奖、武汉大学杰出教学贡献校长奖、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等多项教学科研奖项。

《唐会要》，作为中国现存第一部断代会要体典章制度专书，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唐史最为重要的基本典籍之一。但自宋代以降，《唐会要》流传仅存抄本，且讹误颇多。刘安志教授在研究沙州都督府建置时间问题时，发现目前使用的中华书局本及上海古籍点校本《唐会要》所谓“永徽二年升沙州为都督府”之记载，与敦煌文献反映出的同时期沙州僚属配置不符。进而揭示出，中华书局本及上海古籍点校本所依据的武英殿本《唐会要》，与四库全书本《唐会要》，在记载沙州升为都督府时间上，存在“永徽”与“永泰”之别。通过仔细比对现存诸多《唐会要》传抄本，并结合大量史实，刘安志教授指出，武英殿本《唐会要》所谓“永徽二年”的记载应是“永泰二年”之讹。以此为出发点，刘安志教授对宋代以来，后世学者对《唐会要》的整理及版本流传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本次讲座，刘安志教授为我们贡献了《唐会要》研究的重要成果。首先，通过多年来对国内外现存《唐会要》抄本的调查，指出目前留存的《唐会要》抄本有16种；其次，通过对现存诸抄本内容的仔细比对，确定《唐会要》抄本存在不同的传抄系统，四库本与武英殿本《唐会要》是由不同人员分别整理，同时四库本与殿本《唐会要》在目录、内容方面，有明显差异，因此四库本与殿本《唐会要》源自不同的底本；再次，通过诸抄本比对，结合《册府元龟》《玉海》等传世文献中辑录的《唐会要》内容及相关史料，辨别出清人在整理《唐会要》的过程中，对《唐会要》的很多内容，诸如时间、人名、地名、刑罚、目录等，存在增、删、改、补，甚至漏抄，进而人为创造出一些“史实”，对当下我们的史学研究造成极大困扰。最后，刘安志教授强调，经清人整理的《唐会要》，与原貌较远，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当慎之又慎”！

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重要载体,敦煌文献作为古籍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第一手资料，承载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所蕴含的思想价值与历史研讨的范本基础，对古籍文献的整理、研究，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路径。刘安志教授关于《重新认识<唐会要>》的报告，不仅为传世文献的整理研究提供了范例，更为当下我们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极具启发意义。

本次讲座内容引起了听众的浓厚兴趣，现场参与的各位专家学者，如杨富学研究员、杨秀清研究员、赵晓星研究员等，就《唐会要》与敦煌民族研究、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等问题，与刘安志教授进行互动交流，实现了通过讲座促进学术交流的目的。

“丝绸之路与敦煌学”系列学术公益讲座，既是敦煌文献研究所定位最高的学术讲座品牌，更是本所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建设敦煌学研究高地”嘱托的实际行动，后续还将邀请更多的国内外知名学者分享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希望大家持续关注！